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张燕军 刘玉珺：一朵棉花，如何塑造了印度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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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燕军 刘玉珺

编辑| 张兴媚

审核|杨春雪 朱依林

内容提要

古印度人是最早的棉花种植者，古印度也因此成为棉纺织业的发源地。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 英国逐步构建起由自身主导的棉花帝国。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印度沦为英国棉纺织工业的销售市场，其传统家庭手工棉纺织业遭到沉重打击。自19世纪中期起，现代棉纺织业在西印度地区兴起，并逐渐成为印度民族资本的主要投资领域，棉纺织资本家和纺织工人这两个新兴阶层随之诞生，印度民族主义也在此基础上兴起。作为印度民族主义的经济内容，“棉花民族主义”始于斯瓦德西运动，成型于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它唤醒了印度民众的民族意识，对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及民族独立起到了重要作用。莫迪政府的上台，代表着印度民族主义向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流变。莫迪版本的“棉花民族主义”，在推动“印度制造”“自力更生印度”战略的同时，在对外方面表现出更加强烈的对抗性，因而，研究这种变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棉花 棉花民族主义 甘地 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莫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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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棉花作为一种消费品和全球性商品， 深刻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与美洲印第安人相似，古代印度也培植了多种重要农作物， 其中尤以棉花最具世界影响。早在约7000年前，缔造古印度文明的达罗毗荼人（Dravidian peoples）就已掌握了植棉、纺纱和织布技术，同时，他们还使用茜草、蓝草(即蓝靛) 等植物染料对衣物和布料进行染色。这些技术与印度地理位置相结合， 使印度在18世纪前一直是世界棉花种植、加工和贸易的中心。而伴随着古代印度洋贸易和丝绸之路的发展， 在公元10世纪前后，起源于印度的棉花种植和加工技术已传播至整个亚洲和东地中海地区。公元15世纪末，瓦斯科·达·伽马 (Vasco da Gama) 成功开辟通往印度的新航路后，印度的植棉和加工技术传入欧洲，与此同时，欧洲与印度之间的棉花直接贸易也由此开始。

此后，气候不适宜种植棉花的欧洲通过殖民扩张，构建了一个遍及全球的“棉花帝国” ( Empire of Cotton )。棉花这种被古印度人称为“白金”的农作物将世界联结在一起， 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特别是经济体系和殖民体系的重要基础。18世纪后，英国建立并主导了全球性的棉花生产和贸易网络。凭借工业革命中的颠覆性技术创新，英国对近代印度棉花产业形成了“降维” 式打击， 近乎摧毁了这一原本具有优势且极为重要的产业。正如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所指出的：“不列颠入侵者打碎了印度的手织机，毁掉了它的手纺车。英国起先是把印度的棉织品挤出了欧洲市场，然后是向印度斯坦输入棉纱，最后就使英国棉织品泛滥于这个棉织品的故乡……不列颠的蒸汽机和科学在印度斯坦全境彻底摧毁了农业和制造业的结合。”由此，英国一方面摧毁了古代印度社会重要的经济基础，使其被动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但另一方面，英国与印度在棉花产业上的矛盾， 也成为近代印度民族主义产生的重要背景，“棉花民族主义”（Cotton Nationalism）由此发端。进入21世纪后，随着印度民族主义向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流变，莫迪版本的 “棉花民族主义”更富对抗性和挑衅性，“棉花之路”（Cotton Route）也成为莫迪政府对外战略的代表之一。

一、棉花与近代印度民族主义的产生

在新航路开辟后, 物美价廉的印度棉纺织品大量涌入英国市场, 对英国传统毛纺织业形成了极大冲击。为维护既得利益, 英国势力强大的毛纺织业者要求政府对印度棉布实施进口限制。这一方面为英国棉纺织业发展赢得了喘息之机；另一方面，跨大西洋 “三角贸易” ( Triangle Trade ) 的需求也促使英国通过技术革新改变棉纺织品市场的世界格局。到18世纪，棉花已取代蔗糖成为 “三角贸易” 的核心商品。事实上，许多在加勒比海地区种植园辛勤劳作、种植棉花的奴隶，是欧洲各东印度公司用从印度各地收购后运往西非的棉布交换而来，这种交易在那个时代长期持续。 在此背景下，英国棉纺织行业相继发生一系列重要的技术变革。与此同时，东印度公司也加紧了对印度的殖民入侵。1849年2月，高夫（Gough）勋爵统帅的英国军队在古吉拉特（ Gujrat）战役中以轻微的代价击败了舍尔 · 辛格（Sher Singh）指挥的锡克教卡尔萨王朝（Khalsa）的军队。同年3月，英国宣布吞并旁遮普, 完成了对印度全境的征服。此后, 英国棉纺织品大量涌入印度市场, 沉重打击了印度的手工棉纺织业，也动摇了印度农业社会存在的经济基础。在外来刺激下，印度本土机械化纺织企业于19世纪中期开始出现。随着印度民族资本主义在以棉纺织业为中心的轻工业部门的发展，现代纺织工人和纺织资本家两大新兴阶层随之诞生，棉花也由此成为印度民族主义产生的温床。

（一）

棉纺织行业的技术变革

英国与印度在18世纪的经济关系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印度日益加剧的经济掠夺。以罗伯特·克莱武（Robert Clive）统治下的孟加拉省为例, 他建立并管理了七年的孟加拉省, 无异于一个强盗政权, 克莱武的唯一目的,就是对其理应治理的区域极尽压榨。二是在英印贸易中， 印度处于出超地位, 而印度出口英国的最重要的商品便是棉纺织品。为减少印度棉纺织品进口，英国议会先后于1700年、1720年通过《禁止进口棉织物法案》和《禁止使用棉织物法》。与此同时，为满足英国社会对棉纺织品的需求, 英国本土掀起投资棉纺织业的热潮, 因此也成为英国工业革命的起点。

