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年我捡到一张招工表，去面试时，才发现是国安局的秘密招聘

1992年4月17号，礼拜五，我记得清清楚楚，那天厂里停电，车间主任老赵扯着嗓子喊了一句“都回去吧”，大伙儿跟逃荒似的往外涌。我骑着我那辆二八大杠，车链子哗啦哗啦响，后座上绑着个空饭盒，叮叮当当一路从城南机械厂往家蹬。骑到垃圾站后头那条巷子的时候，前轮轧着个软乎乎的东西，我差点摔一跟头，下来一看，是只死耗子，再一低头，耗子旁边躺着张硬纸片子。

挺厚实一张纸，四四方方，边角有点卷，上头印着“城南区第二服务公司招工登记表”几个字，油墨味儿还没散干净。表格栏目印刷得规规矩矩，姓名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家庭住址，底下还盖着个红戳，戳上的字糊了一半，就看清个“服务”俩字。我把纸翻过来，背面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字，歪歪扭扭跟虫子爬似的：“李卫国同志收。”

我当时就乐了。李卫国是我爸的名字，可我爸死了五年了，八七年没的，因公殉职，红本本上写得明明白白。这表搁垃圾堆边上也不知躺了多久，估计是谁家收拾遗物当废纸扔了，碰巧让我撞上。我本想一脚踢开，转念一想，这纸挺新，背面还能打草稿，我正缺算草纸呢，就揣兜里带回家了。

到家我妈正做饭，蜂窝煤炉子上坐个大铁锅，咕嘟咕嘟炖白菜帮子，案板上搁着半块豆腐，拿纱布盖着，怕苍蝇叮。我把表往桌上一拍：“妈，有人给我爸寄信呢。”

我妈端着锅铲过来看了一眼，脸色唰地变了。她手抖得跟筛糠似的，锅铲差点掉地上，指着那行字半天说不出话。我扶她坐下，倒了杯白开水，她灌了两口才缓过劲儿来，嘴唇哆嗦着说：“这、这是你爸的笔迹。”

我愣了：“我爸字那么丑？跟鸡扒的似的。”

“他左手写的。”我妈眼圈红了，“他以前说过，万一哪天他出事，会有人用左手写通知……他说他右手写字有特征，容易被认出来，左手写安全。”

我俩对着那张破纸研究了半宿。正面就是张普通招工表，纸是好纸，那种机关单位用的厚道林纸，光滑挺括，跟厂里糊墙的报纸完全两码事。背面的字除了“李卫国同志收”，底下还压着一行小字，被油渍洇得看不清了，拿台灯照着，我跟我妈脸贴脸凑过去，才勉强认出来：“四月二十日上午九点，携此表至清水街十七号后院面试。”

我妈盯着那行字看了足足五分钟，忽然站起来翻箱倒柜，从立柜最底下掏出个铁皮盒子，里头是我爸的遗物：一枚三等功奖章，红本本，还有几张黑白照片。她翻出一张我爸年轻时候的合影，跟几个穿中山装的人站一块儿，背景是个大门，门牌子上的字被墨涂了。照片背面写了一行钢笔字：“八三年春，与诸同志摄于局门前。”

“局？”我指着那个字问我妈，“啥局？”

我妈把照片收回去，不让我看了：“别问。你爸活着时候就一句话，不该问的别问。”

我俩又坐回桌前研究那张招工表。我妈拿剪子把背面那行字连着油渍剪下来，拿浆糊贴到日历牌后头藏好，又把招工表正反面看了八百遍，最后说：“去。你爸不会害咱。”

我说：“万一是骗子呢？这年头啥人都有，前街老孙头让人骗了三百块，说是能给他儿子办农转非，结果钱汇出去连个水漂都没打上来。”

我妈想了想：“你爸的字我认得，他左手写的那几个，跟右手的差着个劲儿，但笔顺习惯改不了。‘卫’字最后一横往上挑，右手不这样，就左手写才挑。这个挑法，天下独一份。”

我信我妈。我妈这辈子没啥本事，就是眼睛毒。我爸当年往家捎条子，上头写“今晚加班不回来”，我妈看一眼就能断出来是第几杯酒之后写的，误差不超过二两。

那天晚上我躺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我爸。他活着的时候在街道办上班，具体干啥我一直没搞明白，就知道他老出差，一走十天半个月，回来也不说去哪儿了。我妈问他，他就一句话：“组织上有纪律。”我妈哭过闹过，有一回把碗都摔了，我爸蹲地上捡碎瓷片子，捡完了闷头抽烟，抽完一根才说：“秀兰，我干的活儿，说出去掉脑袋。你就当我是个修水管的，别问了。”

