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师是医学大佬，读博期间因和导师科研观念不合被退学，他在农村吃低保

在某自媒体平台上，活跃着一个退学博士生小组「博士，退学了嘛？」，简介是「Do not feel any guilt about it！」

图片来源：某社交平台

小组的存在，本身就是对「读博是唯一出路」这一社会共识的抵抗。自 2019 年创建至今，小组已聚集了超过 30000 名成员。在这里，退学不是失败，而是一个可以被公开讨论、被认真对待的人生选择。

小组里最常出现的问题就是：退学了，然后呢？答案五花八门，但每一条路都真实可触。

01 对了，但也没用了

老周是 1980 年代末考上的博士。那年代，博士是稀罕物。

来自农村的老周本科就读于一所知名的医科大学，毕业后在老家当了几年医生，又考回上海读硕士，接着顺利转博。他导师是血液学领域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在当时整体匮乏的大环境下，课题组的资源还算充裕，师兄师姐们毕业后大多进了三甲医院或科研院所。

老周原本也应该走这条路。

但他和导师之间，不幸出现了分歧。老周的研究方向是某种血液系统疾病的发病机制，他提出了一套自己的理论假说。按照他的回忆，导师从一开始就不认可这套假说，认为他的猜想「方向上根本立不住」。

「他说我研究的东西不存在。」老周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平静，像是在讲别人的事。

师生的分歧越来越大。导师建议他换方向，老周不愿意。他觉得自己已经做了大量文献调研和预实验，这条路大概率走得通。双方僵持近一年，最终，导师给了他两个选择，要么换方向重新开题，要么休学回去。

人在他乡的老周举足无措，他不想换方向，更不想休学，只能拖着，希望导师能回心转意。拖到最后，学分修完，课题做完，唯独答辩导师没有签字。他拿到一张结业证书，而不是博士学位。

离开上海后，老周回过一次老家，又辗转去过几个城市。他想进医院，但博士没学位，手里只有一张结业证，大医院进不去，小医院他又不甘心。折腾了几年，他回到老家，在村里开了个小诊所。

「那时候农村缺医少药，我回去还能做点事。」他说。

他的诊所一开就是三十多年。老周看病仔细，收费又低，十里八乡的人都来找他。但也正是因为收费低，他的积蓄有限，随着年龄增长，生活越来越拮据。前几年，村委会帮他申请了低保。

老周一直没有结婚，更没有子女。他曾经有过一段感情，对方是老家的一位中学老师，后来因为他的经济状况和「没有正式工作」而不了了之。

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老周的故事被外界知道。一位做自媒体的年轻人回村探亲，听说了他的经历后专门拜访，把他的故事发到了网上。

事情曝光，评论区炸了。很多人在问同一个问题：老周的导师到底是谁？还有人问：如果当年老周不那么固执，听导师的，换个研究方向，人生会不会完全不同？

老周没有回答这些问题。他只解释了一句：「我研究的那个方向，后来国外有人做出来了，论文发在很好的杂志上。」

他说的是事实。老周当年坚持的那套假说，在他离开上海十几年后，被国外几个课题组先后证实，相关论文发表在血液学领域的顶级期刊上。

而这位没拿到学位证的老周，曾经离那个发现很近很近……

老周对了，但也没有用了。

02 八年，太长了

小魏离开学校那天，上海下着小雨。

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倒是早早把行李收拾好了。一个 36 寸拉杆箱，一个双肩包，和七年前来报到时差不多。因为不是毕业季，宿管阿姨问她是不是要出差，她笑了笑，未置可否。

她没有说自己「结业」，也肯定不算「退学」，这两个词她都不愿意用。这几年，她称自己是「博士研究生」。现在，她不知道自己的身份究竟是什么。

小魏是 2017 级博士生，就读于生物医学工程专业。选这个方向，是因为她觉得「离真实的人很近」。小魏的课题跟疾病诊断相关，实验室里的每一组数据，将来都可能变成临床上的一个判断依据。