究其本质, 棉花生产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棉花加工主要分为三个步骤：去籽、纺纱和织布。在现代纺织机械出现之前, 上述每一环节都需要耗费大量人力，其中又以去籽为最。诞生于17世纪初的英国棉纺织业之所以在工业革命前不敌印度，一方面是因为英国劳动力成本过高。如图1所示，17-18世纪，按当时汇率折算, 英国工人的工资水平位居世界前列。另一方面, 印度有着巨大的人口优势, 工资水平与同时期的英国相差悬殊。以1775年为例，英国工人日收入近12克白银，而在六个国家中收入最低的印度工人仅有不足2克白银。由于棉纺织品在当时深受英国各阶层欢迎, 为促进这个新兴工业部门的发展, 英国棉纺织业进行技术变革势在必行。棉纺织业的技术变革引领了英国工业革命，而工业革命中涌现的棉纺织技术创新绝大部分也诞生于英国。工业化的核心在于一系列技术发明的应用，其中包括约翰·凯伊（John Kay）的飞梭(1733 年)、约翰·怀亚特（John Wyatt） 和路易斯·保罗（Lewis Paul）的滚轴纺纱机 (1738年)、詹姆斯·哈格里夫斯（James Hargreaves）的珍妮纺纱机（1765 年；1770年获专利）、理查德·阿克莱特 (Richard Arkwright) 的水力纺纱机（1767年； 1769年获专利）、塞缪尔·克朗普顿 (Samuel Crompton) 的走锭纺纱机（1779 年），以及埃德蒙德·卡特赖特（Edmund Cartwright）的水力织布机（17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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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织布和纺纱技术的交替进步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棉纺织产业链的其他环节也相继实现机械化，轧棉机、梳棉机、卷线机、净棉机、漂白机、整染机、印花机等先后问世, 使整个棉纺织产业链都实现了机械化。而詹姆斯·瓦特 (James Watt) 对蒸汽机的改良使其实现真正实用化，为英国棉纺织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原动力”。在此背景下，英国虽非产棉国，却一跃成为世界棉纺织业中心。英国棉纺织全产业链的机械化、工厂化产生了巨大影响, 其中最明显的变化是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升。而同一时期, 印度和中国的乡村纺织业仍停留在手工阶段，这种差距使英国在工业革命后得以轻易地摧毁两国的手工棉纺织业。18世纪的印度，纺纱工人加工100磅原棉需耗费5万小时；而在1790年的英国，纺纱工人使用配备100支纱锭的 “骡机”，仅需1000小时就能纺出相同数量的纱线；到1795年，凭借水力纺纱机，英国纺纱工人将时间缩短至300小时；1825年以后，借助罗伯特的 “自动骡机”，所需时间被进一步压缩至135小时。短短30年间，劳动生产率提升了约370 倍，彼时英国的劳动力成本已远低于印度。英国与其他地区在棉纺织业领域的差距，还直观体现在机械化织布机的数量上。19世纪中叶，英国使用的棉纺织机械化织布机的数量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二；50年后，英国所占份额虽有所下降，但仍多达三分之一，其余份额被欧洲和美国瓜分。在这种形势下, 棉纱及棉纺织产品在英国出口中的比重从1774年的2%骤升至1820年的62%。

（二）

手工棉纺织业的衰落与近代印度民族主义的产生

18世纪，为保护本国的毛纺织业，英国、法国、普鲁士、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国家都颁布了禁止进口印度棉纺织品的法令，以此遏制对印度棉纺织品的社会需求。但英国本土棉纺织业却由此兴起，并引领了世界工业化进程。这不仅促成英国作为新棉花帝国的崛起，还摧毁了印度手工棉纺织业，为近代印度民族主义的兴起奠定了重要的社会基础。

1.新棉花帝国的兴起与印度手工棉纺织业的衰落

印度是传统时代世界棉纺织业的中心, 英国则是现代世界棉花帝国的构建者，二者地位的转换以印度手工棉纺织业的衰落为前提。事实上，直至工业革命前夕，英国乃至欧洲的棉纺织业都非常弱小, 生产能力完全无法与印度匹敌。以18世纪中叶的国际标准衡量, 当时英国棉纺织业规模并不大, 棉纱年均产量仅300万磅；法国是当时欧洲另一棉纺织业强国，棉纱年产量与英国大致相当。但若与同期孟加拉棉纺织业的生产规模相比，英法两国的产量均显得微不足道——彼时孟加拉棉纱年产量约8500万磅。棉纺织业的技术变革引领了英国工业革命, 棉纺织业也成为英国早期工业化的核心产业，生产效率相较印度的手工棉纺织业得到极大提升。这使英国机织棉布相较印度棉布具备显著的成本和价格优势, 并造成两个后果：一是印度棉纺织品对英国的出口日益萎缩。如图2 所示，在1828-1857年间, 在英属印度主要出口构成中，唯有棉纺织品出口占比持续走低。二是英国机织棉布占领了印度市场, 对印度手工棉纺织业形成毁灭性打击。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指出，（印度）棉纺织制造品出口或许在1789年达到顶峰, 根据达特提供的数据, 即便在“1813年，加尔各答也向伦敦出口了价值200万英镑的棉织品。然而， 到了1830年, 加尔各答却进口了价值200万英镑的英国制成品。印度首次进口英国棉线是在1823年，到1824年该进口量达到121000 磅；1828年这个数字达到了400万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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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初的几十年中, 英国征服了印度几乎所有在经济上具有重要价值的地区。英国棉纺织品如潮水般涌入，给印度传统手工棉纺织行业带来极大威胁，导致印度家庭手工业的破产和棉纺织工人的大量失业。历史学家提尔坦卡·罗伊（Tirthankar Roy）总结道：“无可否认的经验证据表明, 手工纺纱者群体大规模放弃了纺纱，仅这一因素就可能造成400万至500万人的失业。”其他历史学家认为，1830年至 1860 年间制造业受到的打击仅在印度就造成200万至600万人失去全职工作。印度传统的纺织工业中心达卡、穆尔希达巴德等城市因此人口锐减，陷入萧条。在沦为欧洲殖民地之前, 莫卧儿帝国统治下的印度拥有较其他国家规模更大的工业, 是前殖民时代重要的工业品出口国，但英国殖民者的入侵摧毁了印度的大部分工业。在以棉纺织品为代表的英国工业制成品大量输入、严重摧残印度手工业的同时, 柴明达尔制 (Zamindar System, 即包税制) 的推行则极大地加重了农民负担，导致农业经济走向崩溃。借此，英国完成了马克思所说的在印度的“破坏性使命”，即对印度传统文明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施以结构性打击。

