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年的录像厅,我旁边的少妇靠过来,轻声问:弟弟,这个好看吗
1992年的夏天,热得像一口没关火的锅。
傍晚六点多,太阳还挂在街角的楼顶,烤得水泥路面泛白。街边的梧桐树一动不动,树上的蝉叫得人心烦。卖凉面的摊子前围着一圈人,搪瓷盆里的冰块慢慢融化,水珠顺着盆沿往下淌。
那年我十七岁,刚高中毕业,录取通知书还没下来。
我叫周远,住在城南机械厂的宿舍里。父亲在车间上夜班,母亲在食堂帮厨,家里没有多余的风扇,只有一台用了很多年的落地扇。扇叶转起来吱呀作响,风吹到脸上也是热的,像有人拿着湿毛巾往你身上拍。
吃完晚饭,我在家里坐了不到半个小时,就被热得受不了。
母亲端着搪瓷缸从厨房出来,看了我一眼。
“又要出去?”
“去外面转转。”
“别回来太晚。”
“知道。”
她没再问。那时候的父母都忙,没空管孩子每天去了哪里。只要不惹事,不打架,不把钱花光,晚上十点前能回家,就算懂事。
我骑着自行车去了街口的录像厅。
录像厅开在一条旧巷子里,门脸不大,门口挂着一块蓝色灯牌。上面写着“银河录像厅”,其中一个字坏了,灯光闪几下,便暗一会儿。
老板姓梁,四十多岁,胖,留着短短的平头。他在门口摆一张折叠桌,五毛钱一场,包夜两块。门边贴着几张港台电影的海报,颜色被太阳晒得发白,人物的脸都快看不清了。
那时候,录像厅里放什么片子,常常不由老板决定,而是看当天租到的录像带。
大厅放动作片、爱情片和武打片,小厅门口挂着一块蓝布帘,进去的人总要压低声音。有人说小厅放的是“成人片”,也有人说只是普通的外国电影。我们这些十几岁的男孩不敢进去,只能在大厅门口来回晃几次,装作不感兴趣。
我买了票,进去找了个靠后的位置。
屋里很暗,顶上的吊扇转得慢吞吞,风吹过来的时候,带着一股烟味、汗味和廉价香水味。前排几个男人叼着烟,烟头在黑暗里一明一灭。银幕上正在放一部旧爱情片,画面有些发白,声音也时高时低。
我其实没怎么看进去。
那天我在家里和父亲吵了几句。
他嫌我整天待在家里,不帮母亲干活,还说我就算考上大学,也未必能混出什么名堂。我嘴上没还手,心里却憋着一股气,不想回去听他训人。
电影放到一半,旁边的座位忽然有人坐下。
我先闻到一阵很淡的香味。
不是香皂,也不是花露水,像是衣服上沾了某种干净的花香。那人坐下时,椅子轻轻晃了一下,我以为是哪个男人,便往旁边挪了挪。
过了几秒,我才发现坐在旁边的是个女人。
她大概二十八九岁,穿一件浅黄色的短袖上衣,下面是一条深色长裙。头发烫过,卷发垂到肩膀,耳朵上戴着两枚小小的银耳环。她的皮肤不算白,脸上有一层薄薄的粉,眼角带着一点疲惫。
她手里拎着一个棕色皮包。
那皮包已经有些旧了,边角磨得发亮。
她没有看我,只盯着银幕。电影里,男主角正站在雨里和女主角说话。台词听不太清,男主角的嘴一张一合,背景音乐却放得很大。
我偷偷看了她几眼。
她像是察觉到了,忽然转过脸。
“弟弟。”
我立刻把眼睛移回银幕。
“嗯?”
她往我这边靠了靠,声音很轻。
“这个好看吗?”
我愣了一下。
她指的是银幕上的电影。
我看着屏幕里那两个人抱在一起,觉得脸有些发热。
“还行。”
“什么叫还行?”
“就是……能看。”
她抿嘴笑了。
“你看得很认真。”
“我就是来看电影的。”
“那你觉得他们会不会在一起?”
我看了看银幕,又看了看她。
“应该会吧。”
“为什么?”
“电影里一般都这样。”
她笑出了声,笑得很轻,像怕惊动别人。
“你多大?”
“十七。”
“还真是弟弟。”
她说完,把脸转了回去。
我不知道该接什么,只好继续看电影。
可那之后,我再也没办法专心了。
她的肩膀离我很近。录像厅里的座椅都是旧木椅,中间没有扶手,只要谁稍微动一下,衣服就会碰在一起。她身上的香味时有时无,随着吊扇吹来的风落到我脸边。
过了一会儿,她又问:“你经常来这里?”
