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厂里待岗了，媳妇没闹，只问了一句：你妈那边要不要打个电话

通知是上午十点发到手里的。A4纸，薄薄一张，右下角盖着厂里的红章，人事科的小刘把纸张递过来的时候没敢看我的眼睛，只说了一句：“周主任，您签个字。”

我没签。我先把那张纸看了一遍。

“因公司经营调整，自2024年6月1日起，您进入待岗状态，待岗期间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80%发放生活费，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待岗期限暂定六个月，期满视公司经营情况另行安排……”

我算了算，最低工资2320，百分之八十，一千八百五十六。我干了二十八年，从车工学徒干到机加工车间主任，每个月到手九千四，三十八度的高温天钻在铁皮棚子里调机床，全年无休，攒了二十八年工龄。

一千八百五十六。

下午我没回车间。车间已经停了，从三个月前开始停的，订单跟不上，锻件积压在库里，工人们从轮流上班变成隔天上班，再变成一周来两天。

我坐在办公室把那包红塔山抽掉了半包，烟灰缸满得溢出来，小刘推门进来两次，没说话，把一摞待岗通知单放在我桌上。

上面有名字。陈德海、王长军、刘国柱、赵立平。

我们车间一共三十七个人，除了我，还有四个管事的——两个组长、一个质检、一个安全员，他们也有。剩下三十二个人倒没有，他们是“停工待岗”，差别在纸上，不在嘴上。

厂里给的说法是干部层先带头，普通工人后续再看，实际上大家都明白，工人不用看，工人走的是裁员的道，干部走的是待岗的道，一个难看，一个好过点，都不好受。

我没签，把那张通知折起来装进兜里，骑着电动车回了家。

晚饭是小米粥，炒了盘豆角，我媳妇拌了根黄瓜。她叫王桂芬，在超市收银，一天站八个小时，腰不好，站着的时候总拿手撑着柜台的边，她不知道我看见过。她看我这钟点回来，也没问，端了碗，把电视打开，调到中央三台。

“签了没有？”她问我，声音跟电视里的歌混在一起，听不太清。

“明天再说。”

“你明天还得去厂里？”

“去。”

我扒了半碗粥，电话响了。是我妈，我没接。我妈住在城西老房，今年七十六，前年中过一回风，半边身子不利索，走道得拄拐。我没告诉她要待岗这回事。

她要是知道，她得从三个月前来想，她就会发现她儿子这三个月其实一直坐在办公室里没事干，下班还照常带二两猪头肉回去。

我爹死得早，厂里分的房子，我妈住了四十年，一年一回暖气费，都是我交的。

我媳妇搁下筷子，把电视声调小了，问我：“你妈给你打的？”

“嗯。”

“你咋不接？”

“不想说。”

她把那根黄瓜推到我这边，说：“你吃快点，吃了陪我去趟超市，今天排骨促销。”

我说好。

在超市里我没碰见熟人。王桂芬拉着我一排一排转，转到冷柜，拿了两盒排骨放车里，又转回去拿了一盒，嘴里嘟囔着说给你闺女留着，周六她回来。

我闺女在省城，去年毕业，在一家装修公司做设计，工资四千五，房租一千八，剩的钱不够她自己吃饭，每个月还得让我媳妇贴。她不知道她爸要待岗了，这事我没打算跟她说。她妈也不同意说。

我们排队结账的时候我看见前面站着一个老头，穿一件退了色的蓝工装，手里攥着一张一百的，收银员说一百零四块五，他愣在那，两只眼睛盯着收银屏。

“四块五嘛，要不拿掉一样东西。”收银员说，已经去抓他袋子里那瓶调味汁了。

老头没让，掏了五块硬币，又摸出四张一块的纸票，反复数了两遍，才递过去。

我媳妇没看那老头。她在看她手机，大概是拼多多，瞎逛。她向来不看这些，不评价，不心疼，她说心疼不过来。

结完账出来，她说：“你那张通知书呢？”

“在兜里。”

“给我看看。”

我在路灯底下掏出来给她。她看了大概有一分钟，没说话，把那张纸叠好，还给我：“多少钱？”

