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徒带路指认地下党藏身处，推门看见屋里坐着的竟是自己的母亲

《灶间》

我叫纪连生，山东沂水人，爹死得早，我娘靠给镇上粮行扛活养大了我和妹妹。我二十岁那年，日本人占了沂水城，粮行关了门，我娘失了生计，我就到城里给人拉洋车。后来经人介绍，进了伪县政府当差，跑腿送信，一个月领几斤棒子面，好歹饿不死。我娘不乐意我干这个，说“给日本人跑腿，丢人”，可她不乐意归不乐意，没拦着，因为不干这个，一家三口就得喝西北风。

我娘姓孙，叫孙二妮，娘家是城北孙家洼的，从小没大名，嫁到纪家也没改，街坊都喊她纪孙氏。她个子不高，裹着小脚，走路一颠一颠的，可手上力气大，扛粮扛得动百十斤。她性子闷，话少，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可心里有主意。我爹死的那年，我才八岁，族里人要分我家的地，我娘坐在堂屋里，对着一屋子族老说：“地是我男人留下的，我三个孩子靠它活命，谁要分，先把我们娘几个埋了。”族老们面面相觑，地没分成。从那以后，族里人都说我娘是“闷葫芦里藏刀子”。

我进伪县政府当差以后，我娘跟我约法三章：一不许祸害老百姓，二不许抽大烟，三不许把外人往家带。前两条我做到了，第三条我也做到了，可我没做到第四条——她没说第四条，我自己给自己定的：不许把日本人往家带。结果这第四条，我犯了。

那是一九四一年秋天的事。

那天晌午，我在县政府院子里扫地，翻译官王胖子从屋里出来，嘴里叼着烟，冲我招招手：“连生，你来。”我把笤帚放下，跑过去。王胖子说：“皇军要抓一个姓赵的，据说是八路的交通员，有人看见他昨儿夜里进了城南那条巷子。你带路，皇军认得你，好办事。”

我说：“王翻译，城南那条巷子大了，二三十户人家，我知道哪一家？”

王胖子说：“你不用知道，有人指了大概方位，就是巷子中段，靠东边，门口有棵歪脖子枣树的那家。”

我听了，脑子嗡了一下。城南那条巷子中段，靠东边，门口有棵歪脖子枣树——那是我家。

我说：“王翻译，那家是我家。”

王胖子愣了一下，说：“你家？你没弄错？”

我说：“没错，歪脖子枣树，就我家门口那一棵。可我家没住外人，就我娘和我妹妹。”

王胖子斜着眼看我，说：“连生，这事可不敢打马虎眼。皇军查出来，你担待不起。”

我说：“我担待得起。我家就三口人，我娘我妹妹和我。你要是不信，我带你去搜，搜出来我认。”

王胖子想了想，说：“那行，你带路，皇军去搜。搜不出来，算你忠心；搜出来，可别怪我不讲交情。”

我说：“行。”

那天下午，我领着四个日本兵和两个伪军，往城南走。走一路，我心里翻腾一路。我家确实没住外人，我娘确实没跟我说过有外人。可我不放心的是另一件事——我妹妹纪连芝，十六了，前些日子老往外跑，说是去隔壁刘婶家学绣花，可我觉着不像。有一回我夜里起来撒尿，看见她从后墙翻进来，我问她干什么去了，她说去刘婶家学绣花样学晚了。我没多问。可这会儿我心里直打鼓：万一是连芝在外头认识了什么人，把人带家里来了呢？

走到巷子口，我脚步慢下来。王胖子推了我一把：“走啊。”我说：“王翻译，我先进去跟我娘说一声，让她有个准备。她胆小，见着皇军腿软。”

王胖子说：“快去快回。”

我进了院子，我娘在灶间烧火，听见门响，头也没抬，说：“连生回来了？锅里熬着粥，自己盛。”我走到灶间门口，说：“娘，日本人要来了。”我娘的手停了一下，说：“来干什么？”我说：“说咱家藏了八路。”我娘抬起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跟平常一样，没什么波澜，说：“谁说的？”我说：“有人看见姓赵的进了咱这条巷子，指了咱家。”

我娘把火钳搁下，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灰，说：“你带他们来的？”我说：“王翻译让我带路。”我娘说：“你带吧。”我说：“娘，咱家真没人？”我娘看了我一眼，说：“你搜。”

