江口夫妻“合葬墓石刻”被誉为天下第一吻，专家连连称妙叫绝，却

在江口崖墓群那块“秘戏图”被发现的时候，谁都没想到，一块镶在古墓门楣上的石刻，会在千多年后，把考古学者惊得拍案叫绝，把老乡气得扯着嗓子要砸烂。

一边是学者连声说妙，一边是村民大骂伤风败俗；一边是“天下第一吻”的美名传遍全国，一边是“砸了才干净”的吆喝在田间小道上回荡。站在今天往回看，这其实不只是一块石头的命运，它牵扯出来的，是古人对“死与生”的态度、对男女情爱的理解，也照出了我们自己这一代人的观念。

这块石刻，是怎么被发现的，又为什么惹出这么多风波？要讲清楚这事，只能一点点往回拨。

故事要从上世纪四十年代说起。

1941年，正是兵荒马乱的年代。全国战火纷飞，物资匮乏，老百姓操心的是口粮、命，谁还顾得上什么古墓文物？但就是在这种时候，一群人却带着卷尺、罗盘和笔记本，在四川彭山一带的山崖土坡间穿行。他们不是军队，也不是土匪，而是一支名叫“川康古迹考察团”的小分队。

这个团的发起人，是后来被称为“现代考古学之父”的李济。那时候，他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职，一直希望能用科学方法，把中国散落各地的古迹、墓葬，系统地记录、研究下来。国家穷，是事实；战争连年，是现实；但他和一批知识分子心里还拧着一股劲：哪怕是乱世，总得把祖宗留下的东西，尽可能多留下一点。

于是，这支考察团里，出现了几个后来写进教科书的名字：吴金鼎、夏鼐、王介忱……他们远离大城市，在川西一带跑了半年，住破庙、吃草根、睡土炕，翻山越岭地找墓葬、量石刻、记图像。

江口古镇，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点。

说起江口，在当地老一辈人口中，那可不是个普通地方。这座古镇，正好卡在岷江这条“黄金水道”的关键位置。岷江自青藏高原一路南下，穿越成都平原，最后在宜宾汇入长江。水运发达的年代，这条江就是货物通道，也是财富通道。江口就像是锁钥一样的存在。

老话说得形象：“日有行船千百艘，夜有万盏明灯照码头。”昼夜不绝的船只、灯火通明的码头，商贩的吆喝声、船工的号子、酒馆的喧闹……这些东西在几百年的时间里慢慢沉淀下来，就不只是经济繁荣那么简单了，而是成了一种“水路文明”的缩影。

而在这片水运带来的富饶之地，江口人还把另一件事玩出了花样：修墓。

但必须说清楚，这不是简单的“有钱人爱修豪华墓”的那种俗套，而是一整套独特的“向死而生”的文化传统。

在江口附近的山崖之中，散布着数以百计的汉代崖墓。别看是“墓”，那规模、那讲究，放在今天看，简直像是把整座房子搬到了岩壁里。考古学者在调查时，发现这里的崖墓布局，几乎全部模仿当时的地面建筑——

有廊檐，有檐柱，有斗拱，有阑干；
室内有灶台，有桌椅，有柜子，有梳妆台；
甚至连类似“书房”的空间都做出来了。

换句话说，江口人是把“死后世界”当成“人生后半场”的延续来建设的。前半程在江上，在市集，在灯火通明的码头；后半程在山崖里，在石室中，在雕梁画栋的墓室里。

在他们眼里，死不是终结，而是换一种形态继续生活。墓，不是冰冷的洞穴，而是另一处“家”。

这种观念放到今天听着挺“玄”，但对于当时生活在这里的汉人来说，这就是实实在在的信仰与习俗。正是在这种“向死而生”“追求终极幸福”的理念推动下，他们在山崖上开凿墓穴，甚至为整个家族打造“死后合居”的“生命后半程之家”。

考察团来到江口崖墓群时，已经是上世纪四十年代。那会儿，很多墓早被盗，崖壁也有风化，但总体格局还在。考察团前后探明了900多座崖墓，发掘了8处遗址，清理了77座崖墓、2座砖室墓。

就在这些崖墓当中，有一座编号为“砦子山550号墓”的墓葬，安安静静地躺在崖壁之间。谁也没想到，它的门楣上那一块石雕，会后来成为故宫的“镇馆之吻”。

这块石刻，就镶在墓门的第三层门楣位置。按理说，门楣上的东西，往往是象征性的，比如吉祥图案、守护神像、纹饰花草之类。可当考古队把浮土清理到这块石头时，全队人都愣住了。