他那工作确实像修水管的。家里常年备着管钳、生料带、各种型号的接头，半夜有人敲门，他披衣服起来，拎着工具兜子就走，天亮才回来，一身铁锈味儿。我小时候还写过作文《我的爸爸》，写我爸是个修理工，老师给我打了个“良”，评语是“内容真实，但缺乏闪光点”。现在想想，那老师说得对，我爸确实没啥闪光点，他连家长会都没给我开过。

第二天上班我魂不守舍，搬铁疙瘩差点砸脚面上。车间王师傅问我咋了，我说没事，昨晚没睡好。王师傅五十多岁，跟我爸以前认识，他凑过来压低嗓门：“你爸那事儿，过去就过去了，别瞎打听。有些事儿知道了没好处。”我问他我爸到底干啥的，王师傅脸一沉：“我啥也不知道。我就一钳工。”说完扭头走了，一上午没搭理我。

礼拜一我请了假，跟我妈说去面试。我妈给我找了件干净衬衫，蓝的确良的，领子有点发黄，拿漂白粉搓了半宿。她把我爸那双三接头皮鞋翻出来让我穿，我脚大，塞不进去，只好穿我自己的白球鞋，刷得倒是白，就是大脚趾头顶出个包。

清水街在城北老居民区，路窄，两边全是平房，电线杆子上贴满了治性病的广告。我一路问过去，没人知道十七号在哪儿，问到第三个大爷，他抬手往东边一指：“修车铺子那家，老赵开的，找不着门牌就找他那破轮胎。”我走过去一看，果然，墙根底下靠着一排破轮胎，门脸是个修自行车的铺子，师傅姓赵，五十多岁，一脸横肉，胳膊上纹了个带鱼似的东西，后来我琢磨可能是龙，没纹好。

我把招工表递过去：“赵师傅，我来面试的。”

他接过去翻来覆去看了三遍，跟验钞票似的，还举起来对着太阳照了照，看那个红戳透不透光。然后他从抽屉里摸出个公章，“啪”地盖在表格右上角，动作利索得像盖戳盖章了一辈子：“后院，左拐，第二个门。敲门三下，等里头说进再进。”

后院比前头还破，墙根长着杂草，砖缝里往外渗水，晾衣绳上挂着俩老头衫，一条蓝一条白，蓝的洗得发白了，白的洗得发蓝了。墙角蹲着个蜂窝煤堆，上头搁着个搪瓷盆，盆里泡着双解放鞋。我心里直打鼓，这地儿怎么也不像正经单位，倒像哪个街道工厂的破烂仓库。

第二个门是扇掉了漆的木门，门板上还贴过“五好家庭”的牌子，就剩俩钉眼了。我按老赵说的，敲了三下，里头传出一声“进”，嗓子挺亮，带点南方口音。

推门进去，屋里就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桌上搁着个暖水瓶，俩搪瓷缸子，还有一个烟灰缸，里头戳着七八个烟屁股。坐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戴副黑框眼镜，中山装风纪扣系到最上头一颗，热得满头汗也不解，拿手绢一会儿擦一下脖子。他面前摊着份《人民日报》，日期是昨天的，旁边搁着个红蓝铅笔，报纸上密密麻麻画着圈。

“坐。”他指了指对面那把椅子，椅子面上有块补丁，拿胶带粘的。我坐下，他把我那张招工表接过去，对着光看了看那个红戳，又翻过来看了看背面的字，然后抬起眼皮打量我，上上下下看了足有两分钟，看得我后脊梁冒汗。

“李卫国的儿子？”

“是。”

“长得不像。”

“……随我妈。”

他笑了一下，嘴角往左边歪，露出半颗金牙：“你爸长得精神，四方大脸，浓眉大眼的。你随你妈，瘦长脸，小眼睛。”他把表格放下，从抽屉里掏出个牛皮纸档案袋，那种绕线绳的，线绳上还沾着红印泥。他解开绳子，往桌上一倒，倒出十几张照片，黑的彩的都有，尺寸也不一样，有六寸的，有三寸的，还有两张拍立得，边儿上带白框。

我凑过去一看，差点背过气去，全是我。第一张是我扛煤气罐上六楼，罐子压得我脖子都缩没了，照片是从楼下往上仰拍的，角度刁钻，把我拍得跟个大力士似的。第二张是我在厂里食堂啃馒头，腮帮子鼓着，眼睛瞪着一盘咸菜。第三张是我在路边跟人下象棋，输急眼了，脸涨得通红，手指头差点戳到对家鼻子上。第四张更绝，是我蹲厕所门口抽烟，蹲姿豪迈，裤脚一卷一高一低，我自己都不知道啥时候被拍的。

