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再只说八旗骑射！明清易代真正的胜负手其实是一场火炮军备竞赛

东方九-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供稿

大多数历史课本讲到明清更替，总是把明朝灭亡归结于朝廷腐败、农民起义四起，将清军入关的胜利简单归功于八旗骑兵骁勇善战。

然而，很少有人提及一段被掩盖的史实，明朝最早引进西洋红夷大炮，手握先进火器技术，最终却在火炮军备竞赛当中被原本不懂造炮的后金反超。辽东一隅起家的后金，跳出骑射的传统桎梏，走出一条“骑兵加炮兵”的全新作战道路，靠着重型火炮轰开一座座明朝坚城要塞。战争从来不是单纯谋略与勇气的比拼，武器装备这一物质力量，是王朝兴衰不可忽略的客观基础，明清之间的火炮博弈，恰恰印证了这一道理。

萨尔浒之战，明军十余万大军惨败，此战之后辽东局势急转直下。据石康《明清战争中大炮的使用》一文考证，萨尔浒明军并非没有携带火器，明军主将杜松却将装载火炮的辎重车辆留在浑河北岸，军队渡河之后遭到后金突袭，手中的火器优势完全无法施展清史研究。早期的后金军队擅长旷野野战，却极度畏惧攻城作战。《清太宗实录》记载后金君臣的认知：“野战不如我国，至于城廓，攻之不克而退，反损兵气”。

冷兵器时代，强攻坚城本就是兵家大忌，《孙子兵法》直言“攻城则力屈”，强行攻坚会大量消耗兵力、挫伤军队士气。1626年宁远之战，袁崇焕确立“凭坚城，用大炮一策”的防御思路，把11门西洋红夷大炮安置城头，当八旗士兵蜂拥扑向城墙，城上火炮轮番轰击，史料记载“每炮所中，糜烂可数里”，炮火之下后金攻城部队死伤惨重，努尔哈赤在此役之后不久病逝。宁远一战雄辩证明，城墙与重型火炮结合，完全可以抵消八旗骑兵的野战优势。

宁远惨败之后，皇太极彻底看清现实，仅仅依靠骑射，面对关外星罗棋布的明朝堡垒，后金只会不断碰壁。彼时后金几乎没有成熟的火器体系，《清太宗实录》记载：“先是我国未备火器”，早期从战场上缴获的明军火炮，大多只用作信号信炮，并不懂得用来攻坚破城。想要夺取天下，就必须补齐火炮这块致命短板。皇太极放下族群的固有偏见，重用归降的汉族工匠、炮手，全力仿制西洋红夷大炮。

天聪五年，后金铸造出第一门“天佑助威大将军”红衣大炮，大凌河之战成为后金第一次大规模使用自制重炮攻坚的实战。《清太宗实录》记载：“至红衣大炮，我国创造后，携载攻城自此始。自此凡遇军行，必携红衣大将军炮”。大凌河战场，后金将大炮推至城下抵近射击，昼夜不停轰击城墙与敌楼，城垣炮台接连崩塌，城内粮绝人饥，明将祖大寿最终被迫出降。此役后金缴获大小火炮三千五百门，极大扩充自身火器储备。佟养性向后金朝廷上疏，直言“大炮百位不多，火药数十万犹少”，建议大规模铸造火炮、编练专职炮兵，这套主张被皇太极全盘采纳，乌真超哈，也就是后金第一支专业化炮兵部队就此诞生。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最早接触、引进西洋火炮的明朝，却在火器革新道路上步履蹒跚。晚明徐光启、李之藻、孙元化等人敏锐洞察辽东战局症结，极力主张引进西洋火炮技术，聘请澳门葡籍炮师，铸造新式大炮，训练职业化炮手，以此抵御后金。这套务实的强军方案，却在朝堂遭遇重重阻挠。礼科给事中卢兆龙上疏激烈反对招募外来炮师，据《崇祯长编》记载其奏疏原文：“堂堂天朝，精通火器、能习先臣戚继光之传者，亦自有人，何事外招远夷，贻忧内地，使之窥我虚实，熟我情形，更笑我天朝之无人也”。

理学家刘宗周也上奏，强调治国应当“以仁义为本，以节制为师，不专恃一火器”，把军事技术革新看作旁门左道。朝堂之上的保守官僚甚至抨击徐光启练兵铸炮的构想，指责其“以朝廷数万之金钱，供一己逍遥之儿戏，越俎代庖事小，而误国欺君其罪大”，将军事改革污蔑为大臣谋求私利的手段。1630年，崇祯帝同意澳门派遣两百名士兵、十门大炮赴京助战，却因为广州官员出于贸易私利暗中阻挠，大部分人员在南昌就被遣返回澳门，明朝一次绝佳的技术引进机会就此落空。

