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四点的水果批发市场,一只只装满果子的纸箱码得比人还高,堵在档口前头,像一堵墙。王建国蹲在那堵墙底下,手里攥着半根烟,烟灰积了老长一截,没弹。
他眼前那片空地,一溜排开七八辆6米8的厢式货车,全是从四川拉过来的爱媛。车窗玻璃上贴着产地直发,红底白字,看着喜庆。可车下的老板们一个个绷着脸,没一个笑得出来。
他拍着身边那只纸箱,里头的果子是昨天下午到的,娇黄娇黄,摸着光滑,香气扑鼻。“产地八九毛,带箱带筐,上车。到了这儿卖两块五,”他算了算,利润其实不错,运费、代销、场地费刨掉,一箱还能落个十来块。搁以前,这生意做梦都笑。
可问题出在“卖”字上。
市场里如今爱媛多得什么似的。他抬头扫了一眼,光是这排档口,至少堆了一万箱。一箱十斤,就是十万斤,堆在那里像一座不会融化的黄雪山。
昨天他排了半天队,才轮到自己的货开箱验货。买主蹲在地上,手伸进箱子翻了翻,抓起一只果子掂了掂,说果皮有点皱,水分上来了,转身走了。连价都没问。
王建国把烟头摁灭在鞋底,站起来,朝着过道吆了一嗓子:“爱媛,好货,两块五——”声音在空旷的棚子里弹了一下,没惊起任何波澜,像石头扔进干涸的河床。
从早上四点到上午九点,五个小时,他卖出去87箱。这数字听着不算太难看,可他那一车装了500箱。
做生意的人算账都是实打实的。前面那100箱,赚是赚的,一箱毛利三十来块,能落下三千多。可从第101箱开始,就是另一回事了。
地头上的货要结钱,车费要结钱,冷库的租金一天天烧着,卖一箱亏一箱。他掰着指头算过,按现在的速度,这500箱货得卖上五天才清得完,到那会儿果子怕是已经开始烂了,档口租金加车费加损耗,亏出去的可能就是大几千。
“前100箱是赚钱的,”他跟旁边档口的老刘说,“后面400箱,那是要跪着求人买的。”
老刘没接话,只是苦笑,指了指自己那堆货:“我这儿更惨,600箱,今天才走40箱。”
王建国蹲回箱子旁边,给手机里的老客户挨个打电话。打第一个的时候他声音还正常:“李姐,今儿的爱媛到了,新鲜,真甜,自家吃的我给你留几箱。”
李姐说家里还有,下回吧。第二个电话是王老板,以前一下拿五十箱的土货贩子,接电话倒是快:“小王啊,你那儿两块五?隔壁早市都报两块二了,我图你啥?”第三个电话响了三声被摁掉,再打过去就是正在通话中。
太阳一点点升起来,棚子里光线越来越亮,也越来越闷。下午一点,市场里进的人少了一半。对面档口一个女人扯着嗓子在喊:“爱媛十块钱四斤!十块钱四斤!”
王建国听见了,手指头紧了紧,那个价格算下来每斤两块五,跟他喊的价一模一样。但他说不出口那个“四斤”。他的货在产地是挑了上好的果,八十克打底的,包装纸箱还是加厚的,成本就比人家贵了两毛钱。他在心里跟自己较劲,这口气要是松了,以后就别再做水果生意了。
可较劲儿归较劲儿,账是天天在变的。
下午四点,一个广西口音的老板模人转了两圈,停在王建国车前,拿起一个果子剥开尝了尝,嚼了两下,眉头皱了皱:“这果淡了。”
王建国心一沉,他知道这事,产地这几天连续下雨,果子的甜度上不去,前两天到的货还好,后头的果口感是差了些。他又尝了一个,确实,淡。
广西人放下手里的果皮:“两块,这一整车我全要了。”王建国站在原地,没说话。500箱,两块一斤,一箱十斤,那算下来是亏的。可要是再熬两天,果皮水分就蒸发了,果子开始发软,到时候别说两块,一块五都难卖。
他蹲下去,又点了根烟,周围很安静,只剩隔壁档口那种“十块钱四斤”的喇叭声一遍一遍地响。
“四块二,我贴你运费。”他说。
广西人摇头:“市场里两块二的货多的是,你这果还淡。”说完就转身走了。王建国看着那人走到对面,蹲在老刘的档口前,跟老刘比划了几句。老刘看了他一眼,然后把头低下去,像是在点头。