她说完，转身进了里屋。我跟进去，里屋就一张炕、一个柜、一张桌子，桌子底下塞着几双鞋。我蹲下去看了一眼，没人。我又去连芝屋里看了一眼，也没人。我心里松了一下，回头对我娘说：“娘，待会儿日本人进来，你别怕，我说话，你点头就行。”我娘没理我，坐在炕沿上，把针线笸箩端过来，接着纳鞋底。

我出去领人。王胖子带着日本兵进了院子，日本兵端着枪，东瞅西看。王胖子说：“搜。”两个伪军进屋翻了一通，出来说：“没人。”王胖子看了看我，说：“连生，你说的没人，真没人？”我说：“真没人。”

王胖子不死心，在院子里转了一圈，看见灶间后头堆着一垛干草，走过去拿刺刀往里捅了几下。干草垛后头是灶间的后墙，墙上有一道小门，通着后院的茅房和猪圈。他推了一下小门，没推开。他说：“这门怎么开不了？”

我娘在屋里头说：“后头是茅房，积了粪，门堵上了。”

王胖子捂着鼻子，说：“算了算了。”又转了两圈，没搜出什么，悻悻地带着人走了。临走跟我说：“连生，皇军这一趟白跑了，回头你写个条子，说你家没有外人，签上你和你娘的名字。”我说：“行。”

日本人走了以后，我关上大门，回到灶间，一屁股坐在灶前的小板凳上，出了一身汗。我娘还在里屋纳鞋底，我喊了一声：“娘，人走了。”我娘没应。

我站起来，走到里屋门口，又说了一遍：“娘，人走了。”

我娘把鞋底放下，说：“你过来。”

我走过去，坐在炕沿上。我娘说：“你今儿带人来搜家，搜出什么了？”我说：“什么都没搜出来。”我娘说：“你心里是不是觉着，你立了功？”我说：“我没觉着立功，我就是觉着后怕。万一人真在咱家，咱娘俩都得完。”

我娘说：“人真在咱家。”

我愣了。

我娘站起来，走到炕柜跟前，拉开柜门，里头是一摞被褥。她把被褥搬开，露出柜底。柜底有一块木板，她抠着板缝把木板掀起来，底下是个洞，洞里蜷着一个人，瘦得跟麻秆似的，脸蜡黄，嘴唇干裂，眼睛闭着。

我娘说：“你搜的时候，他就在这儿。”

我坐在炕沿上，腿软了。

我娘说：“姓赵，叫赵明诚，八路的交通员，来咱这一片联络人的。前天夜里到的，腿上有伤，走不了。我把他藏在柜底下，喂了两天水。”

我说：“娘，你咋不跟我说？”

我娘说：“跟你说？你天天在日本人眼皮子底下跑腿，嘴不严，腿不牢，跟你说了，你一个害怕，脸上就挂相，不用等日本人来，王胖子瞅你一眼就知道了。”

我说：“那日本人来了，你咋不让他跑？”

我娘说：“往哪跑？他腿烂着，走三步就倒地。后头茅房门倒是能通猪圈，可猪圈外头是巷子，日本人堵着巷口，一露头就抓。只能在柜底下窝着。”

我说：“那万一日本人搜柜子呢？”

我娘说：“搜就搜了。我坐炕上纳鞋底，他们进来翻，我就在炕上坐着。翻到柜子，我就说柜子里是被褥。日本人嫌脏嫌乱，多半不翻到底。翻到底了，我就认，说是我藏的，跟你们没关系。”

我听了，半天没说出话。我娘又说：“今儿你带人来，我就在里屋坐着，你进来搜的时候，我手心里全是汗。你蹲下去看桌子底下那会儿，我心想完了。你没掀柜子，我才把汗擦了。”

我说：“娘，你咋不早跟我说？你要是早跟我说，我就能拦着王胖子，不带他们来。”

我娘说：“你拦得住吗？王胖子让你带路，你不带，他换个人带，一样来搜。你带着来，还能在里头打个马虎眼，你没掀柜子，就是打了马虎眼。”

我说：“我那是没想起来掀。”

我娘说：“没想起来就是打了马虎眼。你要是想起来了，掀了，今儿就全完了。”

