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修铁路，几个高中女生辍学给包工头做保姆

我十九岁那年，给一个修铁路的老板家当了保姆

那年我们镇上修铁路，消息传了快两年，真见到测量队扛着三脚架在田埂上插旗子时，还是觉得不真实。先是推土机进了场，把河滩那片杨树林推平了，接着来了大批外地牌照的车，镇上的小饭馆忽然天天满座，连我二婶都在家门口支了个棚子卖凉皮，一个月挣的比过去半年多。铁路把半个镇子搅得热气腾腾，也把一些人家原本稳稳当当的日子搅出了岔子。

我说的“岔子”，是我们学校那几个女生。

镇高中不大，高一高二加起来六个班，女生住校的不到三十个。先是高二（三）班的周小燕不来上课了，班主任问了两回，她家里说身体不好，休学一阵。没过半个月，同班的刘彩云也不见了。又过几天，高一的两个女生也收拾铺盖回了家。到入冬前，陆陆续续走了五六个。学校里传得乱七八糟，有人说她们去西安打工了，有人说家里给说了婆家，还有人说，看见她们傍晚从工地那边的板房区出来，穿得干干净净，不像干活的样子。

我真正知道底细，是腊月里我姑来我家串门。

我姑在镇上开理发店，消息最灵。她一边帮我妈择韭菜一边说：“你知道小燕她们干啥去了不？给工地上的老板当保姆。一对一，管吃管住，一个月给一千二。”我妈手里的韭菜停在半空：“十八九的姑娘，给人家当保姆？”“你以为就是做饭洗衣裳？”我姑压低声音，“那些老板四五十岁，常年在外头，老婆不在跟前。雇个小姑娘，说是保姆，其实啥都管。小燕她妈还到处显摆呢，说闺女有本事，挣得比镇上老师都多。”

我在里屋写作业，听得脸发烫。我当时十七，读高二，跟周小燕一个年级不同班。我认识她，瘦高个，跑步很快，秋运会八百米拿过第二。她家条件不好，她爸腿有毛病，干不了重活，她妈在菜市场帮人杀鱼。她能读到高二已经不容易。

那个寒假我过得很别扭。走在街上，偶尔碰见小燕，她胖了些，穿一件米白色羽绒服，头发拉直了披在肩上，跟以前扎马尾的样子完全两个人。她看见我，笑了一下，问我期末考得咋样，语气很正常。我说还行。她说：“好好念，念出去。”就这一句，说完骑上电动车走了，车筐里放着一兜子菜，绿油油的，一看就是从超市买的，不是菜市场那种蔫叶子。

我回家跟我妈说碰见小燕了。我妈叹了口气，说：“她妈现在可神气了，说等开春把家里房子翻修了。你姑说，小燕那老板姓蔡，四川人，在这边管着两公里多的路基工程，手底下百十号人。”

“那她到底算干啥的？”

我妈没接话，把围裙一解，说：“你别瞎打听。念你的书。”

可这事我没法不打听。转过年来，我们班又走了一个，叫李巧巧，坐我后排，平时话不多，成绩中等。她走之前那天下午，找我借了本英语练习册，说下周还我。结果下周她座位就空了。练习册我自己去她家拿的，她妈在院子里晒被子，说巧巧去西安她姨那了，学美容美发。可我分明看见她家堂屋桌上放着一部新手机，盒子上印着最新款的字样，镇上卖两千多。她妈顺手把盒子收进抽屉，笑得有点不自然。

我心里跟明镜似的，又说不清楚那到底是什么滋味。

真正把我推到这件事跟前的，是我家自己的难处。

我爸那年在镇办砖厂上班，厂子效益一年不如一年，过完年只发了两个月工资，剩下的一直打白条。我妈身体不好，类风湿，阴天下雨手指头肿得握不住筷子，冬天基本干不了活。我弟读初三，成绩拔尖，老师说考县一中没问题，可学费住宿费生活费加起来，一年少说六七千。我那时候已经动了不念的念头，只是没敢说。