在殖民统治给印度带来贫困和破坏的同时，英国也不自觉地承担起了建设的使命, 它对印度历史最深远的影响之一, 便是启动了印度的近代工业化进程。到了1836年，（英国）机械化棉纺织工厂的生产效率已今非昔比, 所产机纺棉纱价格低廉，可以轻松地将世界任何地方生产的手纺纱挤出市场。 至19世纪中叶，即便在类似印度这类以劳动力工资水平极低著称的经济体中,也开始出现了机械化纺织厂。与英国相似,印度近代工业化同样发端于棉纺织业。一方面源于印度悠久的棉纺织业传统，另一方面则得益于印度适宜棉花种植的气候，使其有着稳定的原棉供应。因此，在传统手工棉纺织业被英国摧毁后, 印度近代棉纺织工业于19世纪中期兴起。印度现代棉纺织企业于19世纪50年代首先出现在孟买, 由 C. N. 达瓦尔 (C. N. Davar) 创办, 比日本早20年，比中国早40年。其生产以纺织粗纱为主, 主要供应印度本土、中国和日本，出口量占总产量的一半。此后，印度棉纺织业迅速发展, 成为印度最重要的工业部门, 孟买也成为印度的棉纺织业中心。这一趋势突出表现为：1870-1909年间, 印度棉纺织品出口稳步增长 (如表 1 所示)。1883-1913年间, 印度棉纺厂的纱锭总数从200万增加到680万，织机数量从 1.6万台增加到10万台，孟买仍然是印度棉纺织工业的中心。1913年, 孟买棉纺厂数量仅占印度全国的31%, 却拥有44% 的纱锭和47%的织机，且雇用了印度棉纺业25万名工人中的42%。印度棉纺织业的特点是民族资本占优势，但机器设备严重依赖英国，这使其发展受英国资本制约。也正因如此，印度纺织资本家和纺织工人阶层在反对英国殖民统治方面具有共同利益，棉纺织行业由此成为印度民族主义诞生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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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现代棉纺织业的兴起与印度民族主义的诞生

众所周知，印度历史有着悠久的分裂传统, 这导致其直至近代都未能产生对民族国家的抽象忠诚。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印度民族主义的诞生与印度作为现代国家的出现，均与英国有着莫大关联一一正是英国在南亚的殖民扩张，明确了印度的国家意识与国家边界。关于印度民族主义的起源， 存在诸多不同说法，包括英国殖民遗产说、西式教育起源说、启蒙运动说、 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说等, 这些起源说都与英国对印度的殖民人侵和殖民统治有着密切联系。但是, 很少有人注意到棉花与近代印度民族主义起源之间的内在联系。事实上，一方面，印度传统手工棉纺织业深受英国打击；另一方面, 在英国棉纺织技术革新环境中发展起来的现代棉纺织业, 又奠定了印度民族主义诞生的阶级基础。孟加拉和孟买地区成为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中心绝非偶然。孟加拉地区历史上长期是印度手工棉纺织业的中心, 其中心城市达卡更有着 “印度的曼彻斯特” 之称。但工业革命后, 英国机织棉纺织品的大量输入, 沉重打击了孟加拉地区的手工棉纺织业。1813-1833年，是标志着孟加拉庞大的家织棉布工业衰落的20年，上百万印度男女由于机器占据了半个世界而失业。孟买则是印度历史上除孟加拉之外的另一个棉纺织业生产与贸易中心，英国殖民者到来后, 它又成为英国对印度进行殖民扩张和经济掠夺的桥头堡，其传统手工棉纺织业也与孟加拉一样受到严重冲击。以孟买东北部的贝拉尔地区为例，在19世纪70年代末的饥荒中，一位记者指出：“如果贝拉尔是一个独立的地区，依靠自己的资源，有可能这里根本就不会出现饥荒。”高价使许多农民和农业劳动者无法获得食物，在1900年饥荒期间，贝拉尔约有8.5%的人口死亡，而死亡人数最多的地区是从事棉花生产最专业的地区。没有土地的农业工人和纺织工受灾尤为严重，“因为他们不仅要为粮食支付更多的费用，而且他们的工资也因其他地区工人的竞争而减少”。1851年以后, 孟买进一步发展为印度现代棉纺织业的中心, 也是棉纺织民族资本家和现代纺织工人的聚集地。

英国棉纺织制成品大量输入引发社会经济剧烈变动，因此孟加拉和孟买成为印度民族主义的诞生地。印度早期民族主义的代表人物大多出生并活跃于这两个地区。孟加拉地区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包括: 有“近代印度之父” 之称的罗姆莫罕·罗易 (Rammohan Roy, 1772-1833)、青年孟加拉派领导人亨利·狄洛吉奥 (Henry Derozio, 1809-1831)。在他们的影响下，近代印度的启蒙思想团体——青年孟加拉派于19世纪30年代逐步形成；1851年, 印度最早的民族主义组织——“英属印度协会”在加尔各答成立, 英属印度孟加拉也由此成为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早期中心。