她说完，蹲下去，把赵明诚从柜洞里往外拉。赵明诚睁开眼，看见我，嘴张了张，说：“这是你儿子？”我娘说：“是，纪连生，在伪县政府跑腿的那个。”赵明诚看了我一眼，没说话。

我娘说：“连生，你搭把手，把他扶到灶间去，灶间暖和，给他弄碗热水。”

我把赵明诚扶到灶间，搁在干草堆上。我娘烧了水，搁了点盐，拿勺子喂他。赵明诚喝了两口，缓过劲来，说：“大娘，今儿多亏你。”我娘说：“别谢我，谢我儿子，他没掀柜子。”

赵明诚看了我一眼，说：“纪同志，谢谢。”我说：“你别叫我同志，我不是同志，我是给日本人跑腿的。”赵明诚说：“你今儿没掀柜子，就是同志。”我说：“我没掀是因为我忘了。”赵明诚说：“忘了也是没掀。”

那天夜里，我娘让我把赵明诚送走。我说：“往哪送？”我娘说：“城北有个周家油坊，你把他送到油坊后门，敲三下，里头有人接。”我说：“娘，你咋知道这些？”我娘说：“你别问，送就是了。”

我背着赵明诚，从后墙翻出去，绕小路往城北走。赵明诚趴在我背上，轻得跟一捆柴似的。走到半路，他忽然说：“纪同志，你娘是个了不起的人。”我说：“我娘就是个裹小脚的乡下老太太。”他说：“裹小脚的乡下老太太，比多少大脚汉子都硬气。”

我没接话，背着他往前走。到了周家油坊后门，敲了三下，门开了，出来一个黑脸汉子，把赵明诚接进去，冲我点了个头，门关上了。

我回家的时候，天快亮了。我娘在灶间烧火，锅里熬着粥。我坐在灶前，说：“娘，送走了。”我娘说：“好。”我说：“娘，你啥时候跟八路搭上的？”我娘说：“你爹死的那年，咱家断粮，是八路那边的人从牙缝里省出一瓢棒子面，给咱送来的。送面的就是赵明诚他哥，后来死在战场上了。你说我啥时候搭上的？”

我说：“娘，你咋不早跟我说？”我娘说：“早跟你说，你嘴不严，腿不牢，早露馅了。”我说：“那你现在跟我说了？”我娘说：“现在不说不行了。今儿你带人来搜家，搜不出东西，王胖子不会死心。他往后还得盯着咱家。你得做个选择。”

我说：“什么选择？”我娘说：“要么你辞了伪政府的差事，回家来，跟我一块儿种菜卖菜，挣多挣少，饿不死就行。要么你接着干，可往后家里的事，你一个字不许问，一个字不许说，你当你的差，我过我的日子，咱娘俩各走各的道。”

我想了一宿，第二天早上跟我娘说：“娘，我辞差事。”我娘说：“想好了？”我说：“想好了。我给日本人跑腿，跑了一年多，没跑出个好来。今儿要不是我忘了掀柜子，咱家就完了。我不想下回再靠忘。”我娘说：“行，辞了，回来跟我种菜。”

我辞了伪政府的差事，王胖子骂我“不识抬举”，我说：“王翻译，我娘身子不好，我得在家伺候。”王胖子哼了一声，说：“你走了，有的是人干。”我说：“那您找别人。”我走了。

回家以后，我跟我娘在城南租了二亩菜地，种白菜萝卜，挑到集上卖。日子比在伪政府当差苦，可心里踏实。我妹妹连芝后来跟我说，那阵子她老往外跑，是去参加妇救会，学识字，学唱歌。我说：“你咋不跟我说？”她说：“娘说，你嘴不严，不让我跟你说。”我说：“我嘴现在严了。”她说：“那你严着吧。”

赵明诚后来又来过两回，都是夜里，来去匆匆。有一回他跟我娘说：“大娘，组织上想请你帮着传递点东西，你看行不行？”我娘说：“什么东西？”赵明诚说：“信，有时候是药。”我娘说：“搁哪儿？”赵明诚说：“搁灶间，灶王爷神像后头，有人来取。”我娘说：“行。”