“嗯。”
“一个人?”
“基本上。”
“你不怕吗?”
“怕什么?”
她指了指前面的小厅。
“那边。”
我装作没听懂。
“我不去那边。”
“为什么?”
“我妈知道了会打断我的腿。”
她低头笑了起来,肩膀微微发抖。
“你妈妈管得挺严。”
“她不是管得严,是我不敢让她知道。”
“你爸爸呢?”
“我爸不管这些,但他会骂我没出息。”
她转过头,认真看了我一眼。
“你考上大学了吗?”
“还不知道。”
“想去哪儿?”
“都行。”
“这么没志气?”
“不是没志气,是还不知道能不能考上。”
她没再笑。
电影里正好放到男女主角分手的场面。女主角哭着冲出去,男主角站在屋里,没有追。
她轻声说:“你知道吗?有时候不是不想追,是追上去也没用。”
我没听明白。
“他们不是还喜欢对方吗?”
“喜欢不代表能在一起。”
“为什么不能?”
“因为人活着,不只要喜欢。”
她的声音很平静,可那句话说完,她的手指却在皮包带子上绕了两圈。
我第一次意识到,她不是一个单纯来看电影的女人。
她像是在电影里找什么。
电影结束时,屋里亮起了灯。
我这才看清她脸上的疲惫。她眼下有些发青,口红也掉了一点,嘴唇边缘露出原本的颜色。
大家陆续起身往外走。
她却没有动。
“你不走吗?”我问。
“等人。”
“你丈夫?”
她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很短,却让我立刻后悔自己多嘴。
“你怎么知道是丈夫?”
“你说等人。”
“等人不一定是丈夫。”
“那你等谁?”
“一个不该等的人。”
她把皮包放在膝盖上,手掌轻轻按着包面。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人群很快散了,录像厅里只剩下老板收拾椅子的声音。外面的天色已经黑下来,巷口的霓虹灯亮了,坏掉的灯管一闪一闪,把门口照得忽明忽暗。
她站起身。
“你要回家吗?”
“嗯。”
“能陪我走到巷口吗?”
我点了点头。
我们一前一后走出去。
巷子里有一股下水道的味道,路边的小摊正在收摊,老板把剩下的馄饨皮装进塑料袋。远处传来公交车的喇叭声,街上的人并不多。
她走得很慢。
我推着自行车,跟在她身边。
“你叫什么?”她问。
“周远。”
“哪两个字?”
“周围的周,远方的远。”
“听起来像要走很远。”
“我爸给我取的。”
“你爸希望你走远?”
“他说名字就是个称呼,别想太多。”
她笑了笑。
“你爸说得对。”
走到巷口,她停了下来。
“你家在哪边?”
“往南。”
“那你走吧。”
她站在路灯下面,脸上的妆显得比录像厅里更清楚。她的眼睛很好看,可眼神里有一种我当时说不明白的空。
我跨上自行车,却没有马上走。
“你等的人还没来?”
“还没。”
“他会来吗?”
她低头看了看表。
“不会来了。”
“那你还等?”
“有些人不来,才说明他做对了。”
我越听越糊涂。
她从皮包里拿出一张纸,写了一个号码。纸张很小,是从什么本子上撕下来的,边缘还留着锯齿。
她递给我。
“这是我家的电话。”
我没接。
“给我干什么?”
“你不是喜欢看电影吗?以后看到好看的,告诉我。”
“你也喜欢看电影?”
“喜欢。”
“你丈夫不陪你看?”
她又看了我一眼。
这次她没有生气。
“他不喜欢。”
“那你为什么嫁给他?”
“那时候以为他会改变。”
她把纸塞进我手里。
“别站在这里问这些。”
“你叫什么?”
她沉默了片刻。
“林秋。”
“哪个秋?”
“秋天的秋。”
“你多大?”
“二十九。”
我心里算了一下。
比我大十二岁。
“你真的是结婚了吗?”
她突然笑了。
“怎么,你想查户口?”
“不是,我就是……”
“就是好奇。”
她替我把话说完,随后转身朝另一条街走去。
走出几步,她又停下来,回头看我。
“周远。”
“嗯?”
“别给我打电话。”
我愣住了。
“你不是把号码给我了吗?”
“号码是给你看的,不是让你打的。”
“那我怎么告诉你电影好不好看?”
