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册里的她｜李清照：再嫁、讼夫、下狱，一个宋朝女人的决绝

绍兴二年，临安。

一个年近半百的妇人，把她的第二任丈夫告上了公堂。

她告他“妄增举数”——科举履历造假，谎报应试次数，骗来了一个官身。罪不大，但坐实了，便是除名流放。她选这一条来告，是因为她知道，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路可以让她从这段婚姻里走出去。

宋朝的律法写得很清楚：丈夫若无重大过错，妻子不得主动离异。而即便丈夫有罪，妻子告夫，依《宋刑统》“诸告周亲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虽得实，徒二年”。告赢了，她也要坐两年牢。

她知道这条律。她还是告了。

这个妇人叫李清照。那一年，她四十九岁。距离赵明诚病逝建康，已经过去了三年。距离她带着夫妇二人半生搜集的金石书画，独自在兵火中辗转南逃，也过去了三年。

再嫁张汝舟，是在这一年的春天。

关于这桩婚事是如何成的，李清照后来在给綦崇礼的信里有过自述。那封信写得极用力，骈俪典重，每一句都像在替自己辩解，又像在替自己赎罪。她说自己“信彼方朔之能言”，信了张汝舟的言辞；说“弟既可欺，持官文书来辄信”，一个孤身漂泊的女人，有人拿着官府的文书来提亲，她便信了。

张汝舟娶她，图的不是她这个人。他图的是她箱笼里那些东西——赵明诚留下的金石拓片、古籍善本、书画器物。靖康之后，李清照一路南逃，随身的藏品散失大半，但剩下的仍是一笔惊人的财富。张汝舟以为娶了她，便也娶了那些东西。

婚后不久，他发现那些东西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多，也不那么容易到手。图穷匕见。关于他动手的细节，正史不载，但宋人笔记与李清照自己的文字里都透出了“虐待”二字。一个在逃亡中失去丈夫、失去家园、失去大半藏品的女人，在第二段婚姻里等来的，是一双伸向她仅剩之物的手，和落在她身上的拳脚。

这段婚姻维持了不到一百天。

李清照决定走。

但宋朝的女人想走，没有那么容易。协议离婚需要丈夫同意，张汝舟不会同意。以“义绝”为由诉请离婚，需要丈夫犯下殴妻至折伤之类的重罪，而她未必拿得出那样的证据，也未必熬得到那一天。

她选了另一条路。她告他。

张汝舟的“妄增举数”是一桩旧案。宋朝科举有“特奏名”之制，屡试不中的举子，累积到一定次数，可以由朝廷赐予出身。张汝舟虚报了自己的应试次数，骗来了一个官职。这件事，外人不知，枕边人知。李清照把这件事递进了公堂。

判决下来得很快。张汝舟“有司当汝舟私罪徒，诏除名，柳州编管”。官没了，人被押送柳州管制。按宋律，丈夫因罪编管远地，妻子可以单方面离异。婚，离成了。

然后是她自己的判决。妻告夫，虽得实，徒二年。

她在狱里待了九天。

九天的牢狱，和律文上写的两年，中间隔着的不是法律的宽宥，是人情。她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李格非是苏门后四学士之一，前夫赵明诚的家世也清贵，她自己更是名满天下的词人。翰林学士綦崇礼等人为她周旋，九日之后，她走出了牢门。

出狱之后，她给綦崇礼写了一封信。那封信里，她没有哭。她用了大量的典故，把自己写成一个“桑榆晚景”的糊涂妇人，被“驵侩”之徒所欺。她把自己的遭遇放进了一整套道德修辞里，姿态放得很低，低到近乎自辱。但每一个读过那封信的人都能感觉到，在那些谦卑的骈句底下，有一个女人在拼命地、冷静地，把自己从那场婚姻的废墟里一点一点拔出来。

她没有再嫁。此后近二十年，她一个人住在临安，校勘赵明诚的《金石录》，写词，偶尔和人打打交道。那本《金石录》是她和赵明诚半生的心血，她把它整理出来，进献给朝廷。她晚年的词里，有“物是人非事事休”的句子，也有“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的句子。那些愁里，未必没有张汝舟留下的那一道。

后人读李清照，大多不愿意相信她曾再嫁。

从明代到清代，无数文人学士替她辩诬，说她“并无改嫁之事”，说那些记载是“小人诬蔑”。他们受不了的，是一个写出“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女人，怎么会曾经走进另一个男人的家门。美国汉学家艾朗诺把这件事看得很透：后代文人对李清照再嫁的否认，与其说是在维护史实，不如说是在维护他们心中那个“才女”应有的样子。

到了民国，风气变了。五四之后，李清照被重新塑造成“女性启蒙的典范”。她的再嫁非但不再是一个污点，反而成了一种可以被讲述的“反抗”——她敢于再嫁，又敢于讼夫离婚，这在旧礼教之下，是何等的胆气。胡适说她是“宋代的一个女文豪”，郑振铎说她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一位女诗人”。这些评价都很大，大得像一件不合身的外衣，披在那个在临安的公堂上独自站着的女人身上。

李清照自己大概不会喜欢这些后来的热闹。

她在《金石录后序》里写赵明诚，写他们“赌书泼茶”的日子，写得细腻而克制，像一个旧家女子在灯下翻一本旧账。她写南渡的狼狈，写藏品的散失，写赵明诚病重时“取笔作诗，绝笔而终”，笔调平得几乎听不出呜咽。她一生最好的文字，都给了那个已经不在的人。

至于张汝舟，她没有为他写过一行词。那场持续了百日的婚姻，在她的文字里，只留下了公堂上的一纸讼状，和出狱后写给恩人的一封骈文书信。她用最不文学的方式，处理了人生中最不堪的一段。

她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女主”。她没有赢。她离了婚，也坐了牢；她摆脱了张汝舟，也失去了许多她本想保住的东西。她只是在一条被礼法和律条堵死了大部分出口的路上，找到了一道窄门。那道门的代价，她算清楚了，然后走了进去。

绍兴二十五年前后，她在临安去世，年约七十余。死时身边没有丈夫，没有子女。她的词稿散落人间，被人一遍一遍地抄，一遍一遍地刻。那些词里没有张汝舟，也没有那九天牢狱。她把自己最锋利的部分，留在了公堂上，然后转过身，把剩下的日子，还给了赵明诚的《金石录》，和那些至今还在被人念着的、冷冷清清的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