打那以后，我家灶间的灶王爷神像后头，就常搁着东西。我娘每天烧火做饭，灶王爷看着，日本人来了也没搜过灶间——他们嫌灶间脏。

一九四三年冬天，赵明诚最后一次来我家。那天夜里下着雪，他进门的时候浑身是雪，脸冻得发紫。我娘给他煮了碗姜汤，他喝了，说：“大娘，我要走了，去北边。往后可能不来了。”我娘说：“走就走吧，在外头小心。”他说：“大娘，你保重。”我娘说：“你也是。”

赵明诚走到门口，回头跟我说：“纪同志，你娘救了我两回。头一回是藏柜底下，第二回是你没掀柜子。这两回，我记一辈子。”我说：“你记着就行，别说。”他说：“不说。”推门走了。

那以后，赵明诚再没来过。抗战胜利那年，我托人打听过，有人说他在东北牺牲了，有人说他南下的时候失踪了。没个准信。我娘听了，说：“没准信就是好消息，兴许活着呢。”

一九五一年，我娘病了一场，挺过来了，可身子骨大不如前。一九五五年，她走了。走的那天晚上，她还坐在灶间烧火，锅里熬着粥。我进去添柴，她说：“连生，灶王爷后头有东西，你取出来。”我伸手一摸，摸出一个油纸包，里头是一张纸条，写着三个字：“谢大娘。”没有落款。

我娘说：“赵明诚的。”我说：“他啥时候搁的？”我娘说：“他走那年搁的，我忘了取。”我说：“你咋不早取？”她说：“取了干啥？搁着，也是个念想。”

我娘走以后，我收拾灶间，把那尊灶王爷神像请下来，擦了擦。神像后头那块墙，被纸条压出一个印子，浅浅的，不仔细看看不出来。我拿手指头摸了摸那个印子，把神像又搁回去了。

前些年，县里修县志，来家里采访，问抗战时候的事。我说了我娘藏交通员的事，来采访的年轻人说：“大爷，您娘是英雄。”我说：“我娘不是英雄，我娘就是个裹小脚的乡下老太太。她藏人，是因为当年有人给她送过一瓢棒子面。她记着那瓢棒子面，记了一辈子。”

年轻人走了以后，我坐在灶间烧火，灶膛里的火苗一明一暗的。我忽然想起那年我带着日本人来搜家，我娘坐在炕上纳鞋底，手心里全是汗。她怕不怕？她怕。可她坐得住。她坐得住，是因为她知道，有些事比怕更要紧。

我往灶膛里添了根柴，火旺了。锅里的粥开了，咕嘟咕嘟的。我盛了一碗，坐在灶前吃。吃完了，把碗搁下，看见灶王爷神像后头那块墙，还印着那个浅浅的印子。

灶间的事，我后来跟谁都没细说过。县里来人采访，我说了个大概，没提我娘坐在炕上纳鞋底手心出汗那段，也没提我忘了掀柜子那段。有些事，说出来是故事，咽下去是日子。

我娘走了以后，我一个人守着老宅子，种了几年菜，后来腿脚不行了，就不种了。把菜地转给了隔壁刘婶家的二小子，一年给我送两口袋白菜萝卜，够吃就行。我妹妹连芝嫁到了城东，隔三差五回来看看我，给我拆拆洗洗，做顿饭。她老说：“哥，你搬我那儿住去。”我说：“我哪儿也不去，我住这儿惯。”她说：“你一个人，有个头疼脑热的，没人知道。”我说：“有灶王爷知道。”

她拿我没辙，就由着我。

一九六三年开春，有一天晌午，我正在灶间烧火熬粥，听见院门外头有人喊：“纪连生家是这儿不？”我出去一看，门口站着个中年人，四十来岁，穿一身灰布衣裳，脚上是布鞋，鞋帮上沾着泥。脸瘦，颧骨高，可眉眼之间我看着有点眼熟，又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

我说：“我就是纪连生，你哪位？”

他说：“我姓赵，叫赵建国，赵明诚是我爹。”

我愣了一下，把他让进屋里。他坐下了，我给他倒了碗水。他喝了一口，说：“纪叔，我爹临死前跟我说，山东沂水城南，有个纪大娘，救过他的命。让我得了空，一定来看看。我这些年东奔西跑的，没得空。今年调来省里工作，离得近了，就找来了。”

我说：“你爹他……啥时候没的？”

他说：“一九五〇年，在湘西剿匪的时候。没的，没受罪，一枪打在心口上，当场就过去了。”