面前那幅画面，说露骨也行，说大胆也行，总之用一个词概括就是：尺度不小。

这块被后人称作“秘戏图”的石刻，其内容大致是男女情爱的场景，是实打实的“情色”主题。不同的是，它不是庸俗的黄图，也不是单纯挑逗的画面，而是雕刻得相当讲究、相当工整，人物神态、动作细节，都处理得很细腻——这才是让那些“见多识广”的学者都被震住的原因。

他们知道古代有这类题材。汉代画像石、画像砖上，本来就有不少类似的内容，只是大多略为含蓄。可在墓门门楣，放这么一块直接描绘男女交合的石刻，这就太直白了。更何况，这还是一座夫妻合葬墓。

从考古的角度看，这是一件难得的材料：它不仅告诉我们，墓主生前的生活观念、心理期待，也映射出当时社会对“男女之事”的态度。可从另一条路看，这块石刻的存在，很容易撞上道德观念这根“高压线”。

学者们在墓里看得心花怒放，外头的老乡却已经炸了锅。

彼时的江口，并不算偏僻。听说有一伙“大先生”来挖墓，村民们好奇心都被吊起来了。有人骂他们“刨祖坟”，有人又想着“看个热闹”。消息传得快，有人听说“有石刻，有画”，就一窝蜂跑来看。

结果这一看，有人脸红，有人破口大骂。

那年代，受晚清到民国以来“新礼法”和传统伦理一起影响的人很多，特别是在乡村，大部分人的观念依然偏保守。男人可能会悄悄去茶馆听书，或偷看点“闲书”，但公开在众人面前看这种“男女图”，那是要被贴标签的。

更麻烦的是，看热闹的人多了，田地就遭殃了。周边的庄稼地，被人踩得七零八落。地主一看，自己辛辛苦苦的收成被一群“有闲人”踏坏，心头火一下就上来了。

于是，这火就顺势烧到了那块石刻身上。

“什么破石头？伤风败俗！砸了！砸烂了才干净！”

在他们眼里，这石刻与其说是“文物”，不如说是“淫秽东西”。加上还有一些自诩“讲道德”的人跟着起哄，说这东西留着败坏风气，甚至有人把“天理”“因果报应”之类搬出来，发誓要“替天行道”。

那一刻，如果没人拦，这块几千年的石刻，可能真就变成一地碎渣。

考古队的人一下子警觉了。对于当时那支小队来说，他们不仅要对眼前这块石头负责，更要对后世负责。于是，吴金鼎、李济等人紧急商量对策。

砸，是当地人要的结果；
留在原地，风险极大，稍不注意就有人趁乱毁掉；
继续发掘，还会有更多人涌来围观，田地被踩踏的问题也会激化矛盾。

在那种物资匮乏、战火不远的年代，要保护一块石刻，比登山还难。既没完善的法律靠山，也没有警力常驻，更不可能把现场封起来搞成什么“景区”。

最后，他们做了一个在当时看来算是“折中”，但以考古角度看又极其关键的决定：

把这块石刻，从门楣上整块切割下来，运走。

这并不容易。石刻嵌在门楣里，既要保证石刻本身不被破坏，又要不至于把整个墓门弄塌。加上工具有限，只能一点一点切、敲、撬。等到石刻完整取下时，几个人身上早被石粉和汗水糊成一片。

石刻随后被运往当时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库房，也就是如今南京博物院的前身。后来，随着文物统一调配，这件石刻逐渐辗转到了北京，最终成为故宫博物院的一件重要藏品。

几十年后，郭沫若在看到这件石刻时，被它的内容与表达深深吸引，干脆给它起了个极具传播性的名字：“天下第一吻”。名字一传开，这块石刻立刻成了文化界和大众眼中的“热点”。

但名气大了，争议也就随之而来。一件几千年前埋在崖墓里的石雕，被拖到了现代聚光灯下，上面覆盖了各种标签：情色艺术、婚姻观、性文化、道德界限……

可绕来绕去，我们还是得回到那个最根本的问题：为什么汉代的崖墓里，会出现这样的石刻？

要弄懂这点，得先把“神秘滤镜”摘掉。

我们这一代人，常常把“文物”看得过于“高冷”：觉得只要是古人留下来的，就必然是“庄严”“肃穆”“深沉”的，仿佛每一件器物一出土，就应该自动带着某种“圣洁光环”。

但古代人的生活，其实也和今天一样鸡毛蒜皮，也有烟火气。对他们来说，很多东西先是“用”的，其次才会被我们归类为“美”或“文化”。这类“秘戏图”在古代并不是新鲜事，尤其在汉代以后的画像石、画像砖、壁画、陶器、瓷器上，都可以找到类似的内容。