三月中旬，我姑来家吃饭，席间看了我一眼，跟我妈说：“蔡老板那边又缺人了，这回要找个会做饭的，最好有点文化，帮着记记账啥的。一个月一千五，管吃管住，活儿不重。”我妈筷子一顿。我姑又说：“就是做个饭收拾屋子，人家正经工程上的事有会计。小燕现在都不咋干粗活了，蔡老板出门办事还带着她，说是有个本地姑娘方便。”

我妈没当场答应，可那天晚上我起来喝水，听见她跟我爸在屋里低声商量。我爸说：“姑娘才十七。”我妈说：“十七八的大姑娘了，在家也是闲着。再说，咱这家底，能供她念到哪一步？她弟要是考上县一中……”后头的话我没再听，轻手轻脚回了屋，躺下盯着房顶，一夜没睡踏实。

第二天我跟我妈说，我去。

我妈看着我，嘴张了张。我爸蹲在门槛上抽烟，抽完一根，站起来说：“我送你去。”

蔡老板的驻地就在河滩往东三里地，一圈蓝色铁皮围挡，里头是十几间活动板房，最里头单独隔出来一小院，两间住人，一间厨房，一间放杂物。我和我爸到的时候，小燕正在院子里晾衣服，一条红裙子搭在铁丝上，风一吹鼓起来。她看见我，明显愣了一下，随即热情地招呼：“婶儿同意了？来来来，我带你看看。”

我爸跟蔡老板在另一间屋说话。我透过窗玻璃瞥了一眼，蔡老板四十出头，黑红脸膛，肚子不小，穿一件灰不溜秋的夹克，正给我爸递烟。我爸接过来，自己点着，两人声音不高不低地聊着，说的多半是工地上的事。

小燕带我看了我要住的屋子，就在蔡老板隔壁，一张单人床，一个布衣柜，一张桌子，桌上已经摆好了镜子梳子。她说：“晚上你要是害怕，把门闩好。蔡老板人还行，喝酒了嗓门大，你别搭理他就行。”她说这话时语气平常，一边说一边把晾干的男式工作服叠起来，手法很利索。

我爸临走的时候站在围挡门口，背对着工地上轰隆隆的装载机，跟我说：“有啥事给家里打电话。不想干了就回来。”我点头。他又站了一会儿，才骑上电动车走了，后视镜里能看见他一直没回头。

头一个星期，我做的事就是做饭、洗衣服、打扫两间屋子。蔡老板一天三顿在工地吃两顿，晚上回来吃一顿，有时候带人回来喝酒，我就得多炒几个菜。小燕住我隔壁，她管蔡老板另一摊子事，比如买材料的时候跟着去讲价、给工人发劳保用品、有时候蔡老板喝多了她给泡浓茶。她教我用洗衣机，教我怎么把红烧肉炖得不腻，晚上没事就坐我屋里看手机，偶尔说几句闲话。

“你念书好，咋不念了？”她有回问我。

“家里供不起两个。”

她听了点点头，没再说什么。过了半天，她忽然说：“我下学期想回去念。”我抬头看她，她眼睛盯着手机屏幕，手指头划来划去：“蔡老板说年底工程完了帮我找个学校，重读一年。我信他个鬼。”说完自己先笑了。

我没笑。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发现一些事了。

蔡老板喝完酒话多，有时我收拾桌子，他靠在椅背上跟我说：“小姑娘好好干，跟着叔亏不了你。”这话听着没什么，可他说的时候眼睛直勾勾的，还伸手拍我后腰。我往旁边让一步，端着盘子进厨房，心口扑通扑通跳。小燕看见了，等蔡老板回屋，她过来低声说：“他动手动脚你就躲，别翻脸。翻脸了他不给工钱，你连家都回不去。”

“你咋办的？”

她把袖子往上一撸，手腕上一圈浅红的印子：“去年冬天他喝多了拽我，我拿搪瓷缸砸了他胳膊一下。他没敢声张，第二天酒醒了还跟我道歉。这种人你硬他就软，你软他就蹬鼻子上脸。”

