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1年秋，北京中南海，刚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不久的马寅初，见到了毛泽东。此时的北大正在调整办学方向，怎样把这所老校办出新气象，成了摆在马寅初面前的难题。
马寅初没有绕弯子，直接提出请求：“主席要支持我的工作。”毛泽东问他需要什么支持。马寅初回答，希望自己邀请有关领导到北大讲课时，能够得到批准，不要因为身份和事务繁忙而被拒绝。
这个要求看似简单，实际并不轻。新中国成立初期，各项事业百废待兴，中央领导人的日程极其紧张。马寅初要请的，也不是普通报告人，而是周恩来、薄一波、南汉宸等熟悉经济、政治和国家建设的干部。
毛泽东听完，爽快地说：“这个好办。我给你一把尚方宝剑。”一句玩笑话，既表达了支持，也等于给了马寅初办学所需要的权威背书。
马寅初之所以敢这样开口，与他的性格和经历分不开。他出生于1882年，早年就读北洋大学，后赴美国留学，在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校研习经济学。1915年回国后，他先后在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交通大学等校任教，长期关注经济、教育与国家财政。
他还曾给蒋介石讲过课，却没有因此成为蒋介石的追随者。抗战时期，马寅初批评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政策，拒绝以学术声望换取官职。1940年，他因发表批评言论被捕，直到1942年才获释。
真正让许多人记住他的，是1947年的一次演讲。南京发生学生请愿遭军警镇压的“五二〇惨案”后，上海教育界举行声援活动。马寅初准备前往南京发表演讲，明知有人威胁，仍留下遗嘱后成行。
走进会场时，他注意到有人形迹可疑，却没有退缩。站上讲台后，他直截了当地说：“我知道有人带着武器来，但我不怕。”随后，他批评内战政策和专制作风，现场掌声持续不断。
这种敢于直言的作风，也延续到了北大校长任上。马寅初常自称“兄弟”，说话朴实，却有很强的原则性。他明白，大学不能只靠校长个人努力，更需要让师生接触真实的国家问题，听到来自实践一线的声音。
毛泽东的支持，很快变成了北大的实际资源。周恩来为师生讲国家建设，薄一波谈财经工作，南汉宸介绍金融事务。这些报告并非空泛说教，而是把新政权面临的财政、工业、教育等问题摆到了学生面前。
有意思的是，马寅初并不满足于把报告会办成热闹场面。他要求学生带着问题听讲，要求教师结合本学科进行讨论。北大由此形成了重视现实、联系实际的办学风气，这正是他理解的“一流学府”。
1951年国庆观礼时，马寅初还与毛泽东谈到北京大学红楼。毛泽东问红楼是否保存完好，马寅初回答基本依旧。北京大学后来迁往燕园，红楼却留在原址。1954年，马寅初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整修红楼、设立纪念机构的建议，得到代表支持。
这段交往并非只有赞许。进入五十年代中期，马寅初开始系统研究人口问题。他在浙江等地调查后认为，人口增长过快可能影响积累、就业和教育资源，于1955年提出节制生育、提高人口质量的主张，后来形成“新人口论”。
1957年，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听取马寅初发言，对人口问题表示可以研究、试验。马寅初受到鼓励后，曾作出过于绝对的推算，也说过一些不够严谨的话。毛泽东提醒他，人口问题要从实际出发，不能只靠夸张数字制造压力。
两人的分歧，没有停留在私人关系层面。马寅初后来公开检讨自己的部分说法，但仍坚持学术研究应当允许讨论。对他而言，毛泽东可以支持他的工作，也可以指出他的不足；校长的职责，则是让北大保持独立思考和求真问学的传统。
马寅初晚年疾病缠身，仍坚持读书和写作。1982年5月10日，他在北京逝世，享年百岁。《新人口论》《经济学概论》等著作，记录了一个经济学者从教育救国、经济建设到人口研究的长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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