与孟加拉地区的民族启蒙运动相比, 作为印度现代棉纺织业中心的孟买则以经济民族主义为主，达达拜・瑙罗吉（Dadabhai Naoroji, 1825-1917）领导的青年孟买派是其主要代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瑙罗吉本人就是一名棉花贸易商人。他在著作《印度的贫困和非英国式统治》 中指出, 由于财富持续流向英国, 印度日益贫穷, 这即瑙罗吉的 “排水理论”（Drain Theory），后被称为 “财富外流论”（Drainage of Wealth）。瑙罗吉的这种观点在印度引起极大反响, 之后的印度国大党领导人戈帕尔·克里什纳·戈卡尔 （Gopal Krishna Gokhale）和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的思想都深受其影响。青年孟买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是罗姆·克里希那·维斯瓦纳特（Rom Krishna Viswanath），他将经济发展提升至事关印度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青年孟加拉派和青年孟买派的活动, 代表了印度民族主义的早期阶段; 而在下一阶段, 棉花将成为印度民族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象征, “棉花民族主义” 也将正式登上印度历史舞台。

二、“棉花民族主义”

与现代印度民族解放运动

“棉花民族主义”是甘地用以推进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指导思想，它以19世纪中期以来印度现代棉纺织业的发展为基础, 对外反对英国殖民剥削, 对内坚持以家庭手工棉纺织业为重要内容的小农经济模式, 其本质属于印度民族主义的经济内容, 也是20世纪东方民族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抵制英国棉纺织品为重要内容的斯瓦德西运动 (Swadeshi) 构成了 “棉花民族主义” 的雏形；在之后甘地发起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中, 手纺车 (Charkha) 和 “卡迪” (Khadi, 印度土布) 成为国大党和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标志，“棉花民族主义”正式形成。“棉花民族主义”唤醒了印度民众的民族意识，对于扩大民族主义运动的社会基础、推动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发展及实现印度独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

达尔豪西伯爵、印度民族大起义与印度民族主义的演变

1847年, 达尔豪西伯爵 (Earl of Dalhousie) 出任英国驻印度总督 (1847-1856年在任)。他上任后，利用一切手段夺取领土，以满足英国的利益需求。在吞并旁遮普、完成对印度全境的征服后，为进一步将印度打造成英国棉纺织工业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达尔豪西先后兼并了贝拉尔 (Berar)、奥德 (Oudh) 等土邦——前者是印度最优质的原棉产地，而以勒克瑙 ( Lucknow ) 为首府的奥德土邦, 因地处恒河平原中心、人口众多且物产富饶，成为英国觊觎已久的棉纺织品销售市场。东印度公司对具有战略和经济意义的土邦的兼并，以及随后的经济掠夺和以棉纺织品为主的商品倾销， 引发了上至土邦王公、下至普通织工等印度社会各阶层的不满。经济矛盾与政治矛盾的交织，最终导致 1857 年印度民族大起义爆发。

大起义的导火索是东印度公司对詹西 ( Jhansi ) 土邦的兼并。1853年, 詹西王公甘加达尔·拉奥(Gangadhar Rao)死后无子嗣，东印度公司试图根据 “绝嗣丧权原则” 兼并詹西土邦。甘加达尔 · 拉奥的养子纳纳 · 沙希布 (Nana Sahib ) 向达尔豪西伯爵请求得到其养父的年金——10万英镑，却遭到拒绝。纳纳 · 沙希布表面接受了这一现实，但不久后便向 “英国走狗们” (English Dogs) 发起报复。纳纳·沙希布与詹西女王(Rani of Jhansi)成为起义的领导人。为平息印度民众的不满，在镇压民族大起义后，英国政府宣布终止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统治。

达尔豪西伯爵对印度的统治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他兼并土邦的举措奠定了印度作为现代集权国家的基础，其划分的行政区划至今仍在沿用。在1855年达尔豪西离开印度后, 他推行的现代化、兼并旁遮普和缅甸南部 (Lower Burma)，以及王国统一政策的综合冲击，为他赢得了 “印度民族主义之父”的称号。但另一方面，达尔豪西的做法也激化了英国与印度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1857-1859年间爆发的民族大起义对印度民族主义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它使印度民族主义从孟加拉地区的思想启蒙、孟买地区的经济民族主义, 过渡到全国性的政治民族主义阶段。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认为，“民族” 本质上是一种现代的（Modern）想象形式——它源于人类意识在步入现代性（Modernity）过程中的一次深刻变化。达尔豪西伯爵的举措与民族大起义共同推动了印度向现代性的过渡, 即从王朝国家到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在民族大起义爆发前, 由于印度历史上的分裂传统, 印度从未形成过统一的国家观念; 但民族大起义后, 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意识开始在印度出现。因此, 这次起义也被称为“第一次印度独立战争”（First War for Indian Independence）。此后，以1858年通过的《印度政府改进法案》(Act for the Better Government of India ) 和1861年通过的《印度参事会法》(Indian Councils Act) 为基础，英国开始对印度进行直接统治。

英属印度的殖民历史，使得蜕变后的印度民族主义既有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一面，同时也受到西方资本的制约，这也是殖民地民族主义的共同特点。具体表现在, 印度民族主义既有追求民族独立和复兴的一面, 也存在政治上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这与印度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环境密切相关。以印度棉纺织业为例, 尽管在该部门中民族资本占优势，且生产能力超越中国和日本，位居亚洲首位，但它在生产设备方面严重依赖英国。与此同时，印度仍是英国棉纺织品最重要的海外市场, 这既决定了英国不会放弃对印度棉纺织业的钳制, 也决定了印度棉纺织业民族资本家的两面性，这也验证了马克思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的经典论断。