我听得手心冒汗。她又说：“你别怕，他要是真敢怎么样，我帮你。”她说这话时声音不高，可那股劲我从没在任何老师同学身上见过。

真正把事情推到我不能不管的，是李巧巧。

四月末的一天下午，我去镇上买调料，在超市门口碰见巧巧。她瘦了一大圈，脸色发黄，嘴角起了泡。我以为她从西安回来了，问她啥时候到的。她低着头说：“我没去西安。”我一愣。她拉着我拐进超市旁边的小巷子，声音发抖：“我妈收了他家两万块钱彩礼，让我嫁给包工队一个带班的，三十多了，老家有老婆孩子，说是离了，谁知道离没离。我不干，跑回来，我妈又哭又闹，说钱都花了。”

我脑子嗡一声。巧巧才多大，过了年才十八。她又说：“你帮我个忙，小燕那老板认识人多，能不能帮我找个活，别在镇上，远点都行，我挣了钱把那两万还上。”

我把巧巧的事跟小燕说了。小燕半天没说话，坐在床沿上抠指甲，抠了半天说：“你知道蔡老板为啥用我不用本地那些四五十的大姐不？因为年轻姑娘好使唤，工地上那些男的见了小姑娘说话都客气三分，他去跟人谈事带着我，面子好看。这还不是最脏的。”她抬眼看我，“你的意思我懂。可你别出头，回头我问问。”

那几天我做饭心不在焉，炒糊了一锅土豆丝。蔡老板吃了两口撂了筷子，问我是不是不想干了。我说有点不舒服。他哼了一声，没再问。

隔了两天，小燕跟我说，她托一个材料商在县城问了家饭馆，缺个帮厨，管吃管住一月九百，问巧巧去不去。我赶紧骑车去镇上找巧巧，巧巧她妈正坐在门口跟人打牌，看见我就把脸拉下来。我把巧巧叫到一边说了，她眼泪啪嗒啪嗒掉，连声说去。她妈听说了，从牌桌上跳起来骂：“你敢走！走了就别进这个家门！”巧巧拎着个塑料袋，里头就两条裤子一件外套，头也不回跟我出了巷子。她妈在后头骂得难听，什么话都有，街坊都探出头看。

那天傍晚我带着巧巧回工地收拾东西，准备第二天一早送她去县城。蔡老板正好在家，看见巧巧拎着包进来，脸色就不对，把小燕叫到一边说了几句。小燕回来脸也沉了，跟我说：“蔡老板说巧巧不能住这儿，出了事他担不起。让今晚就走。”

天已经擦黑了。县城去不了，镇上巧巧家不能回。我站在院子里，手指头攥着衣角，忽然想起我爸那句“不想干了就回来”。我说：“走，去我家。”

我带着巧巧回家，我妈开门看见我俩脸色都白了。我简单说了几句，我妈把门关上，转身进厨房下了两碗挂面，一人碗里卧了个鸡蛋。巧巧吃着吃着就哭了，我妈拍她后背说：“先住下，天塌了明天再说。”

第二天一早，蔡老板电话打到我妈手机上，说我不干了可以，工钱只给到上月底，另外我得回去把东西清走。我妈把手机递给我，我在电话里跟他要全月的工钱，他哼了一声：“你自个儿走的，我没扣你押金就算好的。”电话挂了。我妈问咋说，我把手机一放：“我去要。”

小燕在围挡门口等我，看见我就说：“你傻不傻，跟他硬顶啥？我帮你把东西收拾好了。”她把我那个布衣柜里的衣服叠在一个编织袋里，还塞了两盒她没拆封的面霜。我说我不要，她硬塞：“拿着，算我送你的。”

