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家印被曝新巨额支出，向哈佛捐了12亿港元，还购入13亿元的名画

2026年10月22日，恒大清盘人发布第二份进展报告。截至9月底，清盘人从恒大体系内累计变现34.22亿港元。而债权人申报的债权总额，是3600亿港元。

回收率不到1%。

就在这份报告里，清盘人翻出了两笔他们“看不懂”的支出。一笔，2013年和2016年以恒大地产名义，向哈佛大学捐赠约12亿港元。

另一笔，2016年3月起的18个月里，一家附属公司买了110件艺术品，毕加索、莫奈、安迪·沃霍尔，全是真迹，总成本约13亿港元。

两笔加起来，25亿港元。清盘人在报告里写了一句非常克制的话：无法确认如此巨额款项存在明确的商业理由，公司似乎并未从这些付款中获得任何利益。

“看不懂”三个字，放在一份法律报告里，已经是很重的判断了。但把这两笔钱的时间线、流向和恒大当时的处境摆在一起，不需要任何额外推测，事情本身就足够清楚。

先说哈佛这笔钱。

2013年签约，2016年第二笔。恒大拿到的是“冠名权”，在哈佛设立了一个恒大冠名的研究中心。

清盘人追查这笔钱的时候，态度很明确：没有清晰的商业回报，恒大似乎什么也没拿到。

但有一条时间线，清盘人没有写进报告，公众却不会忽略。许家印的次子许腾鹤，毕业于哈佛大学。

公开资料显示，许腾鹤回国之后直接被当作接班人培养，2016年出任恒大珠三角公司董事长，手握全国拿地权限，后来调任恒大财富总经理，掌管数百亿理财资金池。

2023年9月，他比父亲更早被带走调查。2026年8月20日，恒大系列案一审宣判，许家印被判无期徒刑，父子三人全部获刑。

外界一直有一种猜测：这笔捐款，是在给子孙铺路。

哈佛曾被曝存在一个“Z名单”，专门为成绩不达标但家庭有巨额捐赠背景的申请者准备，入选等同于录取，每年大约50到60人，相关家庭的捐款从100万美元到数百万美元不等。

这个猜测没有被官方证实，清盘人也没有把它写进报告。但“无法确认商业理由”和“次子正好哈佛毕业”这两件事摆在一起，不需要谁来下结论。

一个父亲，在企业负债已经高企的那些年里，拿出12亿港元捐给一所美国大学，换回来一个冠名研究中心，和一个说不清楚的“回报”。清盘人看不懂的东西，普通人反而看得懂。

我认为，这笔捐款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是不是为了儿子上学”。

在于它揭示了一种非常具体的决策逻辑：当一个人掌控的资源远远超出了他需要承担的责任边界时，他的支出就不再受任何商业纪律的约束了。

12亿港元，没有对价，没有回报，没有说得通的商业理由，但它可以发生，因为它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

恒大是上市公司，这笔钱名义上是公司的支出，但决策权在一个人手里。

清盘人今天翻账本翻到这一笔，觉得“看不懂”，恰恰说明当年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没有人被要求让它变得“看得懂”。

再说买画这笔钱。

从2016年3月起的约18个月里，恒大一家离岸附属公司分批购入了110件艺术品，包括毕加索、莫奈、安迪·沃霍尔等人的真迹，总成本约13亿港元。110件里，95件购自香港同一家经销商。

清盘人自己说，不确定恒大为什么买这么多、这么贵。唯一能确认的是，部分作品原本摆在恒大总部的一所“会所”里展示。

等清盘人接管的时候，剩下的画被胡乱堆在香港原总部的一间储物室里，没有恒温恒湿，没有专业包装，就这么仓促地塞在一起。

一个真正懂收藏的人，不会在18个月里从同一个卖家手里扫110件货。一个真正做投资的人，也不会在买进之后眼看着它们浮亏。

目前清盘人接管的107件艺术品，已经通过苏富比卖出去96件，净收回2.25亿港元。整体浮亏超过10亿港元。

这不是收藏，也不是投资。这是花钱本身。 2016年前后，恒大在干什么？

花125亿港元买下香港美国万通大厦，改名中国恒大中心；耗资360多亿元介入“宝万之争”；启动回归A股上市计划。

买画只是那几年“狂飙突进”里一个不起眼的注脚。区别在于，买楼、买地、搞足球，至少还能讲出一个“商业逻辑”。买110幅西方名画堆在储物室里，连清盘人都找不到词替它圆。

我认为，这13亿港元的名画，比12亿的哈佛捐款更能说明问题。 捐款至少还有一个“冠名研究中心”的说法可以摆在台面上。

名画连一个说得过去的用途都没有。它们被买进来，短暂地挂在会所里，然后就被遗忘在储物间里，直到清盘人推开门，发现莫奈和毕加索跟杂物堆在一起。

这笔钱花出去的那一刻，没有任何人需要为它的去向负责。 它不是投资失误，不是经营不善，它是一种彻底的、毫无约束的支出行为。

把这两笔钱放回恒大的整体账本里，对比会更清楚。

清盘人目前变现了34.22亿港元。债权人申报了3600亿港元。清盘人自己说，从内地子公司追回资产的可能性“被认为十分渺茫”。

恒大在内地的3000家实体中，超过650家已进入破产管理程序。清盘人计划在2027年上半年首次支付中期分配款，但具体的清偿比率至今未定。

而就在同一个时间线上，许家印和前妻丁玉梅在恒大2009年上市至2022年间，合计分得红利超过500亿元人民币。

通过红筹架构，这些分红层层上划，最终留存在二人实际控制的离岸账户里。

2020年4月、6月、10月，许家印集中转出40亿、50亿、30亿，仅这三次就高达120亿港元，转给了长期旅居英国的老友张松桥。

清盘人今天在追的，是这些钱。哈佛的12亿，名画的13亿，离岸账户里的分红，转给老友的186亿。

每一笔追索都面临执行难题，清盘人自己承认，全面掌握许家印及夏海钧所持资产“遇到重大障碍”。

我不认为这件事应该被简单读成“许家印挥霍无度”。挥霍是一个道德判断，而清盘人报告提供的是一个结构性的证据：

在一个缺乏有效约束的决策体系里，巨额资金可以以“冠名权”“会所展示”“老友周转”等各种名义流出，而没有任何一道内部或外部机制在它们流出之前问一句“为什么”。

12亿捐给哈佛的时候，没有人问。13亿买画的时候，没有人问。120亿转给张传桥的时候，也没有人问。

等到清盘人翻开账本，能做的只剩下追讨和变现，而追讨的效率，远远赶不上当年花出去的速度。

25亿港元，对于3600亿的债务来说，不是一个能改变结局的数字。但它是一个能说明问题的数字。

它说明的不是“许家印很有钱所以随便花”，恰恰相反，它说明的是，在一个最终欠下3600亿的体系里，钱在流出去的时候，是没有人在看着的。

清盘人那句“无法确认存在明确的商业理由”，是对一个时代的判决。

那个时代里，花25亿不需要理由，而还3600亿，需要每一个债权人在清盘报告前面，等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确定的清偿比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