“下次遇见再说。”
她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站在自行车旁,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路灯尽头。
那张纸被我攥得发热。
第二天一早,我把它夹进了课本里。
那本课本已经用不上了,可我没舍得扔。
两天后,我又去了录像厅。
我告诉自己只是去看电影。
可到了门口,我第一眼看的不是门上的海报,而是巷子两边有没有那个穿浅黄色上衣的女人。
老板坐在折叠桌后面打瞌睡,看到我,抬了抬眼皮。
“今天看什么?”
“随便。”
“大厅三号带,动作片。”
“行。”
我买了票进去。
那天放的是一部枪战片。开场没多久,屋里就响起了枪声,前排有人吹口哨,还有人把汽水瓶踩扁。
林秋没有来。
我坐到电影结束,才慢慢走出去。
第三天,她出现了。
她坐在我旁边,仍然带着那只棕色皮包。
这次她穿的是白色短袖,头发没有烫得那么卷,整个人看起来比上次年轻一些。
她坐下后,先看了我一眼。
“你怎么又来了?”
“我每天都来。”
“每天看电影?”
“嗯。”
“家里不管?”
“管,但我不听。”
“你倒是有胆子。”
她说着,目光落在银幕上。
那天的电影是喜剧片。里面的人吵吵闹闹,观众也跟着笑。她却一直没笑,只在某个演员摔倒时弯了弯嘴角。
我等了很久,还是忍不住问:
“你丈夫呢?”
她把手放在腿上。
“出差。”
“去哪儿出差?”
“北边。”
“要去多久?”
“他说一个月。”
“那你一个人?”
“嗯。”
“一个人看电影?”
“以前不是。”
她的声音轻了下去。
我没有再追问。
电影放到一半,她忽然低声说:“周远,你能不能帮我做件事?”
“什么?”
“陪我去一趟车站。”
“现在?”
“电影结束以后。”
“你要去接人?”
“不是。”
“送人?”
她看着银幕,没回答。
我侧过脸,发现她的手指又绕住了皮包带子。
电影结束后,我们一起走出录像厅。
这一次,她没有去巷口,而是沿着街道往东走。我推着自行车跟在旁边,她一开始走得很快,后来像是意识到我跟不上,又慢了下来。
“你不能骑车吗?”她问。
“你没说要我骑。”
“那你骑车带我去车站。”
“可以。”
她犹豫了一下,坐上了后座。
那是我第一次载她。
她没有抱我的腰,只抓住了座椅后面的铁架。自行车在坑洼的路上颠了一下,她的膝盖碰到我的背。
“慢点。”她说。
“我已经很慢了。”
“我怕摔。”
“你抓住我就不会摔。”
话说出口,我自己先红了脸。
她没有取笑我。
她只是伸出一只手,轻轻抓住了我衬衫后面的布料。
那一路,我骑得很慢。
车站在城北,离录像厅有二十多分钟。夜风从耳边掠过,街边的店铺一间间关门,偶尔有卖西瓜的摊子亮着白炽灯。
到了车站,她从后座下来。
“你在门口等我。”
“你要进去多久?”
“不知道。”
“那我先回去。”
“周远。”
她叫住我。
“你不能走。”
“为什么?”
“我一个人不敢。”
我看着她。
她的脸在车站门口的灯光下显得很白。她不像一个二十九岁的女人,更像一个被人丢在陌生地方的孩子。
“你怕什么?”
她没有回答,只把皮包抱紧了一些。
我们走进候车厅。
里面坐着不少人,有人抱着孩子,有人提着编织袋。墙上的钟指向晚上九点四十。广播里播着听不清的通知,声音断断续续。
她带我走到最里面的长椅旁,坐了下来。
“等谁?”我问。
“等他。”
“你丈夫?”
“不是。”
她说完,拿出一张车票。
我看了一眼。
是去南边小城的车,时间是当晚十点半。
“他要走?”
“嗯。”
“你为什么送他?”
“因为他没有钱。”
“你给他买票?”
“我只是想让他离开。”
“他是谁?”
她盯着那张车票,过了很久才说:“一个和我有过一段关系的人。”
我没出声。
她继续说:“他不是坏人,但他也不是好人。他有家庭,有孩子。他说会离婚,说会带我走,说了两年。”
“你信了?”
“信过。”
“现在呢?”
“现在不信了。”
“那你为什么还帮他买票?”
她低下头,揉了揉车票边缘。
“因为他不走,我就永远走不了。”
我没听懂。
“你不是可以自己走吗?”
“我走不了。”
“为什么?”