“你、你们……”我舌头打结，脑子里嗡嗡的。

“别慌。”他拿红蓝铅笔敲了敲桌子，“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姓陈，市国家安全局第三处的，你叫我老陈就行。这张招工表是我们故意放在垃圾站的，就是想看看你捡不捡。”

我嗓子眼发干，咽了口唾沫都费劲：“捡了咋说？不捡咋说？”

老陈往椅背上一靠：“不捡，说明你小子眼里没活儿，走路不看脚下，不适合干我们这行。捡了，说明你观察力还行，起码知道地上有东西得瞅一眼。”

“那我要是不来呢？”

“不来？”他又笑了一下，“你爸当年说，他儿子虽然愣，但有个好处，听话。他妈让他来，他指定来。”

我心想我爸可真了解我。我妈要是不发话，我八成把那张纸叠吧叠吧塞灶膛里引火了。

老陈把照片收拢起来，挑出那张扛煤气罐的：“这张是去年十一月拍的，你那天发烧三十八度五，车间主任让你歇半天，你没歇，下了班照样去扛罐。你妈在家熬了姜汤等你，你回来喝完姜汤倒头就睡，第二天早上五点起来扫院子，连你妈都不知道你发烧。”他顿了顿，“还有这张，”他又抽出那张下象棋的，“今年三月份，你跟厂里小年轻下棋，对方悔棋，你急了，差点动手，但最后忍住了。你攥拳头攥了半分钟，又松开了，说了句‘算你狠，再来一盘’。我要的就是这个，有血性，但压得住。”

我听得目瞪口呆：“你们盯了我多久？”

“三个月。”老陈把照片塞回档案袋，绕上绳，“你爸八七年牺牲之前，专门跟我们交代过，等儿子满二十二岁，让我们观察观察，要是块料，就拉进来接他的班。你今年二十二，刚够线。”

我嗓子眼发紧，憋出一句：“我爸到底咋没的？”

老陈沉默了一会儿，从兜里摸出盒大前门，叼上一根，划火柴点着，抽了两口才说话：“你爸是我们局里的老侦查员，八三年从部队转业过来的，干的一直是外勤。八七年夏天，他盯上一个走私团伙，从南边往咱们这儿倒腾电子元器件，那玩意儿能改装成电台。你爸跟了仨月，摸清了窝点，收网那天出了岔子，对方提前得了信儿，跑了俩，你爸一个人追到江边，跟仨人干上了。等我们赶到，他把人全摁住了，自己后腰上挨了一刀，捅穿了肾，没到医院人就没了。”

他抽了口烟，又说：“你爸最后说了一句话，我就在跟前。他说，‘别告诉我儿子，他胆小，吓哭了不好哄。’”

我鼻子一酸，眼泪差点下来，使劲憋回去了。老陈当没看见，把档案袋锁回抽屉，又推过来一张新的招工表，跟捡到那张一模一样，就是空白处盖了个红章，上头仨字：“政审通过。”

“签个字，下礼拜一报到。”他站起来跟我握手，掌心全是汗，黏糊糊的，“工资不高，一个月一百二，有夜班补助。出差多，不能跟家里说具体干啥。干不干？”

我攥着那张表，手指头捏得发白，脑子里跟过电影似的。我想起我爸半夜回家给我掖被角，手粗拉拉的，带着烟味儿和铁锈味儿。他活着时候我嫌他烦，老不在家，回来就管我学习，考不了九十分不让吃饭。有一回我考了八十八，他把卷子撕了让我重做，我趴桌上哭，他就坐旁边抽烟，一根接一根，抽到第三根才说话：“儿子，爸没本事，就盼你比我强。”

他死了以后我才发现，他书桌抽屉最里头藏着个铁盒子，里头全是我从小到大的奖状，连小学一年级“讲卫生好儿童”都留着，纸都黄了还拿塑料膜封着。铁盒子底下压着张纸条，我爸写的：“儿子，爸这工作亏欠你和你妈太多。你要是将来怨我，就骂两句，别憋着。要是不怨，爸谢谢你。”

我那天蹲在书桌前头哭了半个钟头，我妈在外头敲门问咋了，我说没事，找东西呢。

“干。”我说。

老陈又笑了一下，跟刚才那个笑不一样，这回笑得挺实在：“行，回去跟你妈说，单位是城南区第二服务公司，搞后勤的，管吃管住，就是老得加班。”

我走到门口他又叫住我：“小李，有句话提前说。干我们这行，立功受奖别跟家里说，挨了处分也别跟家里说，出差去哪儿不能说，回来问就是‘单位那点破事儿’。你爸当年在家话少，不是不爱跟你们聊，是不能聊。你妈要是问起来，你就说你在二服公司管仓库，领导姓陈，对你挺好。”