除了思想观念的桎梏，明朝僵化的军事制度进一步扼杀火炮战斗力。铸造重型火炮需要高超冶金工艺，维持火炮部队需要巨额经费，炮手必须经过长期专业训练，需要独立的编制保障。但明朝卫所制度腐朽，军队大多临时征调拼凑，无法供养一支长期训练的职业化炮兵。大量火炮铸造完成之后分散到各个城池分兵驻守，战时很难集中火力形成压制。辽东巡抚黎玉田奏疏道出残酷现实：“我之所以制酋者，向惟火器为先，盖因我有而酋无，故足以取胜。后来酋虽有而我独多，犹足以侥幸也。今酋铸百炮而有余，我铸十炮而无力”。曾经属于明朝的火器优势，就这样一点点拱手送人。

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的归降，成为明清火炮力量反转的关键节点。孔有德部原本驻守登州，掌握完整西洋铸炮工艺，麾下拥有受过葡人训练的炮手与大批红夷大炮。兵变失败之后渡海投降后金，皇太极给予极高礼遇，将这支部队编为“天佑军”，归入乌真超哈序列。后金大臣宁完我直言，孔、耿、尚归降乃是“天授皇上，添翼之功”，这批人马让后金完整掌握火炮铸造、操作全套技术体系。大量明军炮手、工匠得到优待，再加上历次战争缴获的海量火器，后金火炮实力实现跨越式增长。

1642年的松锦大战，明清之间决定性的大决战打响，清军调集大批红衣大炮，持续轰击锦州、松山、塔山、杏山各处城垣。据石康《明清战争中大炮的使用》统计，此役清军缴获松山火炮2363门，锦州488门，塔山452门，杏山380门，合计大小火炮3683门，火枪1519支清史研究。城墙在炮火之下不断崩裂，八旗步骑跟随炮火缺口冲入城内，明军关外主力全军覆没，洪承畴被俘投降，关外战略格局彻底逆转。旁观战局的朝鲜也感慨“中朝之运，亦已衰矣”。

火炮的威力并未止步关外。清军入关之后，红衣大炮依旧是攻城拔寨的核心力量。李自成退守潼关，修筑重壕壁垒试图阻挡清军。清军并不贸然强攻，等待炮队抵达之后，以重炮猛轰大顺军阵地，坚固防御工事在炮火下土崩瓦解，潼关失守直接宣告陕西根据地陷落。南下征伐南明的进程中，扬州、江阴、南昌、桂林等城池，几乎全部是在红衣大炮轰击下城墙坍塌之后才被攻破。战争模式彻底改变，不再是冷兵器时代冲锋肉搏定胜负，大规模炮战成为战斗首要环节，长时间炮火对轰之后，步骑兵才发起冲锋，火战配合冲击的新作战模式成型，军队逐步走向步、骑、炮多兵种协同作战。《西法神机》《武备志》等军事著作，也系统记录下火器时代全新战术思想。

同样手握火炮技术，明与清走向截然不同的结局，这不只是技术层面的输赢，更是执政者面对外来技术的态度、制度运转能力的综合比拼。明朝并非看不见火炮的实战价值，宁远之战已经验证大炮的巨大威力，可朝堂之上华夷之辨的偏见、党争内耗、僵化的军事制度，不断消解改革的努力，空有先进器物，却难以转化为稳定的战场战斗力。反观崛起阶段的后金，没有沉重的思想包袱，不拘泥于骑射传统，重用降人、优待工匠，把学习得来的火炮技术快速融入自身军事体系，将骑兵机动优势与火炮攻坚优势结合，完成军事力量的迭代升级。

然而历史充满讽刺，依靠火炮夺取天下的清王朝，在天下安定之后，反而开始限制火器发展。清廷反复宣扬“骑射乃满洲之根本”，为防范汉人反抗，严格约束地方铸炮。康熙时期下旨：“子母炮系八旗火器，各省概造断乎不可”，禁止地方铸造先进火炮；雍正训诫将士“夙重骑射，不可专习鸟枪而废弓矢”。曾经积极吸收外来技术的进取姿态不复存在，火炮技术革新陷入停滞。当欧洲火器工艺持续迭代，清代火炮制造长期停留在明末水平，两百余年没有突破性进步。

回望明清这场被史书叙事淡化的火炮军备竞赛，留给后世深刻启示。武器从来不是简单的器物，它背后是制度、思想、人才体系的综合较量。即便先进技术已经传入本土，如果被保守观念束缚，缺少配套制度承接，再好的利器也挽救危局。一个政权哪怕起点落后，只要放下偏见，主动吸收先进物质文明成果，就能够补齐短板。可一旦取得成就便固步自封，刻意压制技术进步，曾经赖以取胜的优势，终将变成后世沉重枷锁。晚清鸦片战争，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叩开国门，军事上的被动，早在清初限制火器发展的政策之中就埋下伏笔。真正的强大，从来不是一时拥有先进武器，而是始终保有开放学习、持续革新的能力。#头条精选-薪火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