“一千八百五十六。”

她掂了掂手里的排骨：“那明天还是该给你妈打个电话。你不打，她心慌。”

她没说不签，也没说签。她只说了我妈。

这就是我媳妇，王桂芬，超市收银员，一个月工资三千一。她说的每一句话都不重，但都有分量。

第二天我还是去了厂里。厂子大门开着，门口的铁栅栏上锈迹斑驳，“国营江州锻压机械厂”那几个字掉了一半颜色，市改制革了二十多年，早不是国营了，但人都喊老厂。

进去之后我才发现，待岗的不光我们车间，冲压、焊接、热处理、机修、后勤，全厂三百多号人，一大半都收到了那张纸。

人事科的负责人姓姜，五十多岁，秃顶，说话的时候拿手来回搓着额头，像要搓下来什么东西。我进去的时候，他正把一摞文件往柜子里塞。

“老周，来了。”他站起来，从抽屉里摸出一盒中华烟，抽出一根递过来，“你也别多想，这是全厂统一动作，不是针对你们车间。”

我接过烟，没点：“老姜，我就问一个问题。”

“你说。”

“待岗的条件，我认。厂里没活，这是实情。可程序上是不是该有个说法？开会、公开告知、征求意见，这些都没有，你一个人一个电话就把我副主任给待岗了，这合理吗？”

老姜把中华烟搁在桌上，拿食指敲了敲烟盒：“老周，你是懂法的人，我不跟你绕弯子。待岗这事，法律有规定，企业确实有这个自主权，但程序也不能省。不过现在厂里的情况你也看见了，快倒了的厂，你还要求我跟开人民代表大会一样，挨个报批？”

“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你不签？”他看着我，“你不签，你让别人怎么签？”

我没说话。

他拿起那根烟点了，吸了一口，朝着天花板吐：“这样，你先回去，把通知拿上，别急着签。我跟上面汇报一下，看能不能给你争取一下，按照百分之百开。”

我说行。出了门，我把那根中华塞进兜里，没抽。

我回车间转了一圈。车间里灯全灭了，机床停了整整三个月，地上积了一层灰，墙角堆着没发运的锻件，用防雨布苫着。我的工具箱还开着，上面搁着一副线手套，是两年前闺女给我买的，新春款，大红色，印着一只老虎，我说难看不要，她非要我戴。

我拿起来，翻过来看了看掌心的位置，那道破口还挂在虎口那块，是去年夏天抬钢板的时候划的。我把它叠好，放进衣服兜里。

手机响了，是我闺女。我没接，等它响完了，我给回了条微信：“开会。”

“哦，那你忙。”

晚上回到家的时候，我妈坐我屋里。她拄着拐来的，出入是我侄媳妇送来的，距离三公里，把我家钥匙从裤腰带上解下来，开了门，坐在客厅那等我，电视没开，水杯空着。

“妈，你咋来了？”

她没接话，抬头看看我，眼睛不大，眼白混浊，看着我看了很久：“我听小翠说了。”

小翠是我嫂子。

“说啥了？”

“说你要下岗了。”她顿了顿，“不是，说你要待岗了。”

我没搭腔。我媳妇从里屋走出来，端了水，给她妈倒了杯茶。

我妈把手里的拐杖往地上一杵：“你爹当年厂子里停产，也是待岗。待岗了两年，第三年才恢复上班的。你那阵才四岁，”她拿手比了比，“到我腰这，天天站在门口等你爹下班。”

我爹下班回来就喝酒，喝的是散装高粱酒，一碗一口，喝完眯着眼睛看我半天，也不说话。我爹不是个话多的人。

我妈又说：“你爹那时候一个月拿三十二块钱，你哥你姐你三个人，一顿饭就一个菜，你饿得天天啃凉水泡饭。”

她说到这，停住了，看着我。

“妈跟你说，钱少点没事，人不能垮。你爹那两年在家没闲着，把后院的架子上种满了黄瓜和豆角，秋天下来，腌了三大缸，咱们一冬天都吃那个。钱是外人，人是你自己的。”