蔡老板在屋里坐着喝茶，看我进来，抬了抬下巴。我站那儿，把从书上看来的那套话全忘了，干脆直说：“叔，我干了整整两个月零六天。工钱一千五一个月，你算算多少，给我结了我走。”他放下茶杯：“你中途撂挑子，耽误我多少事？还要全款？”我说：“你留巧巧住这儿的时候咋不说耽误事？你拍我后背的时候咋不说工钱？”

他脸一下子涨成猪肝色，站起来。小燕快步进来，往我旁边一站，看着他。他指着我俩，手哆嗦了半天，最后拉开抽屉数了一沓钱，往桌上一拍：“拿上走！以后别让我在这片见着你俩！”我一张一张数清楚，揣兜里，弯腰拎起编织袋。小燕跟我一块儿往外走，到门口她回头说：“蔡老板，我也不干了。工钱明天给我送家里来。”

蔡老板吼了一嗓子什么，铁皮门在身后咣当关上。走出去老远，小燕才长长吐了口气，从兜里掏出根棒棒糖剥开塞嘴里，含糊不清地说：“我早不想干了。回家跟我妈说去，我要回学校念书。”

后来小燕真回去念了。她插班到高二下学期，跟我在一个班，坐最后一排。她妈在菜市场骂了她半个月，嫌她把一个月一千五的工作丢了，可小燕这次没听。她底子本来不差，落了一年的课补了半个学期就赶上来了。第二年高考，她考上了省城一个大专，学会计。走的那天她来我家借行李箱，我妈煮了一锅饺子，她吃了两碗。

巧巧在县城饭馆干了三个月，那家老板人还行，就是活儿累，晚上十点才收工。她攒了四千多，加上她舅偷偷塞给她六千，把两万块凑齐还给了她妈。至于那个带班的包工头，后来听说因为账目上的事跟蔡老板闹翻了，自己带着一帮人去了甘肃，再没在镇上出现过。巧巧妈半年没跟她说话，可过年的时候还是给她腌了一坛子咸菜托人捎去。

我自己呢，那两个月工钱到手一千八，给我弟交了学费住宿费，还剩四百多，我妈拿去买了药。我后来没再回学校，在镇上超市干了半年收银，又去县里学了三个月电脑打字，现在在镇上的快递驿站上班，一个月两千出头，活儿杂，可心里踏实。

去年冬天，蔡老板那个工程早就完工了，围挡拆了，河滩上立起两排水泥墩子，火车从上面过的时候轰隆隆响。小燕放寒假回来，我俩在街上碰见，她请我吃了碗麻辣烫。说起那两年的事，她筷子捞着粉条，忽然说：“你知道我那时候为啥告诉你那些不？”我摇头。她把粉条咽下去，说：“因为我刚去的时候没人告诉我。第一个月我傻乎乎的，蔡老板晚上让我给他洗脚我都洗了，后来才明白事不对。你来了，我一看你那样，就跟看见刚去的我一样。”她把碗一推，“我那时候要是有人拉一把，也不至于耗一年。”

麻辣烫的汤还咕嘟着。我没说话，拿勺子在碗里搅了搅。外面又过去一趟火车，震得桌上一次性筷子筒直晃悠。

我有时候还会想起那年春天，想起河滩上那些蓝色围挡，想起小燕晾在铁丝上的红裙子被风吹起来的样子。那些十八九岁就离开学校的姑娘，镇上的人现在提起来还是各说各的，有人说她们图钱，有人说家里逼的，有人说“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可我在里头待过两个月，我知道小燕一开始真以为就是做饭洗衣服，知道巧巧她妈收钱那天巧巧还坐在教室里背单词。有些事是大人先替她们做了一半，剩下那一半，她们自己迷迷糊糊就跟着走了。

我们那段日子的结尾，也没什么特别了不起的。小燕没挣着大钱，我也没，巧巧现在在县城谈了个对象，是开货车的，人老实。上个月我路过河滩，看见铁路边新栽的杨树苗才一人高，细胳膊细腿的，风一吹就晃。可底下的根已经扎下去了。

本文为虚构故事，人物、情节和场景均为艺术创作，如有雷同纯属巧合，请勿对号入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