她抬起脸,看着我。
“因为我丈夫。”
我第一次在她眼里看见害怕。
她告诉我,她的丈夫在一家运输公司做司机,脾气很大,喝酒后会砸东西。她嫁过去三年,刚开始只是吵架,后来他开始摔碗、踢门,再后来会抓住她的手腕,把她按在墙上。
那天上午,她丈夫突然提前回家,翻出了她藏在衣柜里的几封信。
他没有打她,只是把信一封封撕碎,扔在她脸上。
“你不是想走吗?”他说,“你走一个给我看看。”
她说完这些,脸上没有眼泪。
我却觉得胸口发闷。
“你为什么不回娘家?”
“我没有娘家。”
“那就去找派出所。”
她看着我,像是觉得我幼稚。
“那时候的事,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那你怎么办?”
“我想先把那个人送走。”
“送走之后呢?”
“再想办法。”
“你没有办法。”
她突然笑了。
“你才十七岁,倒是很会替别人下结论。”
“因为你看起来一点办法都没有。”
她的笑停住了。
我说完就后悔了。
她把脸转向另一边。
“你说得对。”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知道。”
她握着车票的手微微发抖。
十点二十五分,候车厅里开始检票。
她站起身。
“你在这里等我。”
“我和你一起去。”
“不行。”
“为什么?”
“他不想见别人。”
“他要是欺负你呢?”
“他不会。”
“你怎么知道?”
“因为他只会欺负我这种愿意相信他的人。”
她说完,朝检票口走去。
我跟了上去。
她停下脚步,第一次明显地冲我发了火。
“周远,你回去。”
“我不。”
“你听不懂吗?”
“我听懂了。”
“听懂了还跟着?”
“你说过,让我陪你来车站。”
“我现在不需要你陪。”
“可我已经来了。”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勇敢?”
她盯着我,声音压得很低。
“你只是个十七岁的孩子。你连自己都照顾不好,凭什么管我的事?”
我被她说得脸发烫。
“我没想管你。”
“那你跟着我干什么?”
“我不想让你一个人进去。”
“我就是想一个人进去。”
她的声音突然哽了一下。
检票口旁边有人朝我们看过来。
她意识到了,立刻收住了声音。
“回去吧。”她说,“别把自己卷进来。”
“我不走。”
“你非要这样?”
“嗯。”
她愣住了。
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说得这么坚定。也许是因为她那天在录像厅问我的那句话,也许是因为她在夜色里抓着我衬衫的手,也许是因为我第一次觉得,一个成年人也会无助到需要别人陪着。
她看了我很久,最后没有再赶我。
“那你只能站在门口。”
“好。”
她检票进去了。
我站在候车厅外,看着她穿过人群。
一个男人很快从另一边走来。
那人三十多岁,穿一件皱巴巴的衬衫,手里拿着旧旅行包。他看到林秋,先是停了一下,随后快步走过去。
两个人没有拥抱。
男人低头说了几句话,林秋把车票递给他。
他没有接。
两人似乎争执起来。
林秋的手垂在身侧,嘴唇一张一合。我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只看见男人忽然伸手去抓她的胳膊。
我下意识往前走了一步。
林秋抬头看见我,立即摇了摇头。
她的眼神很坚决。
我停下了。
男人顺着她的目光看向我,眉头皱起来。
“他是谁?”
林秋没有回答。
“你带个孩子来干什么?”
“他不是孩子。”
“十七岁还不是孩子?”
男人冷笑一声,手依旧抓着她的手臂。
我看见她脸上的表情一点点变冷。
“把手松开。”她说。
“你又想跟我闹?”
“我让你松开。”
“我不松,你能怎么样?”
林秋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很短,却像是做了什么决定。
她用另一只手掰开男人的手指。
“车票给你了,钱也给你了。今晚你走,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男人愣了。
“你什么意思?”
“字面意思。”
“你不是说跟我一起走?”
“我改主意了。”
“你改主意?”
他声音一下提高,候车厅里有几个人转过头来。
“你以为我愿意跟你走?”林秋说,“我只是想看看,你到底有没有胆量离开。”
男人脸色变了。
“你什么意思?”
“你老婆和孩子都在那边等你,你要是舍得,就走。你要是舍不得,就别再拿我当借口。”
“你疯了?”
“我没疯。”
“那你为什么给我买票?”
“因为我想给自己一个机会。”
她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
“现在我不想要了。”
男人抓紧旅行包,眼神阴沉下来。
“你别后悔。”
“我已经后悔两年了,不差这一晚。”
广播开始催促检票。
男人看着她,像是还在等她改变主意。
林秋没有动。
她把车票重新塞进男人手里。
“你走吧。”
男人咬了咬牙,转身朝检票口走去。
走出几步,他又回头。
“林秋,你以为你离开我,日子就会好过?”