在包括以上影响在内的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 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突破地域限制，地方性民族主义组织纷纷建立。在省一级，此前已经在马德拉斯和孟买出现了 “管区协会” (Presidency Associations); 此外, 在加尔各答还出现了 “英属印度协会” (British Indian Association), 其较为年轻和激进的成员还发起成立了 “印度协会” (Indian Association), 之后这一团体在建立“国民大会”(National Congress) 方面表现得尤为积极。印度民族资产阶级虽然对英国垄断资本存在依附性，但两者的利益冲突又使它们之间的矛盾具有不可调和性; 而英属印度殖民政府为维护英国垄断资本利益而采取的行政干预，进一步加剧了两者间的冲突。在采用机器生产后, 印度棉纺织业重新获得了竞争优势。印度棉纺织业之所以能经受住英国同行的激烈竞争，关键在于其形成了一种优势，即专门生产廉价的灰布。印度短绒棉品质优良, 可采用不熟练劳动力实现低成本生产，且印度劳动力充足，可以通过轮班制来充分发挥进口机器的效能，此外，印度纺纱厂与织布厂多为一个整体, 而这种模式在英国纺织业中并不存在, 使得印度纺织企业在危机时期具备更大的灵活性，尤其是在对纱线的需求减少时。为此，英国资本家在1860年、1874年、1879年多次向英印殖民政府提出取消英国棉纺织品输入印度的进口税。最终于1882年，英印殖民政府取消了英国棉纺织品输入印度所需缴纳的一切关税。与此同时, 为进一步削弱印度棉纺织业的成本优势, 1881年3月，英印殖民当局通过了印度历史上第一部《工厂法》。该法禁止印度工厂使用7岁以下童工，并明确了7岁以上童工的工作时间。尽管该法对保护工人权益具有积极意义, 却遭到了印度民族主义者的强烈反对, 如达达拜·瑙罗吉、菲罗兹沙·梅塔（Pherozeshah Mehta）、马哈蒂夫·拉纳德（Mahadev Govind Ranade）等。因为棉纺织业是印度民族资本主要的投资部门，民族主义者认为, 这是英国为遏制印度本土棉纺织业的发展而出台的针对性政策。在上述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印度民族主义斗争形势日趋高涨，为 1885年印度国大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二）

印度国大党的诞生与印度民族主义的发展

1885年12月28日，印度国民大会党（Indian National Congress）在孟买宣告成立，出席会议的代表包括民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主和商人等，其中前两者占多数。与完全出口导向并由英国企业家控制的加尔各答黄麻工业不同, 孟买的进口替代型纺织工业由印度商人自行建立, 特别是帕西人和古吉拉特人。由于棉纺织业在印度民族资本中占据主导地位，这意味着维护本土棉纺织业的利益将成为国大党的重要任务。国大党成立后不久即分裂为温和派与激进派, 其中温和派在1885-1907年间占据主导地位, 代表人物包括：首任主席苏伦德拉纳特·班纳吉(Surendranath Banerjea)、 达达拜 - 瑙罗吉、菲罗兹沙-梅塔、罗梅希-钱德拉-杜特（Romesh Chandra Dutt）、阿南达·莫汉·鲍斯（Ananda Mohan Bose）等，他们都曾担任国大党主席职务。这些国大党温和派领导人深受英式教育影响，对西方文明抱有向往之情, 因而他们反对通过暴力手段实现政治目标, 仅希望通过和平手段分享政治权力。但在经济上，由于英印当局偏袒英国资本的政策侵害了他们的利益，他们强烈反对英国的经济掠夺和殖民剥削。菲罗兹沙·梅塔就英印殖民政府取消英国棉纺织品的进口税、对印度棉纺织产品加征税收的做法表示强烈愤慨，他气愤地说：英国当局这样做，是 “要把年幼的印度工业扼杀在摇篮里”。再以巴尔·甘加达尔·提拉克 (Bal Gangadhar Tilak) 为例, 提拉克是民族经济独立的坚定支持者, 他坚决反对英国对印度的殖民剥削, 主张发展民族工业。在1905-1908年的反英斗争中, 提拉克发起了斯瓦德西运动, 即抵制英货运动。该运动发生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核心内容是拒绝使用英国工业制成品, 特别是棉纺织品。提拉克对孟买工人说：“斯瓦德西的真正受益者是你们, 这个国家的工人，看看我，我穿的衣服是你们织的布做的，你们织布挣了工资, 这样正是你们从斯瓦德西运动中直接受益。”

在那些缔造了现代印度的前辈中，提拉克和戈卡尔对甘地的影响最大。正是在提拉克和戈卡尔的积极推动下, 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发生了质的转变, 即从改良转向追求民族独立。提拉克和戈卡尔都是斯瓦德西运动的坚定支持者, 但他们的政治主张也有明显差异：提拉克主张以暴力手段结束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而戈卡尔则主张民族主义运动在合法斗争的范围内开展。相较于提拉克，戈卡尔对甘地的民族主义理念影响更深远，因为戈卡尔作为国大党温和派领袖，主张政治斗争从手段到目的都应符合道德和法律，即实现政治生活的道德化和精神化。甘地本人及后世都将戈卡尔视为其政治导师，原因在于甘地在英国求学期间，深受基督教 “不要与恶人作对” 信条的影响。与此同时, 甘地坚信 “精神是最为宝贵的物质”，因此 “无论身体发生了什么，它必会影响整个物质，整个精神”。由此，甘地的理念与戈卡尔不谋而合。尽管戈卡尔于1915年年初去世, 但同年回国的甘地继承了他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想和 “非暴力” 理念，并将它们付诸政治实践，即发起 “非暴力不合作” 运动（Satyagraha）。

（三）

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与印度“棉花民族主义”