入学时，小魏选了系里很有分量的教授。头两年，一切看起来还算正常。上课、读文献、做预实验、跟师兄师姐学仪器操作、跟导师讨论课题方向……她花了大半年时间，独立设计了一个开题课题。方向是她自己查文献找的，实验方案是她自己写的，预实验数据也是她自己跑出来的。

最艰难的阶段她咬牙坚持下来，正准备放手大干，没想到，一次组会后，导师喊她开了个会。简单几句话，那个课题被拿走了，换了个同级的男生接手。

「他说这个方向他亲自来带，让我先放一放。」小魏后来回忆这次变故时，没有用「抢」这个字，但后面的话暴露了她的真实感受，「我花了一年时间设计的东西，突然就跟我没关系了。」

课题被拿走之后，小魏被导师安排去做别的。「别的」是什么，她没有细说。她反复说着四个字「帮他干活」。干横向、做私活、写材料、做跟自己的博士论文毫无关系的实验。这些事情占据了小魏大部分时间。

她不是没有反抗过。她跟导师提出想回到自己的课题上。导师的回答很直接，小魏能力不错，不着急，先把手头的事做完。可手头的事永远做不完。

到了第六年，小魏终于意识到一个问题，自己可能毕不了业。

按照学校的学籍管理规定，博士最长学习年限是八年。她已经用了六年，手里没有一篇以自己为第一作者的论文。她最有希望的课题被拿走，她的数据已经被发表，自己仅排第四。而那些「帮他干的活」则杂七杂八不成系统，完全拼不出论文，更重要的是，署名权不在她手里。

她决定不再配合。

这个决定带来的后果，比她预想的要严重得多。她的门禁卡被注销，被禁止进入实验室，理由是「违反实验室管理规定」。她的实验台被清空，甚至连组会都不再通知她参加。

「整整两年，我进不了实验室。」小魏说，「就像一个不存在的人，我好像从来没来过这里。」

小魏曾经试着找过系里、找过研究生院，她想换导师，想把课题拿回来重新做。但她的导师就是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的组长。「我找谁都没有用，因为最后评定论文的人，就是他。」小魏无奈地说。

2025 年，她收到了学校的结业通知。不是退学，是「结业」，学分修满了，但论文答辩没有完成。一张纸，证明她在这里待过八年，但不能证明她拿到了博士学位.

2025 年 5 月 7 日深夜，小魏在某论坛发了帖子。

她实名举报自己的导师，指控内容包括：强行攫取开题课题、哄骗威逼干私活、报复性禁止进入实验室、逼迫签署「毕不了业与导师无关」的协议。她还提到一个细节，实验室几乎每个博士都被拖到八年以上才能毕业，有的甚至超过十年。

「学生拿他没有任何办法。」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有些抖。

这条信息在网上发酵，被大量转发。第二天，学校成立了专班，发布公告说「高度重视」。她的导师则认为「这些完全是她个人的臆想。」

一年过去，小魏导师的信息仍挂在学院官网的教师页面，课题组的论文也在持续发表。而那条举报帖后来「不可见」了。

现在的小魏，在一家小公司做技术文秘。工资不高，但「至少没那么焦虑」。

她偶尔还会梦到实验室。梦里她站在超净台前面，手边是自己的实验记录本，数据一行一行写得很整齐。醒来的时候，枕头是湿的。

有人问她，后不后悔读博。

她沉默了很久。然后说「我不后悔读博。我后悔的是，在我发现自己走错实验室的时候，没有更早地离开。」

「八年，太长了。」

03 一切都是合法的

小罗本科就等于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2012 年毕业后直接留下，跟了一位研究鱼类进化的教授，读本校生态与进化生物学系的博士学位。他的课题是鱼鳞发育，具体来说，是某种鱼鳞在生长过程中细胞分化的调控机制。

头两年一切正常。他拿到了几笔研究生奖学金，实验数据也在逐步积累。导师对他的工作没有提出过什么大的异议。直到 2015 年春天，事情开始变了。

小罗后来在诉状里写道，那一年，他导师自己的科研经费开始紧张，而小罗手上的数据和思路，恰好能支撑一个很有前景的经费申请方向。导师「开始了一项计划」，把小罗的数据和想法拿过去用。