她看着他。
“日子好不好过,至少由我自己过。”
男人没有再说话,拎着旅行包进了站台。
林秋站在原地,肩膀慢慢松下来。
她没有哭,只是盯着检票口发呆。
过了很久,她才转过身。
“你看到了?”
“嗯。”
“满意了?”
“没有。”
“那你还想看什么?”
“我不知道。”
她走到我面前,伸手把我额头上被风吹乱的头发压了压。
这是她第一次主动碰我。
“走吧。”
“去哪儿?”
“回家。”
“你丈夫在家吗?”
“他今晚不在。”
“那你害怕吗?”
“怕。”
她说得很坦然。
“但怕也得回去。”
我们走出车站。
夜里的风比刚才凉了一些。她没有再让我骑车载她,而是跟我并肩走在街边。
走了十几分钟,她忽然问:“你刚才为什么不走?”
“我说了,我不想让你一个人进去。”
“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
“知道。”
“你知道我和他是什么关系吗?”
“知道。”
“你不觉得我很脏吗?”
我停下脚步。
她也停了。
路边有辆三轮车经过,车灯从她脸上扫过去,照出她眼底一闪而过的难堪。
“我为什么要觉得你脏?”我问。
“因为我结婚了。”
“你丈夫不在乎你。”
“那也改变不了我是有丈夫的人。”
“那你就离开他。”
她苦笑。
“你说得真容易。”
“我不知道怎么做,但你不能因为结婚了,就一直被他关着。”
她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最后什么也没说。
过了一会儿,她低声说:“周远,你还太小。”
“我知道。”
“很多事不是陪着我去一趟车站,就能解决的。”
“我也知道。”
“那你为什么还要管?”
“我没有管。”
“你今天已经管了。”
“那我以后不管。”
她怔了一下。
我转身去推自行车。
“你不是说我不能照顾自己吗?那我回家。”
她站在原地,看着我背影。
我走了几步,她追了上来。
“你生气了?”
“没有。”
“你明明就是生气了。”
“我没有。”
“你这个年纪的男孩,撒谎都不会。”
她说着,伸手拉住我的车把。
“我没说你做错。”
“那你说我小。”
“你本来就小。”
“那你别叫我弟弟。”
她沉默了。
我也没想到自己会把这句话说出来。
她的手慢慢从车把上松开。
“好。”她说,“以后不叫了。”
那一刻,我忽然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
我希望她把我当成大人,又害怕她真的把我当成大人。她说我是弟弟,我觉得难受;她不再这么叫,我又觉得失落。
她大概看出了我的心思。
“周远,”她说,“你别把今晚当成什么特别的事。”
“我没有。”
“你也别因为我跟那个人的事,就觉得自己可以替我做决定。”
“我没有这样想。”
“你会长大,会遇到喜欢的人。到那时候,你会觉得今晚很可笑。”
“我不会。”
她没有争辩。
“人都会变。”
“那你也会变吗?”
她看着远处的路灯。
“我已经变过很多次了。”
我们走到她住的小区门口。
那是一片老楼,楼道里没有灯,墙上贴满了褪色的小广告。她站在楼门口,朝里面看了一眼。
“你回去吧。”
“你住几楼?”
“四楼。”
“我送你上去。”
“不用了。”
“你不是怕吗?”
她笑了一下。
“怕也不能一辈子让你送。”
我没有动。
她叹了口气。
“你再不走,我就真的生气了。”
我只好把自行车掉了个头。
“明天还去录像厅吗?”她问。
“去。”
“别去了。”
“为什么?”
“因为我可能不会去。”
“那我自己看。”
“电影有什么好看的?”
“你不是说喜欢吗?”
“我喜欢的不是电影。”
她说完,像是觉得自己说多了,立刻转身进了楼道。
我站在门口,听见她的脚步声一层层往上。
她走到二楼时,楼道里的声控灯灭了。
黑暗里,忽然传来她的声音。
“周远。”
“嗯?”
“谢谢你。”
“谢什么?”
“今晚没有走。”
她停顿了一下。
“但你以后还是要学会走。”
我抬头看着黑漆漆的楼梯。
她的脚步声继续往上,最后消失在四楼。
第二天,我没有去录像厅。
我在家里等录取通知书,帮母亲洗了两盆衣服。父亲下夜班回来,难得没有骂我,只是坐在门口抽烟。
“怎么不出去?”他问。
“不想去。”
“长大了?”
“可能吧。”
他看了我一眼,没有再说话。
下午,我拿出那张写着林秋电话号码的纸。
我想给她打电话。
可她说过,别给她打。
我把纸放回课本里。
晚上,我还是去了录像厅。
老板正在换录像带,看到我,抬了抬眉毛。
“今天一个人?”
