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V干了20年的老领班喝多了，说那些辞职回老家的姑娘

陈姐把那杯啤酒推到一边的时候，桌面上已经摆了七个空瓶子。

她平时不这样。我在她手下干过三年，从没见过她喝成这样。那天是店里最后一个老员工散伙饭，新老板把店盘下来改成火锅城，走廊里已经堆着拆下来的霓虹灯管，粉紫色的光还亮着一截，照在她脸上，看着比平时老。

“你知道我最怕什么？”她突然开口，声音不大，但包间里没别人了，就我俩，“我最怕过年回老家，碰到以前从我这儿走的姑娘。”

她夹了一粒花生米，没吃，又放下了。

“也不是怕。就是……人家看见我，老远把头一低，推着电动车就拐弯。好像我这个人不存在。好像那几年也不存在。”

我给她倒了杯热水。她没喝，接着往下说。

陈姐二十三岁进的这行，从端盘子做到领班，整整二十年。她说经她手招进来的姑娘，没有一百也有八十。这些姑娘从哪里来的都有，四川、湖南、安徽、河南，苏北的尤其多。进来的时候大多二十出头，有的更小，拎个行李箱，在店门口站半天，问她包不包住。

“我招人有条规矩，”陈姐说，“头一个月不安排上台，先学点歌系统，先看。看明白了再决定干不干。有的姑娘第三天就走了，有的留下来干五六年。”

我问她那留下来的后来都去哪了。

她笑了一下，那个笑很短。

“还能去哪。干到不想干了，攒点钱，回老家。十个里有六七个吧，回去以后就跟这段日子没发生过一样。你去找她说话，她当不认识你。”

我说这会不会是你自己想多了。

她摇摇头，从包里掏出手机，在相册里翻了半天，递给我。屏幕上是一张七八年前的合影，店庆的时候拍的，二十来个姑娘站成两排，穿得花花绿绿，笑得很正式。陈姐站在边上，穿着黑色套装，头发扎得很紧。

“这个，”她指着一个圆脸姑娘，“湖南的，叫小周。在我这儿干了四年，从服务员做到点歌公主。后来她妈生病，她回去了。前年我去她那个县城出差，在超市碰见她。”

陈姐说，她一眼就认出来了。小周推着购物车，车里坐个孩子，大概两三岁。陈姐喊她的名字。

小周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一下，说：“您认错人了吧。”

陈姐说：“你仔细看看我。”

小周看了她好几秒，脸上的笑没有掉，但眼睛里的东西变了。她说：“哦，陈姐。好久不见。”然后低头对孩子说“叫阿姨”，接着就把车往收银台那边推，说“我老公在外面等”。

从头到尾没说超过五句话。

“她不是忘了，”陈姐说，“她太记得了。所以她不想让你出现。”

我大概从那时候开始有点明白她为什么要喝这么多了。

陈姐带过的姑娘里，有几个确实混得好。有个叫小敏的，后来自己出去开店，在城西做美甲，听说生意不错。还有一个叫阿雅，回老家开了间奶茶店，朋友圈里经常发新品照片，看着挺红火。

但更多的是回去以后就沉下去了。

陈姐说她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叫小琴的姑娘。江苏北边一个县城的，家里有两个弟弟。她在店里干了六年，从来不请假，从来不出去玩。每个月工资一到手，先往家里打一半，剩下的全存着。陈姐有次问她存钱干什么，她说给弟弟盖房子。

“她连一件好衣服都舍不得买，”陈姐说，“有次我看她穿的毛衣起了球，我说你去买件新的，从我这儿先拿钱。她说不用，冬天穿在里面，没人看。”