我点头。

他又补了一句：“还有一条。你爸那枚三等功奖章，是追授的。你回去告诉你妈，就说老陈说了，老李没给她丢人。”

我骑车回家，一路蹬得飞快，链子差点蹬断了。到家我妈正坐在门槛上择韭菜，见我回来，手停了，抬头看我，没说话。我把招工表掏出来递给她，她接过去看了那个“政审通过”的红章，又翻过来看了背面——新表背面光溜溜的啥也没有——然后她问了一句：“管饭不？”

我说：“管。”

她又问：“给多少钱？”

我说：“一百二。”

她把韭菜往盆里一扔，站起来拍拍围裙：“那还行，比你搬铁疙瘩强。去吧，别学你爸老半夜回来，吓人。”

晚上我帮她做饭，她忽然从柜子里翻出个包袱皮，里头是我爸的旧衣服，洗得发白的中山装，领子上有补丁，袖口磨出了毛边。她抖开衣服，从内兜里摸出张纸条递给我，上头一行字，还是左手写的：“儿子要是走了我这条路，别拦他。咱家欠国家的。”

我妈没哭，就叹了口气：“你爸八七年走之前一个礼拜写的，塞我枕头底下了。我找出来看了，一直没敢给你看，怕你真去送死。”她顿了顿，“后来我想通了，你爸这种人，你拦不住。他要是不去，活着也跟死了差不多。”

礼拜一我去报到，还是清水街十七号后院那间屋。老陈给我发了套工作服，深蓝色的，跟机械厂那套差不多，就是左胸口多印了“二服公司”四个字。他领着我挨个屋转了一圈，介绍人认识。

老孙，五十好几了，管档案的，戴副眼镜，左眼一千二，右眼八百度，看报纸得拿放大镜搁纸上挪。他抽屉里全是铁皮盒子，编号从001排到217，他说这里头全是案卷，最老那份是1958年的，抓一个潜伏特务，那人装成哑巴在澡堂子搓了二十年背。老孙拍着一个盒子说：“你爸的，第094号，里头就仨东西：一张照片，一份报告，一枚章。报告上写着‘因公殉职’四个字，底下局长的签字。”

林芳，比我大五岁，女的，短发，圆脸，胳膊比我粗。老陈说她是体校练柔道的，拿过省里第三名。我头回见她，她正跟后院举哑铃，拿俩蜂窝煤当哑铃，一举就是五十下。她看了我一眼：“新来的？”我点头。她说：“能扛动煤气罐不？”我说能。她说：“那行，以后六楼以上归你。”后来我才知道，六楼那户住的是个潜伏特务，我们处盯了他小半年了。

老陈自己坐镇办公室，管全面，其实总共就我们四个。他说第三处编制上是七个人，去年退了俩，还有一个借调去南方了，剩下我们仨萝卜顶七个坑。

头三个月我啥正事儿没干，光扛煤气罐了。那特务姓周，五十多岁，戴金丝眼镜，瘦高个儿，见人就笑，一笑满脸褶子，跟核桃似的。他住机械厂家属区六号楼，顶层，没电梯，老楼，楼梯窄得俩人错身都得侧着。他老伴儿瘫床上三年了，闺女在南方打工，一年回来一趟。他家里煤气用得特别快，别人家一个月一罐，他半个月就得换，因为老伴儿得天天熬中药，砂锅不能离火。

我头一回扛罐上去，他开门愣了一下：“小伙子新来的？以前送气那老头呢？”

我说：“那是我师傅，腰不行了，回家歇着了。”

他让我进屋坐，给我倒了杯茶，我端着没敢喝，老陈交代过，外勤第一课：别人给的水别喝，别人递的烟别抽。我就端着茶杯装样子，眼睛四处踅摸。他家摆设挺普通，旧沙发，弹簧都硌人，茶几上搁着个八哥笼子，那鸟见人就叫“平安无事平安无事”。我夸了句这鸟真灵，老周笑得挺得意：“教了两年呢。”

我扛了四十七趟煤气，跟他混了个脸熟。他有时候留我唠嗑，说些家长里短，什么老伴儿药费又涨了，什么闺女对象黄了，什么楼下小卖部卖假酱油。我听着，偶尔接两句，回来就跟老陈汇报。老陈拿红蓝铅笔在报纸边上记，记完了问我：“他有没有提过外地亲戚？有没有说过要出远门？家里有没有来过生人？”

我说没有。老陈说：“接着扛。”

第五十三趟的时候出事了。那天我照常扛罐上楼，四楼拐角差点跟个人撞上，那人戴鸭舌帽，拎个菜篮子，蹭着我肩膀下去了。我当时没在意，到了六楼一推门，门虚掩着，我一脚迈进去，老周躺地上抽抽，嘴里吐白沫，旁边桌上搁着半杯茶，还冒热气呢。