“嗯。”
“你那个朋友呢?”
“她不是我朋友。”
“不是朋友,你天天盯着门口看?”
我没回答。
老板笑了笑,没继续问。
那晚放的是一部旧武打片。银幕上刀光剑影,观众叫好声不断。我却一直想着林秋在车站说的那句话。
“我已经后悔两年了,不差这一晚。”
我不知道她回家后会发生什么。
也不知道她丈夫会不会回来找她。
更不知道她为什么偏偏在录像厅里坐到我旁边,问我那部电影好不好看。
电影放到一半,门口进来一个女人。
我抬起头,心脏猛地跳了一下。
不是林秋。
只是一个穿着浅色衣服的陌生人。
我低下头,忽然觉得自己很可笑。
那天以后,我还是每天去录像厅,但林秋再也没有出现。
一周后,我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
母亲拿着通知书哭了半天,父亲则跑去买了一瓶廉价白酒,晚上炒了两个菜。
家里来了几个邻居。
大家都说我有出息,说机械厂宿舍里终于出了个大学生。
我坐在桌边喝酒,脸上一直带着笑,心里却有点空。
我想告诉林秋。
我考上了。
我想问她丈夫有没有回去。
想问她有没有真的离开那间屋子。
想问她还看不看电影。
可我没有她的传呼号码,也没有别的联系方式。她只给过我一个家里的电话,可又不让我打。
第二天,我还是去了她住的小区。
我在楼下站了很久,最后没有上楼。
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她。
也不知道如果她丈夫在家,我能说什么。
我站到天快黑,才看见她从外面回来。
她手里拎着菜,脸色很疲惫。
她也看见了我。
她在楼梯口停下。
“你怎么来了?”
“我考上大学了。”
“哪所?”
我告诉她学校的名字。
她笑了,眼睛一下亮起来。
“我就知道你能考上。”
“你知道?”
“你看电影都那么认真,读书肯定也不会差。”
“你怎么知道我看电影认真?”
“第一次见你时就知道。”
她把菜袋换到另一只手里。
“什么时候走?”
“下个月。”
“那很好。”
“你呢?”
“我什么?”
“你丈夫有没有回来?”
她的笑淡了下去。
“回来过。”
“他打你了吗?”
“没有。”
“那就好。”
“他没打我,是因为我把门锁换了。”
我愣住。
“你换锁了?”
“嗯。”
“他怎么办?”
“他在门外骂了一晚上,后来走了。”
“你不怕他再回来?”
“怕。”
“那你为什么还换?”
她看了看手里的菜。
“因为门是我的,钥匙也是我的。我总要先学会把门关上。”
那是她第一次对我说,她打算离开丈夫。
不是立刻,不是带着行李逃走,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决定。
她只是先换了一把锁。
可我知道,对她来说,那已经是很大的事。
“他会同意吗?”我问。
“我没问他。”
“你不怕他闹?”
“怕。”
“那你还……”
“周远。”
她打断我。
“怕,不代表要把钥匙交给他。”
我点了点头。
她看着我,忽然问:“你去了大学以后,还会来录像厅吗?”
“会。”
“别去了。”
“为什么?”
“那里没有你想看的东西。”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在那里坐过很多年。”
“你还会去吗?”
她想了一会儿。
“偶尔吧。”
“那我还能见到你吗?”
她没有立即回答。
楼道口的灯亮了,昏黄的灯光落在她脸上。她看起来比第一次见面时更累,却也像是终于有了一点自己的力气。
“周远,”她说,“你要去过你的生活。”
“我知道。”
“别把我当成你人生里最重要的人。”
“我没有。”
“你有。”
她的语气很轻,却没有给我辩解的机会。
“你现在只是第一次遇到一个让你心里发热的人。你觉得那就是一辈子,其实不是。”
“那是什么?”
“是一个夏天。”
“一个夏天也可以很重要。”
“当然重要。”
她笑了笑。
“但重要不等于要带走。”
我低头看着水泥地面。
“我只是想再见你。”
“可以。”
“什么时候?”
“等你放假。”
“你答应了?”
“我没答应一定见你。”
“那你说可以?”
“可以等你放假时,再看看有没有时间。”
我知道她是在拒绝我。
可那一刻,我没有再坚持。
我从口袋里拿出那张纸。
纸已经被我折得很软,上面写的号码也有些模糊。
“这个还给你。”
她没有接。
“你留着吧。”
“你不是说别打吗?”