她就说了这一句，没再说多的。我媳妇把茶递过去，她接过来喝了一口，放下，拄着拐颤颤地站起来，说：“行了，我回了，你们早点睡。”我嫂子在外面按了两下喇叭。

我送她到门口，她要拐出去了，又转过来：“你那手套还留着呢？”

“嗯。”

“那就是个手套，旧了就扔，别省着。”

人人都知道，那不是省。

第二天下午，老姜给我打电话，说厂办的贺总找我。我到了贺总的办公室。贺总叫贺建国，五十二岁，大专学历，从车间主任干上来的，有一回开大会，他把厂里新买的笔记本电脑摔在地上，说这玩意是拿来装样子的，谁干实事谁就不稀罕这玩意。后来被总公司点名批评了，笔记本也不是他的。

他桌上摆着一个保温杯，不锈钢的，外面磨得发白，里面泡着枸杞。他见我进来，没起立，指了指椅子：“老周，坐。”

我坐了。

“你那个事，我看了。厂里困难你也知道，咱们都是老工友，我不瞒你，这回是清了全厂中层，不止你一个。但你有资历，有技术，咱们厂以后翻身还得靠你这样的老骨干撑着，所以我让老姜给你划到‘重点保留’名单里。”

我愣了一下：“什么重点保留？”

“就是说，你不算完全待岗，是‘暂缓定岗’，工资按原标准的百分八十发，其他的你该拿还拿，社保厂里交着，半年以后你回来上班。”

“百分八十？还是待岗，换个叫法？”

“叫法不一样，性质就不一样。”贺建国拿保温杯盖碰了碰桌子，“你先回去，考虑考虑。”

“贺总，我想问一下——”

“你问。”

“我可以不签吗？”我说，“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在厂里干了二十八年，我就想问一句，我不签，行不行？”

贺建国看了我一眼，隔着杯沿。他笑了：“老周，你这话问得跟我闺女一样。她在学校也这样问老师，老师能说不行吗？不能，但你不签，你也就没班上。咱们厂现在总共就三台机子在转，车间里现在连灰都没人扫。你告诉我，你不签，你回来干什么？站着看机器？”

我没说话。

“签了吧，老周。六十岁之前，你我还得处。”

我站起来，把那张A4纸从兜里掏出来，平放在他桌上。

“贺总，我二十八年没欠过厂里一个螺丝。今天这字我先不签了，我回去再想想。”

他看着我：“那你还得按时来考勤。”

“我知道。”

出了厂门，我骑电动车往回走。路过人民桥头的时候，我看见王家媳妇在那摆摊，卖鞋垫，一块五一双，摆了一地。她男人王长军是我们车间的，四十岁，干电焊的，这回也待岗了。他蹲在那帮他媳妇码货，我没停，过去了。

到了家，我媳妇正蹲在院子里择豆角。她看我回来了，没问结果，只说：“你妈早上送了两根黄瓜过来，后院自己种的。”

我蹲下来，把那根黄瓜拿起来，上面还带着土，掐了掐蒂，皮都老了。我在裤腿上蹭了蹭，咬了一口。

“怎么处理的？”她问。

“没签。”

她没再说话。她把豆角择完，站起来，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沉默了几秒，说：“那下个月房贷怎么办？咱们还有七千三。”

我说我知道。

我进了里屋，翻开抽屉，底下压着一张存折，写了我的名字，密码是闺女生日。我翻开看了一眼，里面还有四万二。这四万二本来是留给我爹修坟的，我爹坟头塌了一角，我妈催了我两年了，一直没动。

我把存折合上，塞回抽屉，又把那张待岗通知从兜里掏出来，四折，打开了，又折上，放进了工具箱里那个红色手套旁边。

手套是我闺女买的，通知是厂里发的，两样东西挨着，放在那个我从2006年用到现在、没有锁的工具箱里。

周一早上，我还是去了厂里，没签字。也没有人找我。车间里三个机子在转，我走到我的工位，把那副红色手套从兜里掏出来戴上了。虎口那道口子还在，磨着新皮，磨得有点疼。

我拧开了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