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3年6月1日上午，福建龙田机场，雷达屏幕上突然出现一架陌生的喷气式战斗机。地面部队没有接到迎机通知，机场上空也没有友机编队。几门高射炮迅速转向，炮手已经进入待命状态。
那架飞机并没有俯冲攻击，也没有做出盘旋挑衅的动作。它降低高度，收起武器，放下起落架，沿着跑道方向缓缓接近。对机场守卫来说，这不是一次普通的飞行事故，而是一个必须在数秒内作出判断的突发事件。
飞机最终安全着陆。舱盖打开后，飞行员摘下面罩，对赶来的人员说：“同志们，我回家了。”这名飞行员，就是徐廷泽。
徐廷泽出生于1917年，四川合川人。抗日战争时期，他进入空军系统接受训练，后来长期驾驶美制战机。国民党空军撤往台湾后，他成为少数能够熟练操纵喷气式战斗机的飞行员之一，驾驶的机型正是当时性能较先进的F-86“佩刀”。
这类飞机速度快、升限高，对飞行员的技术要求极严。能把它安全带回大陆，并不是单靠勇气就能做到的事。起飞时的编队情况、燃油余量、天气变化、对方拦截，都必须提前计算。
徐廷泽真正难以割舍的，并不是一架飞机，而是海峡另一边的故乡和亲人。多年分离之后，家书往来十分缓慢，信中提到的生活变化、亲人的年岁增长，都不断提醒着他：自己离家已经太久了。
与此同时，台湾空军内部的派系关系和待遇差异，也让他逐渐失望。技术优劣并不总能决定一个人的去留，有时人际关系反而更重要。对于一名把飞行看得极重的军人来说，这种环境很难让他真正安心。
有意思的是，徐廷泽并不是临时起意。他选择在编队训练中寻找机会，是因为单机行动太容易遭到拦截，而编队飞行能够掩护自己的真实意图。那天上午，他驾驶编号为“0103”的F-86升空，起初仍按训练路线飞行。
飞行过程中，编队中的另一架飞机因故返航，徐廷泽便借着调整队形的机会改变航向。他关闭通信设备，摆脱原定航线，向大陆方向飞去。地面很快发现异常，数架F-86紧急升空追截。
这是一场危险的空中较量。追击者熟悉他的飞行习惯，也了解F-86的性能。徐廷泽没有还击，而是利用云层、高度和转弯动作拉开距离。这样做虽然避免了交火，却也大量消耗燃油，使降落难度陡然增加。
越接近大陆，天气越成为问题。机场跑道并不容易辨认，燃油又只够支撑一次降落。徐廷泽后来回忆，自己当时最担心的不是被击落，而是找不到能够落地的地方。
龙田机场进入视野时，飞机已经处在相当紧张的状态。地面部队一度担心这是诱导攻击，炮位全部对准目标。指挥员观察到飞机没有攻击姿态，才下令暂缓开火。这个决定，给了徐廷泽生还的机会，也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误击。
飞机停稳后，他被送往福州接受审查，随后前往北京。6月4日，空军方面为他举行欢迎活动，并颁发起义证明和奖励。对当时的人民空军来说，一名熟悉美制喷气式战斗机的飞行员，不仅是归来人员，也是一份难得的专业力量。
徐廷泽没有被简单安排去讲述个人经历，而是进入航空院校担任教员，讲授喷气式飞机飞行技术和战术知识。他熟悉F-86的操纵特点，也了解飞行员在高空高速状态下如何保持能量。课堂上，他常常直接在黑板上画出飞行轨迹，讲解得很细。
“飞机不是蛮力机器，关键是速度、高度和判断。”这是他教学中反复强调的话。对年轻学员而言，这些内容比单纯背诵条文更有价值，因为它们来自长期飞行和实战环境中的经验。
此后的徐廷泽，主要从事教学、翻译和航空理论研究，没有再驾驶战机参加作战。他把掌握的外文资料和飞行知识整理出来，服务于空军训练体系。那一代教员的作用，往往不在聚光灯下，却直接影响着一批飞行员的成长。
他也逐渐适应了大陆生活，组建家庭，继续在航空领域工作。熟悉他的人评价说，徐廷泽性格沉稳，不喜欢夸耀当年的选择，更少谈那些惊险时刻。有人问他为何敢于飞越海峡，他只回答：“想回家，也相信能落地。”
2005年5月24日，徐廷泽在北京病逝，享年88岁。整理遗物时，人们再次看到那段改变人生的飞行记录。它所记录的，不只是一次飞行员驾机归来，更是一名航空技术人员在时代转折中作出的选择。
在人民空军早期建设过程中，徐廷泽后来承担的工作，远比一次起义本身更持久。他把个人经验变成教材，把飞行技术传给后来者，也让那架编号“0103”的F-86，成为一段特殊历史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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