“对。”
“那我留着干什么?”
“提醒你,别随便跟陌生女人说话。”
我笑了。
她也笑了。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笑得没有疲惫。
她伸手接过纸,叠好后放进皮包里。
“周远。”
“嗯?”
“上大学以后,不要急着证明自己长大。”
“我已经十七了。”
“十七岁不需要急着长大。”
“那你呢?”
“我已经二十九了,才刚开始学着为自己做决定。”
她说完,拎着菜上楼。
这一次,她没有让我先走。
我跟着她走到四楼。
她拿出钥匙,打开门。
屋里很小,客厅里摆着一张旧沙发,墙上挂着一张结婚照。照片里的她穿着红色衣服,笑得很甜,旁边的男人年轻一些,手搭在她肩膀上。
我看了几秒,立刻移开视线。
她把菜放进厨房。
“进来坐一会儿。”
我坐在沙发边缘,不敢碰任何东西。
她给我倒了一杯白开水。
“你丈夫什么时候回来?”
“他说不回来了。”
“他说的?”
“嗯。”
“他会不会又回来?”
“可能会。”
“那你怎么办?”
“他回来,我就不开门。”
“他要是砸门呢?”
“我会找人。”
“找谁?”
“邻居,居委会,或者其他人。”
她说这话时语气很平静。
显然,她已经想过这些事。
我忽然觉得,她不需要我来救她。
她只是需要有人在她做决定时,告诉她这个决定不是错的。
“周远。”她忽然问,“你那天在车站,是不是喜欢我?”
我的手一抖,杯子差点掉到地上。
她没有笑,也没有躲开我的目光。
“我不知道。”我说。
“你知道。”
“我只是觉得你很可怜。”
“可怜不是喜欢。”
“那我可能喜欢你。”
她沉默下来。
客厅里只有电风扇转动的声音,扇叶每转一圈,都会发出轻微的咔哒声。
她把手放在膝盖上,指尖轻轻交叠。
“你喜欢我什么?”
我想了很久。
“你说话好听。”
“这算什么?”
“你会看电影。”
“还有呢?”
“你不高兴的时候,不会装作高兴。”
“还有呢?”
“你那天在录像厅问我,电影好不好看。”
她听完,眼里闪过一点复杂的神色。
“就因为一句话?”
“不是。”
“那是什么?”
“我不知道。”
我实在说不出更多。
十七岁的喜欢就是这样,明明心里有很多东西,到了嘴边却只剩下几句笨拙的话。
她低下头,轻轻笑了一声。
“周远,你知道我为什么坐到你旁边吗?”
“因为我看电影认真。”
“这是一个原因。”
“还有呢?”
“因为你看起来不会问我太多。”
“可我后来问了很多。”
“嗯。”
“你后悔坐到我旁边吗?”
她摇头。
“不后悔。”
我抬头看她。
“但我也不希望你把这件事当成一段爱情。”
“为什么?”
“因为我给不了你。”
“我没让你给。”
“你现在这么说,是因为你还没想清楚。”
她站起身,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纸盒。
纸盒里放着几盘录像带。
“这些是什么?”
“我以前租的。”
她拿出其中一盘,递给我。
“这是我们第一次看的那部电影。”
我接过来,看到录像带外壳上贴着一张手写标签,字迹已经有些褪色。
“你什么时候借的?”
“那天晚上。”
“你还没还?”
“录像厅老板让我赔钱,我没钱。”
“多少钱?”
“两块五。”
我从口袋里掏出钱。
她按住我的手。
“你干什么?”
“我替你还。”
“你有钱吗?”
“有。”
“这是两块五。”
“我知道。”
“你一个学生,拿两块五替我还什么?”
“我想把这盘带子买下来。”
她看了我一会儿。
“你买它干什么?”
“留着。”
“你家有录像机吗?”
“没有。”
“那你留着看什么?”
“等以后有了再看。”
她忽然笑了。
“你看,这就是十七岁。”
“哪里?”
“总觉得以后什么都会有。”
我没有把钱收回去。
“那你卖不卖?”
“这不是我的。”
“那你为什么拿回来?”
“因为我不想让它被人擦掉。”
“谁会擦掉?”
“老板会重复录别的片子。”
她把录像带放回纸盒里。
“那就让它被擦掉。”
“为什么?”