在甘地之前, 尽管棉纺织业对印度民族主义运动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但棉花还未成为印度民族主义的象征。在甘地成为国大党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后，印度民族主义逐步演变为 “棉花民族主义”，这一转变是通过 “非暴力不合作” 运动实现的, 而抵制英国棉纺织品、鼓励使用印度土布成为该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甘地之所以以棉花作为团结印度民众、推进民族主义运动的象征物, 是因为与其他人相比，他对印度社会有着更深刻的了解。他将农村视为印度社会的主体，认为应当维护农村的生活方式，而家庭手工棉纺织则是农村生活、生产方式的重要内容。甚至把殖民主义对国内工业的破坏性影响作为其政治运动的一个关键方面的圣雄甘地，在1930年也承认“手工纺织仍是整个印度仅次于农业的规模最大和最广泛的行业”一一这是因为尽管取得了很多快速进步，资本主义对农村的重组在20世纪初仍然远远没有完成。 因此，鼓励使用印度土布具有经济和政治的双重意义。 实上, 早在南非时期, 甘地就已敏锐地觉察出这一点。正如甘地自己所言, "1908年，我在《印度自治》中将织布机或纱车描绘成救助印度贫困的灵丹妙药。那时，我还从未见过这两样东西, 我以为, 只要能让印度人民摆脱贫困，他们就可以在走向富强的过程中实现自治”。基于这样的认识，甘地将手工棉纺织视为唤醒印度民众的民族意识，进而实现印度民族复兴的重要工具。1919年11月，在德里举行的印穆联合会议上, 甘地首次提出了包括抵制使用英国棉纺织品在内的“不合作”思想，但这一思想在当时并未受到重视。

甘地对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另一重要贡献, 是将国大党从松散的俱乐部改造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和完善领导机构的现代政党，他也因此成为国大党无可争议的领袖。《罗拉特法案》(Rowlatt Act) 于1919 年3月正式生效，这为甘地发起 “非暴力不合作” 运动提供了机会，因为在反对声浪中，印度政治家们发现他们的抗议手段完全没有效力。在这种情势下，1920年12月，国大党在那格浦尔举行年会。在甘地的领导与建议下，年会决定正式发起 “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而鼓励印度民众使用土布“卡迪”成为运动的重要内容。到1921年7月底，当甘地在孟买主持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焚烧英国布的活动后, 对英货的抵制无论在实际层面上还是在象征意义上, 都达到了高潮。甘地的 “非暴力不合作” 思想，一方面继承了提拉克和戈卡尔的经济民族主义，另一方面体现了甘地追求经济正义的农村经济思想，他希望借助二者的结合，实现印度自治和独立的政治目标。此后，甘地又分别于1930年和1942年再次发起 “非暴力不合作” 运动。随着该运动的深入发展，手纺车和“卡迪”成为国大党和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标志，后来手纺车还成为印度早期国旗的中心图案。

尽管在第二次和第三次 “非暴力不合作” 运动中，“卡迪” 已不再是主要内容，但身着 “卡迪” 制成裹裙（Dhoti）的甘地形象, 已成为印度 “棉花民族主义”的象征，而此前衣着考究西装的甘地已从人们的印象中消失。没有军队指挥权、未担任任何政府职务的甘地, 之所以能在改变历史进程中取得伟大成就，是因为 “非暴力不合作” 运动动摇了英印帝国的基础，这也使他在全世界都受到极高尊敬。因此，在1915年之后，无论谁出任国大党主席， 甘地都是国大党的实际领袖。毫不夸张地说，“棉花民族主义” 是推动印度实现独立的巨大精神力量。其作用正如甘地所言：“手纺车象征着印度的民族意识，代表着每个个人对整个国家的建设性工程作出的贡献。”

三、从印度民族主义到印度教

民族主义: “棉花民族主义”的流变

“棉花民族主义” 本是甘地倡导的世俗性印度民族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但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国大党的衰落和印度民族主义向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流变，在莫迪政府 “印度崛起” 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对印度有着特殊历史含义的棉花成为其借用的符号, 其内外政策堪称新时代的 “棉花民族主义”。莫迪版的 “棉花民族主义”，对内表现为推行 “印度制造” 和 “自力更生印度” 战略, 五大工业走廊和国防工业走廊的建立是其重要体现；对外则表现在推行 “棉花之路” 等区域合作计划，力图扩大印度从亚太到非洲的经济、文化、政治影响力，试图借助当前有利的国际环境实现印度的 “大国崛起”。在西方国家的支持和激进 “棉花民族主义” 的双重作用下，近年来印度对华政策的对抗性、挑衅性日益凸显。因此，从印度民族主义到印度教民族主义的这一转变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一）

“棉花民族主义”与独立后印度的工业化

随着1947年的印巴分治和印度独立, 印度历史步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但甘地所代表的 “棉花民族主义” 并未就此消失, 而是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作为印度独立后的首任总理, 同时也是甘地的学生和继承者,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 (Jawaharlal Nehru) 对 “棉花民族主义” 进行了扬弃：一方面，尼赫鲁继承了甘地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想, 即经济自主是印度民族独立的基础；另一方面，尼赫鲁又抛弃了甘地的小农经济思想。由于深受政治生活精神化理念的影响, 甘地对工业化和现代科技持保守态度。他曾表示，如果通过采用科学的新发明, 只用三万人就能生产出全国需要的商品，他对此毫无异议，问题是，剩下的人去干什么, 如果千百万人失业，无工可做，因而生活困难，那就有问题了。与甘地不同,在大学主修自然科学的尼赫鲁深信，科学和工业化将改变印度未来的命运。他认为，印度经济社会的未来依托于科技发展，坚信 “科学素养” 将改变印度，因此决心使印度实现科技自主；同时, 尼赫鲁还相信, 凭借印度的历史、文化遗产、人口规模、地理位置以及当下和未来的能力, 其政策选择将对亚洲乃至世界的未来产生重要影响。