我听了，坐在灶前的小板凳上，半天没说话。灶膛里的火快灭了，我拿火钳捅了捅，添了根柴。赵建国看我这样，说：“纪叔，我爹还跟我说，纪大娘藏他的时候，把他塞在炕柜底下的洞里，日本人来搜，纪大娘坐在炕上纳鞋底，手心里全是汗，可脸上一点没露。”

我说：“你爹记性真好。”

他说：“我爹记性好。他还说，纪大娘有个儿子，在伪县政府跑腿，那天带人来搜家，走到柜子跟前，没掀柜子。我爹说，那个儿子，后来辞了差事，回家种菜了。”

我说：“那个儿子就是我。”

赵建国站起来，给我鞠了个躬。我赶紧摆手，说：“你这是干什么，坐，坐。”他说：“我爹说了，两回。头一回是藏柜底下，第二回是没掀柜子。两回，两辈子。”

我说：“你爹客气了。头一回是我娘藏的，第二回是我没掀，可我没掀是因为我忘了，不是因为我胆子大。我那时候胆儿小着呢，带日本人来搜家，腿肚子都转筋。”

赵建国笑了笑，说：“我爹说了，忘了也是没掀。”

我也笑了，说：“你爹原话，一个字不差。”

他从怀里掏出个布包，搁在桌上，打开，里头是一副眼镜，铜框的，镜片有裂纹。他说：“我爹留下的，就这副眼镜，别的什么都没了。他说这副眼镜是民国二十七年一个教书先生送他的，他戴了十来年。临死前跟我说，要是找着纪大娘，就把眼镜留下，当个念想。”

我把眼镜拿起来，看了看，搁回去，说：“眼镜你收着，你爹的东西，你留着。你要是不嫌弃，我给你拿几个鸡蛋，我这儿养着几只鸡，鸡蛋新鲜。”

他说：“纪叔，眼镜你留着，我爹说的，给纪大娘。纪大娘不在了，给纪叔也一样。”

我推了两回，他死活不拿回去。我就把眼镜收下了，搁在灶王爷神像旁边。赵建国看见了，说：“灶王爷后头，我爹当年搁信的地方？”我说：“你爹跟你说的？”他说：“说了。他说灶王爷后头有个油纸包，里头一张纸条，三个字，谢大娘。他说不知道纪大娘取出来没有。”

我说：“取了。我娘走那年取出来的。纸条我留着呢，在柜子里。”

他说：“我能看看不？”

我从柜子里把油纸包拿出来，打开，那张纸条还在，发黄了，字迹还清楚。赵建国拿在手里看了半天，说：“我爹的字。我爹写字就这样，歪歪的，可一笔一划都不含糊。”

他把纸条还给我，我从柜子里又拿出一个东西——赵明诚当年留下的那根旱烟袋。我说：“你爹还有这个，落在我家了。他走那年，把旱烟袋搁在灶台上，忘了拿。我给他收着，一直收着。”

赵建国接过旱烟袋，翻来覆去看了看，说：“这烟袋我认得，我爹抽了半辈子。后来不抽了，说没烟叶子，戒了。”他把烟袋搁在桌上，说：“纪叔，这个你留着。我爹说了，东西搁在谁家，就是谁家的念想。”

那天中午，我留赵建国吃了顿饭。我熬的粥，炒了俩鸡蛋，又切了盘咸菜。他吃着粥，说：“纪叔，这粥好喝，柴火熬的，香。”我说：“柴火熬的粥，比煤球熬的香。我娘在的时候，天天拿柴火熬。”他说：“我爹也说过，纪大娘熬的粥，搁点盐，香。”

吃完了饭，他帮我收拾碗筷，我拦着，他说：“纪叔你坐着，我来。”他洗碗的时候，我看见他手腕上有一道疤，细长细长的，就问了一句。他说：“在朝鲜落下的，美国人的弹片。”我说：“你也是当兵的？”他说：“随我爹，扛枪的。”

他走的时候，太阳快落山了。我送他到门口，他说：“纪叔，往后我常来看你。”我说：“你忙你的，不用常来。”他说：“我爹让我来看你，我就得常来。我爹还说，纪大娘救了他两回，这份情，赵家得记着。”我说：“记着就行，别老挂在嘴上。”他说：“记着不挂在嘴上，搁心里。”