小琴是第七年走的。她爸在电话里说，弟弟要结婚了，家里事情多，让她回去帮忙。陈姐给她结了工资，又多塞了两千块钱，说是奖金。小琴接过去，数都没数，说了声谢谢。

走了以后，陈姐给她发过两次微信。第一次问她到家没有，小琴回了一个“嗯”。第二次是过年，陈姐群发祝福，小琴没回。后来陈姐再想发，发现对方的朋友圈看不了了。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陈姐说，“是我哪句话说错了，还是那天结工资的时候态度不好。可能就是觉得，回去了就不想再跟这行的人有牵扯。”

她拿起那杯热水，终于喝了一口。

我问她，那这些姑娘老家的人知道她们在外面做什么吗。

陈姐放下杯子，看了我一眼：“你觉得呢。”

我摇头。

“我跟你说实话，”她说，“我干了二十年，经手的姑娘没有一百个也有八十个，我了解她们。大部分人不跟家里说实话。有的说在城里做美容，有的说在服装店，有的干脆不跟家里说在哪个城市。过年回去，只说做服务行业。”

她说，有个叫小芳的姑娘，在店里干了两年，每次她妈打电话来，她都跑到楼梯间接。接了四十多分钟，回来眼圈是红的。陈姐问她怎么了，她说没事，我妈问我攒了多少钱，说家里要翻修房子。

后来小芳攒够了钱，回去了。走之前跟陈姐说：“陈姐，以后要是有人问起，你就说我在外面做导购。”

陈姐答应了。

说到这儿，陈姐靠在椅背上，包间的灯有点暗，她的脸陷在阴影里。

“你别觉得她们是觉得这一行丢人，”她说，“她们是不知道该怎么讲。”

她给我解释，在她们老家那种地方，一个姑娘在城里挣了钱回去，邻居会猜，亲戚会问。你说做美容，那怎么每个月能往家里打那么多钱。你说在工厂，那怎么穿得比工厂女工好。你说不清楚，就干脆不说。

“而且，”她停了一下，“结了婚以后更不能说。有的姑娘回去嫁了人，在婆家过得挺好，你跟人家说起以前在KTV干过，那不是要人家的命吗。”

我这才注意到，陈姐说“有的姑娘”的时候，语气变了。她不是站在领班的角度说的，倒像是站在一个同龄人的角度。

后来我问了她一个可能不该问的问题。我说陈姐，你自己呢。

她笑了。

“我不用藏，”她说，“我老家都知道我是干这个的。我离婚了，孩子在外地工作。我没什么好藏的。”

但她说这话的时候，低头看了很久手机屏幕。屏幕上的合影还亮着，那些姑娘的脸一张一张划过去，有的她还记得名字，有的只记得什么省来的。

她划到一个瘦高个儿姑娘，停了一下。

“这个，”她说，“前年回老家开了个小饭馆。挺能干。她还给我寄过一箱腊肠。”

我说那你们还有联系。

“就那一次，”陈姐把手机锁屏，放到桌上，“后来也没了。寄腊肠的时候是她妈让寄的，说她妈还记得我。她自己没跟我说过话。”

包间外面，新老板的人在走廊里搬东西，声音很响。陈姐站起来，拿起外套，说走吧，这地方以后就不是我们的了。

走到门口，她回头看了一眼那面贴过点歌单的墙。墙皮已经铲掉一半，露出灰色的底。

“有时候我想，”她说，“那些姑娘在老家带孩子、炒菜、打麻将的时候，会不会突然想起来，她以前在城里，穿着高跟鞋，站在包间里，一天要换三套衣服。会不会觉得那是别人。”

我没接话。她也没等我接。

我们分开的时候，她的背影在路灯下很短。走了几步，她又停下，转过身，像是还要说什么。但最后只是摆了摆手，说了句“有空再聊”，就拐进巷子里了。

我站在路边，手机震了一下。是陈姐发来的微信，一张截图，她朋友圈里那条去年发的动态，配图是几张老照片，拍的是包间走廊、点歌台、亮着灯的前台。文字只有一句：有些日子，只有自己记得。

我点了个赞。过了几秒，又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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