如果说甘地是从理想主义者的视角看待工业化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那么尼赫鲁则是从政治家的战略高度审视工业化的意义。尼赫鲁清楚地认识到, “技术和工业的发展已经把权力带给一些西方的民族和国家” 。作为工业革命的先行者, 英国自然最先享有这种优势，这也是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的重要原因。基于对工业化重要性的认识，尽管尼赫鲁是甘地忠实的追随者, 但他还是在这一问题上“背叛”了甘地。出任印度总理后，加速工业化成为尼赫鲁政府的中心工作之一，为此他推出了以发展重工业和基础工业为核心的工业化战略，即马哈拉诺比斯发展模式。尼赫鲁还效苏联，制定了以推进国家工业化为核心的 “五年计划”。在五年计划实施过程中, 印度得到了苏联的大力援助。自1951年起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共帮助印度建设了102个大型工业项目，它们对印度工业化至关重要。在工业化战略推行的前15年间，印度国内生产总值较过去数十年大幅增长, 主要增长部门包括石油、天然气、钢铁、重型机械、铁路和电力，国家主导着这些领域的投资和扩张。此后,包括英迪拉·甘地 (Indira Gandhi)、拉吉夫·甘地 (Rajiv Gandhi) 在内的历届印度政府, 均继承了尼赫鲁的工业化战略。自1951年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至今，印度已完成13个五年计划, 建成了门类较为齐全的工业体系，其中信息产业、生物制药、钢铁产业等部门都位居世界前列。可以说, 独立后的印度在践行 “棉花民族主义” 所蕴含的独立自主精神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

但同一时期，在 “棉花民族主义” 的持续作用下, 印度棉纺织业也在快速发展。事实上，第一个五年计划启动时，(印度) 棉纺工业呈现出生产过剩的现象。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印度纺织机械和棉纺织品的生产均已实现巨大飞跃，前者的发展尤为突出。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棉纺织行业，印度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退出世界市场。印度在1950年制定了一项棉纺织业政策，该政策一直执行到1985年，目的在于通过对现代棉纺织工厂的生产施加诸多限制，保护手工棉纺织技术。由于棉纺织业是印度的传统工业部门，在原料、国内市场等方面占据优势，加之对外贸易保护主义的作用, 因而, 即便印度独立后奉行以重工业为核心的工业化政策, 棉纺织业在印度工业生产和出口中仍占有重要地位。根据CEIC全球经济数据库的统计，1999年3月至2017年间，纺织品占印度全部出口的比例年均为14%，该数据于1999年达到27.1%的历史峰值，于2013年创下11.0%的历史最低值。据印度《今日商业》(Business Today) 杂志报道，截至2021年，印度纺织业在2020财年贡献了13%的工业产量,占该国出口额的12%；目前，该行业就业人数达 4500万人，其中包括全国352.2万手摇织机工人。虽然棉纺织业在当前印度经济、出口和吸纳就业方面依然十分重要, 但该行业本身已不再是民族主义的象征, 相反, 有着深厚历史背景的 “棉花” 成为印度教民族主义大加利用的符号。

（二）

“棉花民族主义”、印度教民族主义与莫迪政府的内外战略

莫迪上台后，此前长期受世俗主义、多元主义压制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实现政策化，成为印度的主流意识形态。而莫迪政府在内政、外交战略上的一系列重大举措，亦可被视为 “棉花民族主义” 在新时代背景与历史语境下的再生。

1. “棉花民族主义”、印度教民族主义与莫迪政府的发展战略

印度教民族主义 (Hindu Nationalism) 是一种具有强烈教派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思潮，萌芽于19世纪印度人民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中。其核心主张是：印度是 “印度教徒的国家” (Hindustan)。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后，英国故意挑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关系, 加之提拉克等印度民族独立运动领袖试图将印度教作为动员民众、推动印度民族主义发展的工具，这使得印度教民族主义在20世纪上半叶快速发展, 并与穆斯林民族主义形成尖锐对立, 对1947年的印巴分治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但印度教民族主义强烈的教派色彩，不利于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基督徒的团结，因此在1947年以后，印度教民族主义长期处于甘地倡导的以世俗主义、文化多元、宗教宽容为重要标志的印度民族主义阴影之下。显然，甘地并未在新印度寻求文化、语言、种族、宗教的纯洁和统一，他始终将印度的历史多样性视为其伟大文明成就之一加以宣扬。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大党在解决国内经济社会问题方面表现欠佳, 为崇奉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人民党崛起提供了契机。2014年5月， 莫迪上台后, 开始大力推行印度教民族主义政策。在此背景下, 莫迪及其所在的人民党赋予 “棉花民族主义” 全新内涵。以甘地一尼赫鲁为代表的世俗性印度民族主义迅速让位于印度教民族主义，这一方面是因为莫迪有着强烈的带领印度崛起的雄心；另一方面，莫迪是打着解决经济和民生问题的旗号上台的, 但由于印度经济存在的结构性问题积重难返, 在短期内无法在经济领域打开局面的情况下, 莫迪便寻求借助印度教民族主义转移国内民众的斗争视线, 这也构成了莫迪的 “印度崛起” 战略产生的时代背景。

在此背景下, 莫迪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领域全方位发力，而 “棉花民族主义” 也因此被借用，成为莫迪带领下的印度追求 “大国崛起”的精神支撑之一——因为“棉花民族主义”所蕴含的追求独立自主的内核，与印度教民族主义强调本土经济观的斯瓦德西运动不谋而合。受此影响, 莫迪政府的发展战略体现在大力推行 “印度制造” (Make in India )、“自力更生印度”(Atmanirbhar Bharat Abhiyaan)等战略中。具体而言, 上台伊始, 莫迪即于2014年9月启动 “印度制造” 战略，其核心是发展本土制造业, 使印度成为全球先进制造中心；2020年5月，莫迪又提出了“自力更生印度”战略, 这是一项规模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旨在借此强化印度在全球产业供应链中的地位。“印度制造”和“自力更生印度” 战略的具体表现, 是雄心勃勃的五大工业走廊计划 (以德里-孟买工业走廊为代表)和国防工业走廊计划 (Defence Industrial Corridor, 简称 DIC)。两大走廊战略一方面体现了印度试图让两种走廊计划相互促进, 进而带动本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的设想; 另一方面, 也彰显了印度要成为制造业强国的决心。