我撂下罐子过去看，摸他脖子还有脉，回头扯嗓子喊林芳。林芳那会儿正蹲楼下修自行车，听见我喊，三步并两步窜上来，一看这架势，掰开老周嘴就往里灌肥皂水，灌了小半盆，老周嗷嗷吐了一地，吐完了喘匀了气，第一句话就是：“有人在我茶叶里下毒……”

老陈连夜审了一宿，老周交代，他早年确实干过特务，六十年代被发展成线人，后来断了联系，这些年一直装老实人，没再沾过。但是上个月有人给他塞了封信，让他把机械厂的平面图抄一份放门口奶箱里，他不干，对方就翻脸了，往他茶叶里掺耗子药。

老陈问接头人长啥样，老周说戴鸭舌帽，拎菜篮子，瘦高个儿，说话有南方口音。我脑子里嗡的一声，想起四楼拐角撞我那家伙。老陈一拍桌子：“明天十五号，小李你去公园假山后头蹲着，他肯定去取货。”

我傻了：“我？我连枪都没摸过。”

“不用枪。”老陈从抽屉里摸出个东西拍桌上，我一看，是个半导体收音机，红灯牌的，跟我爸那台一模一样。“你爸留下的，里头有录音装置，磁带的，一盘能录四十分钟。你揣怀里，假装在假山后头听评书。看见有人往石头缝里塞东西，你就过去说‘借个火’，他要是回‘我也没带’，那就是对上了。你把这个纸条递给他。”

纸条上写着一行字：“掌柜的让你把货送到老地方，后天上午十点，有人接。”

第二天我在公园蹲到下午三点，腿都麻了。四月天，太阳晒着热，阴凉地里又凉，我一会儿挪个地儿，假装听评书，单田芳的《白眉大侠》，徐良大战房书安，听得我都快背下来了。过来过去十几号人，有遛鸟的，有练太极的，有个老太太冲我推销耗子药，还有个小孩问我借两毛钱买冰棍。我都快泄气了，想着是不是老周记岔了日子。

快四点的时候，过来个瘦高个儿，戴鸭舌帽，拎个菜篮子，在假山后头磨蹭半天，蹲下来假装系鞋带，掏出一卷东西往石缝里塞。我深吸一口气走过去：“同志，借个火。”

他抬头看我一眼，眼神跟刀子似的：“我也没带。”

我手抖着从兜里摸出那张纸条递过去。他接过来看了一眼，脸色大变，扭头就跑。我当时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撒丫子就追，一边追一边喊：“站住！你煤气罐忘扛了！”

公园里的人都看我，有个大爷还喊：“小伙子，追小偷啊？往左跑了！”瘦高个儿也愣了一下，回头看我一眼，就这一愣神的工夫，林芳从树后头蹿出来，一个绊腿把他撂倒了，菜篮子飞出去，里头滚出来七八个微型胶卷，还有一把折叠刀。

我跑过去按着他胳膊，他挣扎着拿脑袋撞我胸口，我拿膝盖顶住他后腰，林芳咔吧咔吧把手铐给他戴上了。我坐地上喘粗气，心脏快从嗓子眼蹦出来了。林芳踢了我一脚：“行啊小子，头一回出外勤没尿裤子。”

后来审出来，这瘦高个儿是境外派来的，姓吴，代号“账房”，准备在机械厂搞破坏，具体搞啥破坏我没问，老陈说“不该问的别问”。我就记住一条：老周那杯毒茶是姓吴的下手的，本来想灭口，结果被我搅和了。老陈说这案子要是搁我爸手里，我爸能气死，因为姓吴的跟我迎面撞了一回我都没认出来。

案子破了那天，老陈请我们吃涮羊肉，前门那家老馆子，铜锅子炭火，一人二两二锅头。老孙喝高了，拍着我肩膀说：“你小子，跟你爸一个德行，愣头青，不要命。当年你爸追那仨走私犯，也是一个人嗷嗷往上冲，我们后头撵都撵不上。”

我问他我爸到底咋没的，老孙张了张嘴，看了老陈一眼。老陈闷了口酒：“八七年，你爸盯一个走私团伙，追到江边，对方三个人，他一个人。等我们赶到，他把人全摁住了，自己后腰挨了一刀，捅穿了肾。那天他穿的是件新发的制服，头一回上身，他说得精神点儿，结果……”

老陈低头涮肉，筷子在锅里搅了半天，捞出一片煮老了的羊肉，搁碗里没吃。林芳接过去说了：“结果血把制服染透了，洗都洗不出来。你妈后来去领遗物，问能不能把衣服给她，局里说行，她拿回去拆了，给你改了件棉袄里子。”