它们当然有情色元素，但更多时候，是载着明确的象征意义存在的：祈求夫妻恩爱、生死与共；祈求多子多孙、香火绵延；祈求家庭和乐、后世兴旺。

我们今天看，一不小心会只盯住“性”的表层，却忽略了在古人理解里，这东西本来就跟“生”高度捆绑。是把“繁衍”“延续”这件事立体化地刻在石头上。

何况，这是一座夫妻合葬墓。

考古学者推断，这块石刻的主题，很可能与墓主人生前关系紧密相关。从石刻内容与位置来看，它既像是一种爱的纪念，也像是他们对“死后仍相守”的期待。对夫妻而言，生时相伴，死后合葬，门楣上再加一块象征“鱼水之欢”的石刻，其实跟在墓中放一些“卧床”“并坐”场景的小俑，是同一条逻辑：把亲密关系雕刻下来，留给“后半程的家”。

我们再把目光拉回当时的社会环境——也就是汉代。

很多人下意识觉得古人“保守”“拘谨”，男女之间隔着十万道规矩。这种印象，在某些朝代没错，尤其是在明清这样礼法高压的时代，可汉代并不是这样。

汉代社会，在“专制之网”的控制力上，远远没有后世那样密不透风。儒家虽然已经入主核心意识形态，但在普通人的生活层面，它并没有完全“覆盖”每一个角落。加上汉代之前经历战国、秦的那股自由粗放劲儿还没彻底散去，人们在情感表达上远比我们刻板印象中要直接。

当时的文献、画像都显示：男女可以在公开场合一起饮宴，可以同车出行，女子单独接待男宾也不是离谱之事；很多妇女改嫁被视为寻常，并不是什么“违背妇道”的大罪。甚至在上层社会，这种事情更频繁。

比如：

史书中记载，汉景帝的皇后王氏，在嫁入皇家之前，就曾经离异，并与前夫育有一女，这在当时并未成为她“身世污点”；
张负的孙女，在记载中前后改嫁六次，在当时也是“家常便饭”，而不是被钉在耻辱柱上的人；
到了三国时代，曹操在遗嘱中还特别嘱咐妻妾：“顾我万年之后，汝曹皆当出嫁。”他的意思很直接：我死之后，你们不要守寡，把自己一生锁死在我的名字上。

这不是说汉代就完全“放飞自我”，而是说明，当时的制度与文化，对男女关系、婚姻再嫁等问题的容忍度，比我们以为的要大。那种“女子终身只从一夫”“守节为荣”的观念，是后来一步步被强化，到了明清才堆到巅峰的。

从这个角度看，在汉代墓葬中出现秘戏图，并不意味着墓主人是“道德败坏”，而更像是他们把“夫妻之爱”当成“值得纪念、值得守护”的人生经验，刻进石头里。

其实，不只汉代。只要专制稍稍松弛，女人不再被严管束，文学作品和民间故事中关于“男女恩爱”的内容就会丰盈起来。比如后世传诵的“王安丰与其妻卿卿我我”的故事，就很典型。

相传王安丰长得俊，性格也率真。他和妻子感情极好，常常手挽着手在街上走，还不时地抱一下、亲一下，引来路人侧目。有人看不惯，说他们当街“轻佻”，有违礼制。这时候，他妻子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大致意思是：

“我亲我爱的人是我夫君，我不跟他卿卿，我还能跟谁卿卿？”

一句话，把很多虚伪的“礼”戳了个透：别人眼里的“轻佻”，在她看来不过是正常的恩爱表达。

回头看江口崖墓的那块石刻，也可以这么理解：那是人家夫妻俩，给自己感情打一块“石头版的纪念章”。只是对我们这些后人来说，看到的第一眼，往往是“艳”，却少有人愿意耐下心去想：这里面到底藏着怎样的生活观。

问题是，这块石刻从一开始就没站在“真空里”。它的命运，落在两头：一头是千年前的汉代崖墓，一头是二十世纪的四川乡村。

我们说回头那天想砸石刻的当地人。

从他们的角度看，这块石刻出现得也挺“不是时候”。

那时候，中国正经历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国家的剧变。一方面，几千年来累积的儒家伦理仍然深深扎根在乡土中；另一方面，近代以来输入的“新礼教”“社会舆论”又给“性”打上了越来越多“羞耻”的标签。

