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女性青少年自杀念头增加相关的堕胎禁令

一项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网络开放版》（JAMA Network Open）上的研究表明，州级全面堕胎禁令的实施与女性高中生自杀念头的增加存在关联。研究结果表明，对堕胎护理的严格法律限制可能对受影响地区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这项研究凸显了美国各地重大生殖健康政策变化与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之间的潜在联系。

自杀是美国10至24岁年轻人的主要死因之一。近年来，公共卫生专家越来越多地研究广泛的社会条件和法律政策如何影响心理健康。限制基本医疗服务获取的政策决定往往会让人更加不安，也会削弱一个人对未来生活的掌控感。

2022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对多布斯诉杰克逊妇女健康组织案作出裁决，推翻了宪法对堕胎权的保护。在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之后，多个州迅速通过了全面堕胎禁令，禁止其境内几乎所有堕胎服务。在此裁决之前，公众讨论很少关注生殖限制与青少年自杀风险之间的潜在联系。

“就在多布斯裁决之前，有很多关于推翻罗诉韦德案影响的猜测，但几乎没有人关注自杀风险，”Verge Research创始人兼主任温迪·R·谢尔顿说。她指出，国际观察让研究团队意识到应重点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

“我曾在堕胎非法的其他国家工作过，我知道一些面临意外怀孕的女性会想尽办法终止怀孕，包括冒着生命危险，”谢尔顿解释说。“我也知道年轻人受堕胎限制的打击最严重，年纪轻轻就意外怀孕，打击可能特别大。所以我想探究堕胎限制与年轻人自杀风险或自杀倾向之间是否存在联系。”

女性青少年在面对生殖保健法律变化时往往尤其脆弱。与年长成年人相比，年轻女性在寻求医疗服务时面临显著的经济、出行和社会方面的障碍。此外，青少年时期经历意外怀孕会极大地改变年轻人未来的教育、经济和社会走向。

“青少年基本上被排除在关于堕胎禁令后果的研究和公共讨论之外，”谢尔顿指出。“年轻人在获得堕胎服务方面面临特殊障碍，包括经济限制、出行困难以及需要父母参与的规定。然而，我们对这些障碍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仍然知之甚少。”

青春期是一个关键的发展阶段，其特征是情绪更容易波动，对外界压力也更敏感。公众对法律限制的认知可能在青少年中引发痛苦、焦虑或无助感。即使对于目前未怀孕的青少年，觉得自己失去了生育自主权也可能作为一种慢性心理压力，影响心理健康。

为了考察这些法律变化可能如何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研究人员分析了青少年危险行为调查的数据。该调查由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管理，通过标准化匿名问卷收集全国高中生健康行为数据。科学家们考察了四个不同时间点收集的调查数据：2017年、2019年、2021年和2023年。

最终数据集包括15个州9至12年级的338,324名公立高中学生。其中169,967名为女性，总体年龄中位数为16岁。约10%的总样本住在2022年最高法院裁决后实施全面堕胎禁令的州。

研究人员根据法律环境将各州分为两个不同的组别。数据集中的五个州，包括阿肯色州、密苏里州、俄克拉荷马州、田纳西州和德克萨斯州，在2023年调查之前的12个月内实施了全面堕胎禁令。数据集中的另外十个州在研究期间未实施全面禁令，被用作基线对照组，包括马里兰州、密歇根州、内华达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等州。

为了评估心理健康的变化，作者测量了两个具体结果：自杀意念和自杀未遂。自杀意念定义为学生报告在过去12个月内曾认真考虑过自杀或制定过详细的自杀计划。自杀未遂定义为报告一次或多次实际自杀尝试，或报告因自杀尝试导致受伤或过量服药而需要医疗救治的情况。

作者采用了一种称为双重差分分析的统计技术。该方法比较受政策变化影响的群体与未受影响的对照组在结果上随时间的变化。通过使用这种方法，科学家可以将政策实施的特定效果与全国范围内青少年心理健康趋势的更大范围变化区分开来。

统计模型对学生个体特征进行了校正，包括种族、族裔和学校年级。研究人员还将每个调查年份各州的COVID-19死亡率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以考虑可能影响心理健康的疫情严重程度差异。此外，作者分析了男性高中学生的数据作为次要对照组，因为男性青少年并不直接受到针对个人妊娠选择所设法律限制的约束。

统计分析显示，在实施全面堕胎禁令后，心理健康趋势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在2022年之前，后来实施禁令的州的女性学生与未实施禁令的州（以下简称“非禁令州”）的女性学生表现出相似的心理健康趋势。在2023年政策变化之后，禁令州女性学生报告自杀意念的比例从33%上升到34%，而非禁令州的这一比例从33%下降到29%。