我愣了半天，想起小时候那件黑棉袄，里子确实是深蓝色的，我穿到初中穿不下了。我妈一直没跟我说那是我爸血衣改的。

“他最后说啥了没？”我又问了一遍，其实老陈之前说过，但我还想听。

老陈把酒杯放下，看着我说：“他说，‘别告诉我儿子，他胆小，吓哭了不好哄。’然后他又说，‘我儿子长大了要是想干我这行，你们看着办，别难为他。’”

我端着酒杯，眼泪啪嗒啪嗒往锅里掉。林芳踹了我一脚：“哭啥哭，大小伙子丢不丢人！”她自己眼圈也红了，扭头拿手背擦了一下。

老孙打圆场：“行了行了，吃肉吃肉，老李要是看见咱把他儿子弄哭了，非得从地底下蹦出来骂人。”

那天晚上我回家，我妈正看电视，十二寸黑白，外头天线得转着圈找信号。见我眼睛肿着，啥也没问，就说了句：“锅里留着疙瘩汤，喝完早点睡，明天还得上班呢。”

我蹲在厨房喝汤，疙瘩打得匀，西红柿炝锅，还甩了个鸡蛋。灶台上摆着那张捡来的招工表，我妈拿相框裱起来了，红木色的框，也不知道啥时候买的。相框挂在我爸遗像旁边，我爸在照片里头年轻，二十来岁，穿中山装，跟我现在一个岁数，嘴角微微翘着，像是在笑。那张招工表跟他并排挂着，背面那行左手写的字朝里，只有翻过来才看得见。

我喝完汤站起来洗碗，我妈忽然说了一句：“你爸当年追我的时候，也老出差。我问他干啥的，他说修水管的。我嫁过来三年才知道他是国安。那三年他每次‘出差’回来都给我带东西，有时候是块花布，有时候是包点心，有一回带了瓶雪花膏，我乐得跟什么似的。后来才知道那都是局里给报销的，算工作经费。”

她关了电视，屋里黑下来，就厨房这点灯：“我不是怨他骗我。我是怨他走太早。你爸要活到现在，看见你接了他的班，指不定多高兴呢。”

1993年开春，我正式转正，工资涨到一百四十五，加了外勤补助。老陈把我叫到办公室，发了张新工作证，蓝皮儿的，上头印着国安两个字，照片是我上礼拜照的，头发长了，老陈说像流氓，让我剪了重照，我找街口刘师傅剪了个平头，照出来跟劳改犯似的。

老陈又给了我一个铁皮盒子，说：“你爸的遗物，组织上决定交给你保管。”

我打开一看，里头就三样东西：那张照片——就是我爸跟几个中山装站局门口的合影——背面又加了一行字，我爸的字：“如果儿子看到这张照片，说明组织上信得过他。”还有那份报告，“因公殉职”四个字底下，局长签字画押。最后是那枚三等功奖章，铜的，有点儿氧化了，拿红布包着。

我把盒子抱回家给我妈看，我妈摸出老花镜戴上，把那张照片看了又看，指着一个瘦高个儿说：“这是你爸他们科长，姓方，八五年调走了，后来听说去了南方。”又指着一个圆脸的说，“这个我见过，有一回你爸带回家吃过饭，说是他师傅，姓孙，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

我说孙师傅还在，就是老孙，管档案的，眼睛快瞎了。我妈乐了：“你爸当年说老孙眼睛好得能穿针，现在也不行了。”

我妈把照片放回盒子，又摸出那枚奖章，拿牙粉擦了擦，擦得锃亮，挂在我爸遗像旁边。她说：“行了，你爸这辈子，到头来就这点东西。人没了，东西还在，也算没白活。”

1995年夏天，我头一回独立出外勤。任务简单：跟一个嫌疑人三天，看他跟谁接头。老陈交代，别打草惊蛇，看见啥记下来就行。我跟了三天，骑个破自行车，大太阳底下晒着，渴了喝自来水，饿了啃烧饼，晚上睡澡堂子。第三天傍晚，嫌疑人进了个小饭馆，跟个戴金丝眼镜的人碰头，俩人说了二十分钟话，交换了俩信封。我隔着窗户玻璃拿小本记，记到一半，那金丝眼镜忽然往窗外看了一眼，跟我对了个眼。

我心里咯噔一下，但没动，假装低头看报纸，报纸还是前天的。金丝眼镜出来的时候从我旁边过，站定了，问我：“同志，几点了？”

我抬手看表：“五点二十。”

他看了我一眼，走了。

我回去跟老陈汇报，老陈听完拍大腿：“你他妈差点暴露！他那是试探你，你要是一跑，他就知道你盯他了。”

