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闻一多镌刻的“华罗庚印”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闻一多在西南联大执教时，为纾解生活困难，他自谋生计，挂牌摆摊，刻章治印，贴补家用，留下了“文字是我斗争的武器，刻章刀是我挣钱养家的工具”的铮铮之语。
闻一多自幼喜爱绘画，赴美留学时主攻美术，回国后研究甲骨文、金文与文字训诂，擅长楷隶，治印亦别有风致。1927年5月，他在好友潘光旦家镌刻了一枚“胜残守阙斋藏”的藏书章，并为梁实秋篆刻了“谈言微中”的闲章。初次操刀，即备受友人推崇，从此，闻一多乐此不疲，甚至连自己热爱的绘画与诗歌都搁置一旁。
1938年4月，西南联大在昆明成立。随着抗战不断升级，昆明经济凋敝，货币贬值，物价飞涨。闻一多全家老少八口，开支大，薪水不足以养家，生活捉襟见肘。朋友们便怂恿他以“治印”谋“开源”之道。闻一多觉得篆刻既可增加收入，又不失风雅，于是欣然听从大家的建议——篆刻印章，添补用度。他对夫人高真说：“我还有一双手，别的劳动不会，刻图章的力气还有呀！”
1943年秋，闻一多委托昆明城内青云街、华山南路、正义路上的多家笔墨店，在显眼位置张贴治印启事和润例，并代收印章。自己则备了一张桌子，在街头摆起地摊，镌刻图章。结果，慕名求印的市民接踵而至，络绎不绝。
彼时，为躲避日军的飞机轰炸，同为西南联大教授的闻一多和华罗庚，寄居在昆明北郊距城十几里的陈家营杨家宅院同一屋檐下，隔帘而居（两家当中没有隔墙，仅用一块布帘相隔），虽然生活清苦，然而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他们患难与共，结下了深厚情谊。华罗庚后来曾写下一首七言小诗《挂布》，真实记录了他们两家的那段生活：“挂布分屋共容膝，岂止两家共坎坷。布东考古布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
这期间，闻一多为华罗庚刻制了3枚姓名章，其中一枚“华罗庚印”的印章上，另用刻刀轻浅取势，流畅地刻下了一段边款：“甲申岁晏，为罗庚兄制印，兼为之铭曰：顽石一方，一多所凿。奉贻教授，领薪立约。不算寒伧，也不阔绰。陋于牙章，雅于木戳。若在战前，不值两角。”以谐写庄，幽默风趣，既有印章材质的介绍，又有刻石功用的说明，凸显了闻一多礼轻情重的赤诚之心。
华罗庚收到印章视若珍宝，30多年后仍能完整地背诵印章上的边款铭文。1979年，华罗庚在《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纪念闻一多烈士八十诞辰》一文中深情回忆道：“一多先生治印是为了生计，可是却精工镌刻了图章送给我，这是他的完美的艺术的纪念物，也是他对朋友的真挚情意的宝贵凭证。在几十年迁徙辗转的生涯中，我一直珍藏着它，每当我取出它，就想到一多先生，它上面所凝聚的患难之交的革命情谊，成为鞭策自己不断进步的动力。”
文并供图/周惠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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