他走了以后，我坐在灶间，把那副铜框眼镜拿出来，搁在灶王爷神像旁边，跟那张纸条搁在一块。眼镜腿有点松，我找了根细铜丝缠了缠，能戴了。我戴上试了试，头晕，摘下来，搁回去了。

打那以后，赵建国真常来。隔一两个月来一趟，有时候带点茶叶，有时候带点糕点，来了就坐着说话。他说他在省里管工业，忙，可再忙也抽空来。我说：“你别老来，你忙你的。”他说：“我爹让我来的。”我说：“你爹让你来一回两回，没让你来十回八回。”他说：“我爹让我常来。”我说：“你爹说的，你就听？”他说：“我爹死了，他说的，我更得听。”

我没话说了。

一九六六年，乱了一阵。赵建国挨了斗，说是“走资派”。我那时候也挨了斗，说我“给日本人跑过腿，历史不清白”。斗我的时候，有人喊：“纪连生，你说，你当年是不是给日本人带路，去抓八路？”我说：“是。”底下哄了一下。我说：“我带路去抓八路，走到柜子跟前没掀柜子，把八路放跑了。”底下又哄了一下。喊话的说：“你放老实点！”我说：“我放老实着呢。我交代完了。”

斗了几天，也没把我怎么样。我历史上有污点，可我娘救过八路，我后来也帮过八路，功过相抵，算我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那时候都五十多了，还“子女”呢。

赵建国挨斗挨得比我狠，下放了几年，后来恢复了工作。恢复工作以后头一件事，就是来看我，带了两瓶酒。我说：“你刚出来，带什么酒？”他说：“纪叔，我在下头那几年，老想起我爹的话。我爹说，纪大娘坐在炕上纳鞋底，手心里全是汗，可脸上一点没露。我在下头挨斗的时候，就学纪大娘，脸上一点没露。”

我说：“你学得像不？”

他说：“像。斗完了，回家关上门，手心里全是汗。”

我们俩喝了半瓶酒，喝得脸红脖子粗的。他说：“纪叔，我爹的眼镜还在不？”我说：“在，灶王爷旁边搁着呢。”他站起来，走到灶间，把眼镜拿下来，戴了戴，说：“我爹的眼镜，我戴着正合适。”我说：“你爹的眼镜，你戴着当然合适。”他戴了一会儿，摘下来，搁回去，说：“纪叔，这眼镜还是搁你这儿。我爹说了，给纪大娘的。纪大娘不在了，就搁你这儿，当个念想。”

我说：“行，搁着。”

前几年，赵建国也走了。走之前给我写了封信，说身体不行了，怕是熬不过去了。说这辈子得了个念想，就是他爹的眼镜搁在纪家，他放心。说往后他儿子赵小兵会来看我，让我别嫌烦。信末尾写了一句：“纪叔，我爹说，你娘救了他两回，头一回是藏柜底下，第二回是没掀柜子。我爹还说，你娘是个了不起的人。这话我替他说了，你听着。”

我把信看了三遍，搁在灶王爷神像旁边，跟那张纸条、那副眼镜搁一块。

今年开春，赵小兵来了。三十来岁，跟他爷爷赵明诚长得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瘦高个，颧骨高，眉眼亮。他进了门，说：“纪爷爷，我爹让我来看你。”我说：“你爹走了？”他说：“走了，去年冬天。”我说：“你坐。”

他坐了，我给他倒了碗水。他喝了一口，说：“纪爷爷，我爹临走前跟我说，咱家欠纪家一份情，让我记着。我说记着了。他说，记着就好，别挂在嘴上，搁心里。”

我说：“你爹这话，是你爷爷传下来的。”

他说：“我知道。我爷爷的话，我爹传给我，我往下传。”

我站起来，走到灶间，把灶王爷神像后头的眼镜拿下来，搁在桌上。我说：“你爷爷的眼镜，你拿回去。”

赵小兵看了看眼镜，说：“纪爷爷，我爹说这眼镜搁在纪家，是念想。我拿回去，纪家就没念想了。”

我说：“念想在心里头，不在东西上。你爷爷的眼镜，你拿回去，搁在你家灶王爷旁边。往后你看着眼镜，就想起你爷爷，想起纪大娘，想起那些年的事。你往下传，比你搁在我这儿强。”