我说那咋整，他说：“咋整？你就该继续坐着看报纸，他问完时间你问他一句‘您知道哪儿有卖炸酱面的不’，把他整懵，他就吃不准你是干嘛的了。”

我记下了，后来真用上这招，管用。有一回在火车站盯人，嫌疑人反过来盯我，我过去问他借火，借完了问他“大哥您知道附近哪儿有便宜旅馆不”，他给我指了条街，扭头走了，再没起疑。

这行干久了，我慢慢咂摸出味儿来了。我爸当年为啥在家话少？不光是不能聊，也是累的。盯一天人，脑子绷得跟琴弦似的，回家就想瘫着，啥也不想说。我妈老觉得他冷，其实他不是冷，是电量耗光了。

九七年香港回归那天晚上，我们处全体加班，怕有人趁热闹搞事。老陈买了台十四寸彩电搁办公室，大伙儿围一块儿看交接仪式。升国旗的时候，老孙站起来敬了个礼，手抖得跟帕金森似的，他当兵出身，退休多少年了还改不了这习惯。林芳往嘴里塞花生米，一边嚼一边说：“咱这活儿干得值。”我坐椅子上没动，心想我爸要是在，肯定也得站起来敬礼，他当年在部队就是仪仗队的，个子高，站排头。

零一年我结了婚，媳妇是街道小学老师，介绍人是我妈。相亲那天我穿便装去的，跟她说我在二服公司管仓库。她信了，嫁过来三年都不知道我到底干啥。有一回半夜电话响，我披衣服起来要走，她迷迷糊糊问去哪儿，我说单位卸货，她嘟囔了一句“大半夜卸什么货”翻身又睡了。

零四年我转岗到后勤，不用再趴墙根了，天天坐办公室填表格，跟老孙当年似的。老孙零二年退了，眼睛彻底不行了，临走把钥匙串交给我，上头挂着一百多个铁皮盒子的钥匙。他说：“小李，这些盒子里的东西，比命值钱。你看着办。”

林芳零五年调走了，去了南方一个城市，据说升了副处长。走之前请我吃了顿饺子，韭菜鸡蛋馅的，她亲手包的，个头跟包子似的。她说：“你小子好好干，别给你爸丢人。”我说知道了姐。她踹了我一脚：“叫谁姐呢，叫同志。”

去年我儿子考上大学，临走前问我：“爸，你年轻时候干啥工作的？”

我说：“扛煤气罐的。”

他撇嘴：“骗人，我爷爷照片底下那个红本本我都看见了，国家安全局，三等功。还有那张招工表，背面写着‘李卫国同志收’，我奶奶都跟我说了。”

我愣了一下：“你奶奶都跟你说了？”

“说了。还说你当年追特务追到公园里，喊人家‘你煤气罐忘扛了’，把人笑岔气了。”小子贼兮兮地笑，“爸，我毕业了也想考国安，行不行？”

我抬手给他后脑勺一巴掌：“先把你那四六级考过了再说，国安局不要英语不及格的。”

晚上我跟我妈打电话说起这事儿，老太太在电话那头乐：“随根儿。你爸当年要不是英语好，还考不上呢。他那会儿天天晚上趴被窝里听收音机学英语，你爷爷还以为他偷听敌台，差点把他揍一顿。”

挂了电话我翻出那张招工表，纸都黄了，红戳也褪色了，背面那行左手写的字还清清楚楚：“四月二十日上午九点，携此表至清水街十七号后院面试。”我把它塞回相框里，跟我爸的照片并排放着。照片里我爸还在笑，好像在说：“小子，干得不错。”

窗户外头传来楼下刘奶奶的声音：“小李啊，我家煤气没了——”

我应了一嗓子：“来了来了！”

你看，兜兜转转三十年，我还是个扛煤气罐的。只不过现在扛罐之前，得先填张出入库单，一式三联，一联存根，一联交财务，一联贴罐上。老陈退休那天跟我说了句话，我记到现在。他说：“小李，咱这行没啥惊天动地的。你爸那辈子抓特务，你这辈子扛煤气罐，说到底是一回事，都是让老百姓踏踏实实过日子。你爸那枚章，你留着，将来你儿子要是也干这行，就传给他。要是不干，就捐给局里展览室，旁边写一行字：‘李卫国，1949年生，1987年卒，国安局第三处侦查员，因公殉职。’底下再写一行：‘其子李建军，1992年入职，现后勤处科员，扛煤气罐二十三年，零差错。’”

我说老陈你这不埋汰人么，我好歹也抓过特务。老陈嘿嘿一笑：“抓特务的是林芳，你就是在旁边喊了一嗓子‘你煤气罐忘扛了’。”