2. “棉花民族主义”影响下的莫迪政府的对外战略

“棉花之路”是莫迪版本的“棉花民族主义”在对外战略层面的表现之一。为比肩中国 “一带一路” 倡议, 印度近年来实际上提出了许多区域战略概念。其中，“棉花之路”试图借助起源于古代印度、延伸至欧亚非的棉花传播路线，重新恢复印度在古代棉花贸易、香料贸易(Spice Route)和季风贸易中的地位，因为上述古代贸易路线均以印度洋为核心。“棉花之路”设想于2015年正式提出, 外界普遍认为该战略构想是对中国 “一带一路” 倡议的回应。改革开放后, 中国凭借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大力发展制造业, 借此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并在全球产业供应链中占据不可或缺的地位。近年来, 中国和印度都被描述为 “新兴超级大国” “正在转型的经济体” 等, 两国都见证了因外国直接投资而引发的巨额资本流入，其国内生产总值（GDP）也都实现了令人瞩目的增长。但中国在全球格局中的优势主要得益于制造业，而印度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性是因其蓬勃发展的软件行业。但对印度而言, 仅凭软件业和服务业无法提供足够的工作岗位以解决就业问题, 因为印度同样是人口大国, 且人口年轻化特点十分突出。对印度而言, 发展制造业既有解决就业的作用, 也蕴含着取代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地位的战略考量。中国和当前印度的同时崛起，是理解21世纪的一个基本因素。在崛起为大国的过程中，相对而言，两国正在亚洲及其周边水域相互对抗。

而西方国家出于对中国崛起的忌惮，一方面试图让印度、越南等国承接中国在全球产业供应链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则鼓励印度与中国对抗。而印度也将当前国际环境视为实现 “印度崛起” 的战略机遇期, 其 “棉花之路” 战略就体现了当前印度 “棉花民族主义” 中对抗性的一面。而印度之所以有底气抗衡乃至挑衅中国，首先是看到了西方正在极力将中国排除在全球供应链之外的意图；其次，在俄乌冲突、遏制中国方面，西方将印度视为拉拢对象和重要棋子, 这使印度自认为有了对抗中国的倚仗; 最后, 客观而言, 经过多个五年计划的努力, 印度工业化的确取得了重要进展。2006年，印度制造业出口和进口分别约占制造业国内生产总值的62%和58%，而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一比例仅为 16%和30%，这一数据反映了制造业部门的开放性；在 “许可证制度” 时期, 印度工业制成品账户持续出现巨额赤字，但如今制造业出口持续超过制造业进口，已成为工业和总体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自2002 年以来, 其年增长率在20%至25%之间，约占制造业GDP的四分之一。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 如果以2016年的美元计算，印度工业制造业的 GDP产出位居世界第6位，约为5590亿美元。自工业革命以来，工业化水平代表着一个国家实力的基础，不断增加的工业产出为印度推行更加强硬的对外战略提供了必要的底气。

从理论上看，莫迪政府富有对抗色彩的 “棉花民族主义” 明显受到经济民族主义和技术民族主义 ( Tech Nationalism ) 的影响。因为进入新世纪以来, 技术民族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的政治影响力日益突出。技术民族主义蕴含的战略和安全意味愈发浓厚, 并在多个国家形成了政策实践, 如美国的技术霸权主义, 而印度也将技术民族主义视为提升本国军事和经济实力、实现印度崛起的工具。经济民族主义对莫迪政府 “棉花民族主义” 的影响，实际上是通过两个方面的示范作用实现的。在当下的国际政治经济框架中, 经济民族主义最重要的内容是以下两部分:崇奉民族至上的美国民粹保守主义 (Populist Conservatism) 和中国的发展主义 (Developmentalism)，二者都可以被描述为经济民族主义的新重商主义形式, 它们常见于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Friedrich List ) 的思想。美国民粹保守主义的强烈对抗色彩，鼓舞着印度在外交、军事方面采取更具挑衅性的立场；而中国发展主义的成功, 则为莫迪政府 “印度制造” 和 “自力更生印度” 战略的出台提供了借鉴。

四、结语

“棉花民族主义”承载着自尼赫鲁以来的印度大国梦，从甘地一尼赫鲁的印度民族主义到莫迪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的这一重大转变, 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客观而言, 当前印度面临着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 这为 “印度崛起” 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同时, 我们也不可低估印度追求大国崛起的决心。因为与中国相似, 印度既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遗产, 也有庞大的人口和丰富的资源，这些同样是推动印度发展的重要力量。印度的崛起虽然面临多重国内外因素的阻碍, 但考虑到印度有利的人口结构, 以及与高劳动生产率、城市化和数字化相关的赶超机会, 印度在国际体系中继续崛起的可能性很高。

需要对莫迪版本的 “棉花民族主义” 给予重视的另一个原因是, 中国崛起正处于关键时期, 面临的国际环境复杂且敏感, 危机频发成为中国不得不面对的常态。而如何及时、适当地处理危机，事关中国对外战略的大局。在此背景下, 做好危机前 (Pre-Crisis) 管理, 争取在危机发生前就将其消弭于无形，从而将危害降至最低，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对印度在激进的 “棉花民族主义” 指引下可能制造的危机做好预判和应对方案, 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这也是从棉花视域分析近现代印度民族主义流变的价值所在。

作者简介：

张燕军，西安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刘玉珺，西安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

本文转载自“全球南方研究”微信公众号2026年9月20日文章，原标题为《 【新兴南方国家研究】张燕军、刘玉珺：近现代印度民族主义的流变：以棉花为视角的分析 》

本期编辑：张兴媚

本期审核：杨春雪 朱依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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