计划的第一步，是让一个本科生接手小罗认为对自己博士论文至关重要的那部分实验。小罗去找导师理论，导师没有正面回应。从那之后，两个人的关系开始急剧恶化。小罗说，导师开始给他安排大量批改本科生作业的工作，占用了他本可以用来做实验的时间。

小罗向系里反映了情况。系里回应已知悉，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2015 年 12 月，距离小罗参加博士资格综合考试还有几天，导师辞去了自己的导师职务。

在美国的博士培养体系里，综合考试是决定学生能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关键节点。没有导师，就没有人为你向委员会提交考试申请，也没有人为你争取委员会的批准。小罗连考场都没资格进。

「他在考试前夜辞去了导师职务，」小罗在诉状中写道，「我瞬间失去了参加考试的机会。」

系里给小罗一个学期的时间去找新的导师。这听起来很合理，但问题是，这条规定在小罗入学的时候并不存在。新规则是在他出事之后才加上去的。

小罗联系到一位对遗传学感兴趣的教授，对方口头答应接收他。但没过多久，这位教授就改变了主意。小罗申请了延期，系里多给他一整个暑假和一个秋天的时间。他联系了系里几乎所有可能接收他的教授，一个都没有成。

为什么会这样？小罗认为答案在他的前导师身上。他在诉状中指控，前导师在邮件里以及当面谈话中，向系里其他教授说小罗的坏话。其中一句流传最广的话是，这名学生「整个学期几乎没有做任何研究」。小罗说，前导师用这种方式让所有可能接收他的教授，在见到他之前就已经产生了负面印象。

2016 年秋天，小罗彻底放弃了。他没有导师，没有实验室，没有任何人可以为他出具推荐信。他办理了退学手续，拿走一张硕士学位证书。

退学后，他把前导师和科罗拉多大学一起告上了法庭，指控前导师诽谤，指控学校违约没有履行「为学生提供合理机会完成博士学位」的义务。

这个案子后来如何，在公开报道里没有明确的结局。大学曾回应「案件正在审理」，之后便再无下文。前导师对所有采访请求保持沉默，小罗的律师也没有回应媒体的采访，连最早爆料的网站也更新说诉状中包含有一些无法确定的指控。

整个过程里，似乎只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小罗没有拿到博士学位。

这件事的吊诡之处在于，一切都是合法的。

这里不涉及任何「违规操作」，所有流程都在制度框架内完成。导师招学生是合法的，拿走学生数据是合法的，让本科生接手学生的课题是合法的，在学生关键考试前夕辞去导师职务也是合法的。从头到尾，小罗都找不到一个具体的可以指控的违规行为。

他唯一能指控的，是一个无法被证明的「动机」。而法庭要的是证据，不是动机。

小罗后来搬去了别的州，在一家生物技术公司找了份工作。他的 LinkedIn 页面上，学历那一栏写的是「硕士」。他曾经离博士只差一场考试，那场考试他原本应有机会参加。

结尾

尽管很松散，「博士，退学了嘛？」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退学博士组织。小组的组长（创建者），真名刘怡，自称「知识与思想的创造者和传播者」。

她的求学履历其实很令人羡慕。她先后就读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和乔治城大学历史系，最终在美国攻读历史学和亚洲研究博士期间选择了退学，现居波士顿，经营过民宿。

博士退学之后，刘怡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她创建了小组，还把退学的经历写成了书。在书中，她详细记叙了读博过程中在学习、工作和生活等方面遭遇的种种困难，还引用大量英语电邮作为资料，力求真实，并且专门开辟一章进行了苏格拉底式的追问与反思。

她不是在控诉，更不是在卖惨，而是在诚实地记录年轻人如何在人生的分岔口做出选择，并努力承担这个选择的全部后果。

刘怡和她的 30000 多名组员正在共同做着一件事，把「博士生退学」这件事从人生的污点，变成一个人生的选项。

「去污名化」本身，就足够有意义。

注：文中故事皆有原型，成文时略作加工。文中资料来自各自媒体平台网友分享。

题图来源：图虫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