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秋,辽宁抚顺工程处卫生所,王耀宗刚放下手里的拔牙器械,保卫科人员便走到门口,请他去谈话。这个平日里少言寡语的“老医生”,脸色瞬间变了。
他没有立刻反抗,只问了一句:“找我有什么事?”
对方没有回答,只把一摞材料放在桌上。那里面,有伪满时期的档案、旧照片,也有黑龙江当地群众和知情人的证词。王耀宗低头看了很久,手指不自觉地发抖。
此人真实姓名叫王天仕,早年活动于黑龙江木兰、通河一带。抗日战争时期,他曾以算命先生、江湖道人等身份作掩护,为日军特务机关搜集情报,诱捕抗日人员。
1937年前后,抗联侦查员于三、徐子香等人曾在木兰地区活动。王天仕借街头摆摊接近目标,以看相算命为由套取情况。人员被捕后,很快遭到日军杀害。表面看,他只是一个不起眼的江湖术士,实际上却是日军手里的眼线。
更令人发指的是,他并非被迫卷入,而是主动寻找门路。据相关材料记载,他曾向日方表示,做特务“有前途”。这句话,说明他的选择并不是一时糊涂,而是经过盘算后的投靠。
1940年冬,抗日武装人员杜连荣在通河一带活动。日军多次搜捕未果,王天仕便换上黑袍,装成道人进入村屯。他观察了几天,摸清杜连荣的藏身处,随后带着伪警将人抓走。
审讯并没有止于盘问。杜连荣遭受了严重酷刑,最终被杀害。王天仕在其中扮演的,不只是带路者,更是直接参与者。对他而言,伤害抗日人员已经成了邀功求赏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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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投降后,伪满政权迅速瓦解,许多伪警、特务四处逃散。王天仕没有马上离开东北,而是改名为王耀宗,伪造经历,寻找新的依靠。后来,他又投靠国民党,被安排进入青年军第二〇七师,担任情报方面的职务。
这段经历很有迷惑性。他换了制服,也换了说辞,却没有改变自己的本质。日军失败了,他便寻找国民党;国民党在东北战场失势,他又准备换一条路继续藏下去。
1948年辽沈战役期间,国民党军在东北的防线接连崩溃。沈阳解放后,王天仕脱去军装,携带药箱,以军医身份混入收容和改编队伍。他懂一些包扎、消毒和中医术语,平时又故意表现得谨慎沉稳,因此没有立即引起怀疑。
有意思的是,他并不是靠高明医术蒙混过关,而是靠“少说话、少出头”维持假身份。进入抚顺工程处后,他每天按时到卫生所,擦拭器械,给工人处理小伤,遇到矛盾便退让几步。时间一久,周围人便认定他是个性情温和的老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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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身份可以伪装,过去却不会凭空消失。
根据材料记载,1951年秋,一封匿名举报信送到工程处保卫部门,内容只有一句:王耀宗不是医生,而是曾替日军做事的杀人凶手。起初,工作人员并未仅凭一封信下结论,而是从档案、口供和当地走访入手,逐项核对。
木兰、通河一带的旧档案被重新调取,知情人员也被找到。有人认出了他的相貌,有人说出了他当年使用过的化名,还有人记得那些被捕人员的下落。几条线索合在一起,王耀宗的假身份终于被撕开。
审讯中,他起初沉默不语。办案人员念到杜连荣等人的遭遇时,他只说了一句:“我错了。”但当被问及为何投敌,他又把责任推给“命令”和“任务”。
这种辩解并没有改变案件性质。材料显示,他不仅参与抓捕抗日人员,还曾协助日军搜捕群众和地方干部。对于一个主动投靠、长期充当帮凶的人来说,所谓服从命令,不能抹去具体行为,更不能替受害者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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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原标题写作“1950年伏法”,但现有叙述中的调查、审判和执行时间均指向1951年。材料记载,王天仕于1951年10月15日清晨在抚顺北郊被执行死刑。这个时间差异,应当以档案记录为准,不能混作一谈。
在案件处理过程中,曾有工人当面对他说:“你不是医生,是刽子手。”这句话并不复杂,却点出了他的两张面孔:白大褂只是后来披上的外衣,真正决定其罪责的,是他在日伪时期留下的血债。
王天仕案之所以受到重视,不只因为他曾替日军办事,还因为他在政权更替后多次改名换姓,先后混入不同队伍,甚至进入基层医疗岗位。案件调查由此提醒办案人员,不能只看一个人的现有身份,也要核查其过往经历、社会关系与历史档案。
一封举报信,牵出一段被掩藏多年的罪行;一份旧档案,让“王耀宗”重新变回王天仕。1951年10月15日,枪声结束了他的逃亡,也使这桩长期潜伏的汉奸、特务案件有了明确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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