我琢磨了琢磨，还真是。但转念一想，我喊那一嗓子，把特务喊愣了，林芳才得手。这叫啥？这叫配合。我爸当年一个人追仨，那是他厉害。我喊一嗓子撂倒一个，这是我厉害。各厉害各的。

我妈今年八十三了，身体还行，就是腿脚不利索。她每天下午坐阳台上择菜，择完了就盯着墙上那俩相框看。有一回她跟我说：“你爸那张照片该换了，都褪色了。”我说换啥，就那样吧。她说：“换张彩色的。他活着时候没照过彩色的，死了给补一张。”

我没补。我知道我爸不在乎那个。他要是在乎，当年就不会把奖状锁铁盒子里，连塑料膜都不舍得换。他在乎的是别的事儿，具体啥事儿，我也说不太清。反正我现在每天上班路过清水街十七号，那修车铺子早拆了，盖了个便利店。我有时候进去买瓶水，站门口瞅两眼后院方向，啥也瞅不见，但总觉得我爸还在那屋里坐着，戴个黑框眼镜，拿红蓝铅笔在报纸上画圈。

上个月局里搞新入职人员培训，请我去讲传统。我站台上憋了半天，底下二十多个小年轻瞪眼看我。我说：“我就讲一条。1992年我捡了张招工表，去了发现是国安局。你们现在不用捡表了，组织上直接招。但有一条没变：干这行，得对得起老百姓那罐煤气。人家扛罐上楼，得保证罐是满的，阀门是不漏的。就这么简单。”

底下有人笑。我也笑了。

我说：“真的，就这么简单。我爸那辈人抓特务，是为了让老百姓安稳用煤气。我这辈人扛煤气罐，是为了让老百姓放心用煤气。你们这辈人干啥我不知道，反正离不开一个理儿：对得起那罐气。”

讲完了老陈在门口等我，他早退休了，头发全白，牙掉了两颗，说话漏风。他拍着我肩膀说：“小李，你爸要是听见你这话，得乐得蹦起来。”

我说：“他蹦不了，他肾不好。”

老陈踹了我一脚：“滚犊子。”

我滚了。回家路上买了两斤橘子，我妈爱吃。走到楼下碰见刘奶奶，她拄着拐棍站单元门口：“小李啊，煤气——”

我把橘子递给她一兜：“奶奶，煤气明天送，今天先将就一下，用电磁炉。”

她接过去：“电磁炉费电。”

“我给您交电费。”

老太太乐了，露着仅剩的两颗牙：“你跟你爸一个德行，嘴碎，心热。”

我扛着剩下那兜橘子上楼，楼梯间灯坏了，摸着黑往上爬，爬到三楼拐角，忽然想起我爸当年给我掖被角的手，粗拉拉的，带着烟味儿和铁锈味儿。我那时候嫌他手糙，蹭我脸疼。现在我的手也糙了，茧子比他还厚。

我儿子上回放假回家，我给他掖了一回被角，他嫌我手糙。我说：“忍着，你爷爷当年就这么糙。”

他翻了个身嘟囔：“那你将来也让我儿子忍着呗。”

我站床边乐了半天。

你看，日子就这么过下来了。一张捡来的招工表，把我从机械厂的铁疙瘩堆里拽出来，拽进了我爸待过的那条道。这条道上没啥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净是些扛罐送奶盯梢填表的小活儿。但小活儿干好了，老百姓那罐煤气就是满的，阀门就是不漏的，日子就是踏实的。

我爸八七年走的时候，我十七，恨他老不在家。现在我五十多了，儿子上大学了，我明白了。他不是不想在家，他是回不来。他要是回了家，就有人家回不了家。这道理搁三十年前我不懂，搁现在我懂了。

上礼拜我去局里档案馆查资料，碰见老孙的徒弟小孙，他翻出我爸那盒子给我看。094号铁皮盒子里，除了照片报告奖章，底下还压着张纸条，我以前没注意过，是小孙翻出来的。我爸左手写的，就一行字：“儿子，爸对不起你。但爸没对不起这身衣裳。”

我把纸条揣兜里带回家了，搁在我妈那相框后头。没跟她说，怕她哭。

晚上吃饭我妈忽然说：“你爸那三等功，其实是二等功的待遇，局里问我要不要换成二等的，我说不用，他活着没争过这玩意儿，死了也别改。”

我扒了口饭：“那就不改。”

我妈夹了筷子白菜：“嗯，不改。你爸那人，啥都凑合。就干活不凑合。”

我说：“我知道。”

窗外头天黑了，楼下有人喊：“煤气——换煤气——”我站起来要下去，我妈说：“你吃你的，人家喊的是别人家。”

我又坐下，把碗里米粒扒拉干净。

日子就这么过着，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