很多人嘴上喊“文明进步”，心里却把“性”的问题越压越深。于是，当他们突然在一座古墓门楣上，看到这么一块石刻——还是当众——立刻的反应就是：这玩意儿不能留，留着误导人。

道德焦虑，很自然就转化成了破坏冲动。

而更戏剧的是，千年以前，汉代人敢光明正大地把“男女之事”刻在墓门上，坦坦荡荡地留给后世；到了几千年后的我们，却连看都不敢看，恨不得连石头一起砸了，好像那样就能证明自己“高尚”。

这中间的反差，说到底，是观念在漫长岁月里发生了扭曲。

汉代人以“生”为尊，把繁衍、情爱、生活的愉悦，视为人生重要部分，敢于刻在石头上带进墓里；后世某些时代则以“禁”为荣，把情欲视为“必须遮蔽”的东西，甚至以对他人生活的审判，证明自己的“清白”。

所以，江口这场“石刻之争”，表面看是老乡与学者的矛盾，实质上是不同价值观、不同历史阶段之间的冲撞。

那块石刻本身，没有对错。给它套上“伤风败俗”和“艺术瑰宝”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帽子的是我们。而决定它是被锤成碎块，还是被抬进博物馆的，也是我们。

如果当年的考古队员，退一步妥协，任由当地“舆论”把它砸了，我们今天就少了一件极为重要的实物证据。我们将更难理解汉代人的生死观、婚姻观和性观念，只能在文献里揣摩，在想象里拼接。

但现实是，它被救下来了，被运到博物馆，也被推到公众眼前。它不再是某座山崖中一块默默风化的门楣装饰，而成了许多人走进故宫时会专门去找的一块石头。

有人站在玻璃柜前，会心一笑；
有人看完转身摇头，说这不雅；
还有人盯着石刻慢慢琢磨，从里面看见了汉代人的某种坦率。

其实，这件事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它逼着我们面对一个问题：我们到底怎么对待古人，怎么对待我们自己的文化？

我们总爱说“古人如何如何保守”“古代如何如何压抑”，可江口崖墓里的那块石刻摆明了在对我们说：至少在某些时代，某些地方，人家过得比我们还鲜活坦荡。

我们又总爱说“文物是瑰宝，要保护”，可一提到具体内容，尤其牵涉到性与情爱的主题时，又有人立刻抬出“道德大旗”，开始划界限。这种矛盾心理，在江口村民的反应里，是直白的；在今天很多人的心里，是隐蔽的。

你说，这是不是某种意义上的讽刺？

那些千年前敢把爱刻进石头的人，已经化作尘土；
那些几十年前想砸石刻的村民，多数也不在人世；
还在的人，是我们。

那这件石刻，留给我们的，其实已经不只是“天下第一吻”的猎奇，而是一个反复追问的问题——

我们愿不愿意，承认自己文化里那些真实的、复杂的、带着情欲与温度的部分？我们愿不愿意，用更松弛、更诚实的心态，去看待古人，也看待自己？

如果只把它当成“拍照打卡的热门展品”，那这块石头不过是个“话题”。但如果愿意在它面前多停一会儿，你会发现：

江口崖墓群那一整套“向死而生”的观念，是把生死看得很大，也把个人的情感看得很重；
汉代人把生活的喜怒哀乐、男女之爱的细节，毫不羞怯地刻入墓室，是在告诉自己和后人：人活着，作为“人”的部分，是无法被抹掉的；
而那场“砸不砸”的争论，也在提醒我们：真正需要被反思的，未必是石刻内容，而是我们自己的心态。

把话题拉回现实一点：你站在今天，怎么看这件石刻？

你可以不喜欢它，可以觉得太露骨，不合自己审美；你也可以偏向村民那边，觉得这东西不适合公开展示；你还可以彻底站在考古学者那边，把它当成理解汉代的一个窗口。

这都没问题。

但也许，最关键的是，不要轻易把观点上升到“它有罪”“它伤风败俗”这种高度。它不过是一块石头，一块记录了古人生活、古人情感、古人观念的石头。

过了这么多年，它很难再伤到谁的“风气”，倒更可能帮我们找到一点早被遗忘的坦诚。

毕竟，汉代人敢刻，江口人敢葬，考古队敢救，郭沫若敢给它起名，我们这代人，总不至于连“看清楚它、讲明白它”的勇气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