“因为看过一次,就够了。”
我没说话。
她把纸盒盖上,放进柜子最下面。
那天我在她家坐了很久。
她没有再说丈夫,也没有再说那个男人。我们聊学校,聊电影,聊她小时候住过的地方。她说她小时候喜欢画画,后来因为家里没钱,只能早早出来工作。她说她从来没去过大学,不知道大学里的楼是不是都很高。
我告诉她,大学里的楼也不一定高,食堂的菜还可能很难吃。
她说那你就学会做饭。
我问她会不会做饭。
她说只会煮面。
“那我们以后谁做饭?”
话说完,我立刻僵住。
她看了我一眼。
“没有以后。”
“我只是随口说。”
“我知道。”
她没有生气。
只是把电风扇的方向转开了些。
我在天黑之前离开。
走到楼下,我抬头看了看四楼的窗户。
窗帘拉着,里面亮着灯。
我骑车回家时,风已经凉了。
那年夏天,我没有再和林秋见面。
我去了外地上大学。
刚开始的几个月,我总想给她写信。可我没有地址,也没有她的传呼号。那张写着号码的纸被我夹在日记本里,后来搬宿舍时不小心弄丢了。
我有几次回到那条旧巷子。
录像厅还在,门口的灯牌换了新的,老板也换成了另一个人。原来的梁老板据说去了别的地方做生意,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小厅的蓝布帘还挂着。
我买票进去,坐在那张旧椅子旁边。
旁边的座位空着。
我总觉得下一秒,林秋会提着那只棕色皮包,坐到我身边,靠过来,轻声问我:
“弟弟,这个好看吗?”
可她一直没有出现。
大学毕业后,我留在那座城市工作,结了婚,有了孩子。妻子是同事介绍的,性格温和,知道我喜欢看电影,也知道我年轻时去过很多录像厅。
她问过我:“你有没有喜欢过别人?”
我说:“有过。”
“后来呢?”
“没有后来。”
她没有追问。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真正让人难忘的,不一定是发生过什么,而是有些事情明明差一点发生,却始终停在了那里。
我和林秋之间,没有牵手,没有接吻,没有承诺,也没有真正开始过。
可那个夏天,她坐在我身边,问我电影好不好看。
她把一个陌生男孩当成了可以陪她走到车站的人。
而我也第一次知道,一个人可以在婚姻里孤独到这种程度,也可以在害怕的时候,仍然自己换一把门锁。
她没有等我长大。
我也没有等她离开谁。
我们只是在人生最不合适的时间里,短暂地靠近了一次。
后来我四十岁那年,因为工作去了那座旧城。
原来的录像厅已经变成了一家小卖部。门口挂着彩色塑料袋,墙上贴着饮料广告。那块蓝色灯牌早就不见了,只剩下一截生锈的铁架。
我站在门口看了很久。
老板娘问我:“买东西吗?”
“以前这里是不是录像厅?”
“是啊,很多年前了。”
“老板还在吗?姓梁。”
“没听说过。”
“那你知道以前住在附近的一个女人吗?叫林秋。”
老板娘想了想,摇头。
“这附近叫这个名字的多了。”
我说了声谢谢,转身离开。
走出几十米,我忽然在对面的旧楼下停住。
那片宿舍楼还在,只是墙面重新刷过,窗户也换成了铝合金的。四楼那户人家的门牌已经换了,门锁也不是当年的样子。
我没有上楼。
我不知道林秋后来有没有离开丈夫,也不知道她有没有再结婚。她可能去了别的城市,也可能仍然住在某个我不知道的地方,过着与我完全无关的生活。
可我仍然记得她说过的那句话:
怕,不代表要把钥匙交给别人。
我结婚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明白这句话真正的意思。
我以为婚姻就是两个人互相照顾,互相迁就,互相把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交出去。后来我才发现,真正的亲密不是把钥匙全部交给对方,而是即使把门打开,也仍然知道自己有权把门关上。
林秋那天没有跟那个男人走。
她也没有立刻离开丈夫。
她只是把一张车票塞回他手里,把一句“我不想要了”说清楚,然后回到自己的房子,换了一把锁。
那一晚,她没有被谁拯救。
她只是第一次没有把自己的选择交给别人。
我站在旧楼下,想起二十九岁的她坐在录像厅里,脸上有妆,眼里却全是疲惫。
她靠过来,声音很轻。
“弟弟,这个好看吗?”
当时我回答:“还行。”
如果现在再让我回答一次,我大概会说:
“好看。”
不是因为银幕上的电影好看。
是因为那一刻,她终于看见了一个愿意认真看她的人。
也因为从那天开始,我明白了,有些人坐到你身边,不是为了陪你走完一生,只是希望在自己还没有决定要往哪里走之前,有个人能告诉她:
你看见的,是真的。
你害怕的,也是真的。
但你的人生,不能永远由别人替你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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