那一瞬间,王建国觉得自己浑身都在冒火。他和老刘是同一个镇子出来的,当年一起出来跑市场的时候说好了各自分货卖,不互相压价。但这话在市场面前,也就是句好听的话罢了。
天色暗下来的时候,他老婆打来电话,问晚上回不回去吃饭。他说不回了,车还没走完。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然后说:“那你自己吃点好的。”他嗯了一声,挂了电话。
他蹲在车边,看着那些箱子,箱子上印着“四川爱媛”,箱子底下垫着隔板,隔板下面是他从老家带来的铺盖卷。这些年,他跟着季节跑,五六月去广东收荔枝,七八月到西北拉哈密瓜,十月回来做柑橘,一年到头在路上的日子比在家的多。
累是真累,但以前总有个盼头——果子收得好,价钱卖得上,一年下来能攒下不少。这两年行情说变就变,产地丰产,市场饱和,中间商一个比一个敢砸价。
他想起去年这个时候,他在同一个市场,那一车爱媛三天就卖完了。今年呢,三天过去,他还在第一车货上耗着。五千多块钱的成本还没收回来,家里两个孩子一个上了初中,一个念小学,都是要花钱的时候。他老婆在镇上超市做收银员,一个月两千七,指着他的收入贴补家用。
想到这儿,他站起来,又朝着过道喊了一声:“爱媛!好货!便宜卖了——”声音比早上大,但尾音有点发哑。过道里稀稀拉拉走过几个人,有人在箱子前停下来,他赶紧迎上去,弯腰打开一箱,把表面的果子一一摆好,露出一排圆润明亮的柑皮。
买主蹲下来,拿了一个,摸来摸去,又放下,又拿了一个,最后问:“多少钱一件?”他说,二十二。买主说,贵了,旁边都十五了。他说那是小果,我这都是大果。买主放下果子,走了。
晚上八点,市场里灯全亮了。王建国守着那几百箱货,像守着一座不发火的火山。他给地头的搭档打了个电话,说货走得慢,得停两天再发。搭档说,你再不来,下一批果就要熟了掉地上了。他没接话,挂了电话。
后来他又蹲回那箱没卖出去的货跟前,从里头拿了一个爱媛,在裤腿上擦了擦,剥开。果子是好的,皮薄,肉嫩,汁水也足,就是不够甜。他咬了一口,酸倒了牙。
那天夜里他没有走。车子他没锁,就躺在驾驶室里,身边的手机屏幕时不时亮一下,是几个同行群里在发消息:有人说自己的货又倒掉了一车,有人说摊子前摆了三天没人问。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安慰。
凌晨一点,一个年轻男人踩着拖鞋晃过来,手里拿着手电筒,往车斗里照了照:“哥,你这爱媛咋卖?”王建国从驾驶室里坐起来,本能地报了一个价,又补了一句:“你要是真心要,我给你算便宜点,一箱十五。”
年轻人想了想:“十块钱一箱,我拉十箱走。”
王建国坐在驾驶座上,看了他好一会儿。夜风从车缝里灌进来,他肩膀上搭着旧棉袄,一句话也没说。最后他点了点头。
年轻人掏出一张皱巴巴的一百块,又摸了五十块零钱,递给他。王建国接过来,缩起手指数了两遍,抬头说:“年轻人,以后水果这东西,别学我,闷头往死里赌。”年轻人没听明白,哼了一声,搬了十箱货走了。
他靠在车门上,望着那人骑车拖着一堆箱子拐出市场大门。手机又响了,是他老婆发来的微信:“你那边还好吗?”他盯着那句话看了很久,屏幕的光照着他的脸,他打了两个字:“还行。”想了想,又删掉了。
凌晨的市场慢慢安静下来,只剩下零星几盏灯还亮着。他看了看剩下的货——还有383箱,安静地堆在光秃秃的平台上,像一列不知要开到哪儿去的旧车厢。
他关上车门,在驾驶座上躺好,眼睛睁着,听着风从货箱缝隙里穿过的声音。
他不知道明天能卖多少箱,只知道后天还得起来,把车发动,开到那个位置,继续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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