在应用了全面的统计控制后，双重差分模型显示，在经统计调整后，全面堕胎禁令与女高中生自杀意念上升4.3个百分点存在关联。这一差异具有统计学显著性，表明这种规律不太可能出于偶然。数学模型证实，在政策实施之前，两组州在政策前的趋势是一致的。

对于女学生的自杀未遂情况，在未做统计调整的情况下，实施禁令的州这一比例从2021年的15%上升到2023年的18%，而在未实施禁令的州则相对持平，约为11%。经调整的统计模型表明，与未实施禁令的州相比，实施禁令的州女学生的自杀未遂率上升了3.2个百分点，不过这一估计的精确度相对较低。相比之下，男学生在法律变化后，其自杀意念或自杀未遂均未出现统计学显著的变化。

“主要的结论是，堕胎禁令的影响可能远远超出能否堕胎这件事本身，”谢尔顿说。“我们发现，在全面实施堕胎禁令的州，女高中生的自杀念头与未实施禁令的州的女学生相比，高出约4个百分点。我们在男学生中没有发现类似的变化。我们也看到了类似幅度的自杀未遂增加，尽管那些估计不够精确。”

谢尔顿对这些心理模式在人群中出现的速度之快表示惊讶。“让我惊讶的是，实施禁令的州女学生自杀意念上升幅度这么大，而且禁令生效后出现得这么快，”谢尔顿对PsyPost说。“与这些州男学生的对比也很突出。我们没有在男性中看到意念或未遂方面类似的变化，这让关于女学生的研究结果更加令人担忧。”

在阅读这些结论时，应牢记一些方法论因素。青少年风险行为调查收集的是横断面数据，也就是说，每一轮调查都是由不同的学生群体来填写的。由于研究人员无法随时间追踪个别学生，这项研究无法直接衡量某个学生的心理健康在政策变化前后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研究设计也意味着，无法直接确定报告有自杀念头的个体，其背后的动机。“我们的研究目的不是要弄清楚自杀意念为什么增加。可能有多种因素在起作用，而这些因素可能因年轻人不同的生活经历而异，”谢尔顿解释道。

“我们也不知道报告有自杀念头的学生是否亲身经历过意外怀孕或曾经寻求过堕胎，”谢尔顿补充道。“因为我们在人群层面上观察到了增加，这些政策很可能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影响着年轻人，而不仅仅是那些亲身需要堕胎服务的人。”

在各参与地区，数据的获取也带来了额外挑战。自杀未遂问题的应答率低于自杀意念问题的应答率，这降低了统计精度。此外，各人受到政策影响的时间并不完全一致，因为一些学生在回答问卷时处于全面堕胎禁令下的时间比其他学生更长。

调查样本仅限于就读公立高中的青少年，这意味着这些发现可能不一定适用于在家上学的学生、私立学校学生或已离开学校的青年。颁布全面堕胎禁令的州在更广泛的政治或社会氛围上也可能与非禁令州不同，而研究的人口统计学控制变量并未涵盖这些因素。谢尔顿指出，“我们的研究无法确切告诉我们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但它表明我们需要认真对待这些政策对心理健康的潜在影响，尤其是对年轻人而言。”

为了解决这些未解问题，作者正在进行进一步研究，以了解受影响青年的直接经历。“我们的下一个优先事项是理解是什么驱动了这种关系，”谢尔顿解释道。“作为第一步，我们正与‘青年倡导者’组织合作，在禁令州与有怀孕可能的年轻人举办研讨会。我们希望直接听取他们的意见，了解这些政策如何影响他们社区的心理健康，以及他们认为什么样的支持最管用。”

研究人员希望用这些来自社区的见解来搭建实用的支持体系。Sheldon说：“最终，我们希望开发和评估一项由年轻人自己设计、面向年轻人的干预方案，在全面禁止堕胎的地区，帮助应对自杀倾向问题。我们还在研究全面禁止堕胎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是否跟种族、年龄或其他特征有关。我们还在继续分析CDC青少年风险行为调查的数据，也在寻找合作机会，好让我们能用其他数据来源来研究这些问题。”

Sheldon强调，今后在更广泛的政策评估中，让青少年发声很重要。Sheldon表示：“我希望这些发现能鼓励研究人员、政策制定者、临床医生、教育工作者和家庭更认真地倾听年轻人的声音，在制定堕胎政策、评估政策后果时，把他们的心理健康考虑进去。”

这项研究题为“州级全面禁止堕胎后的青少年自杀倾向”，作者是Wendy R. Sheldon、Rayan Ouaddi、Nicole Chen和Jason M. Lin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