他想了一会儿，把眼镜拿起来，揣进怀里，说：“纪爷爷，我拿回去。等我有了儿子，我把眼镜给他，把事跟他说。他往下传。”

我说：“这就对了。”

他走的时候，太阳快落山了。我送他到门口，他回头说：“纪爷爷，灶王爷后头那块墙，我能看看不？”我说：“看吧。”他走到灶间，把神像请下来，看了看后头那块墙，上头印子还在，浅浅的。他拿手指头摸了摸，说：“我爷爷搁的。”我说：“你爷爷搁的。”

他把神像搁回去，鞠了个躬，走了。

我坐在灶前，看着灶膛里的火。火苗一明一暗的，我添了根柴，火旺了。锅里的粥开了，咕嘟咕嘟的。我盛了一碗，搁了点盐，坐在灶前吃。

吃完了，我把碗搁下，看见灶王爷神像，想起我娘。我娘坐在炕上纳鞋底，手心里全是汗，脸上一点没露。她怕不怕？她怕。可她坐得住。她坐得住，是因为她知道，有些事比怕更要紧。

灶王爷看着灶间，看了一辈子。灶间里的事，他都知道。

赵小兵走后的第二年，县里来了通知，说要改造城南那片老巷子，我家那宅子在拆迁范围里。通知是红纸黑字贴在巷子口老槐树上的，我眼神不好，凑近了看了半天，看明白了，心里头说不上来什么滋味。

这宅子我住了快七十年，从记事起就在这儿。院墙上的青苔，灶间的烟熏火燎，后院西山墙根底下那块青石板，闭着眼都能摸到。要拆了，心里空落落的。

我妹妹连芝听说了，跑回来，说：“哥，拆了也好，这宅子太旧了，你搬我那儿住去。”我说：“我不去，你给我找个近便的地方，我还住这片儿。”她说：“这片儿都拆，你住哪儿？”我说：“拆了再建，建好了我还回来。”她说：“那中间这几年你住哪儿？”我说：“找间过渡房，凑合几年。”

连芝拗不过我，托人打听，在城北找了间小平房，两间屋，一间睡觉一间做饭，一个月几块钱租金。我搬过去了，东西不多，收拾了两个包袱，一个装衣裳被褥，一个装灶间那些物件——灶王爷神像、那张纸条、赵明诚的旱烟袋，还有我娘那根银簪子。

搬家的头一天晚上，我坐在灶间烧最后一回火。灶膛里的火苗一明一暗的，锅里的水开了，我泡了壶茶，慢慢喝。喝完了，我把灶王爷神像请下来，拿布擦了擦，搁进包袱里。神像后头那块墙，印子还在。我拿手摸了摸，把墙上的灰蹭了蹭，印子浅了，可没蹭掉。

我对着那块墙说：“娘，宅子要拆了，灶王爷我请走了。这块墙留不住了。可灶间的事，我记着呢。”

第二天早上，我把灶间收拾干净，柴火码好，锅刷了，灶台擦了。搬家的车来了，我把包袱搬上去，最后看了一眼灶间，把门带上了。

拆迁队来的时候，我没去看。连芝去了，回来说：“哥，拆到咱家西山墙，里头那道夹墙还在，窄窄的一溜，砖缝里长着草。”我说：“夹墙在，人也就不在了。”她说：“拆出来的砖，人家都拉走了。”我说：“拉走吧，砖是砖，人是人。”

过渡房住了三年，新楼建好了，五层，我分了一楼，两间半，带个小院。搬进去那天，我把灶王爷神像请出来，搁在灶间墙上。新灶间铺了瓷砖，灶台是水泥抹的，比老灶台光溜。我把赵明诚的旱烟袋搁在灶王爷旁边，把那张纸条压在神像底下。

我找了块砖，是从老宅子废墟上捡的，搁在新灶间的窗台上。赵小兵后来来看我，看见了那块砖，说：“纪爷爷，这砖是哪儿来的？”我说：“老宅子西山墙的。”他说：“夹墙的？”我说：“夹墙的。”他拿起来看了看，说：“上头的灰还在。”我说：“留着吧，当个念想。”

住进新楼以后，日子跟从前不一样了。从前烧柴火灶，得打火、添柴、看火候。现在煤气灶一拧就着，方便是方便，可做饭没了那股柴火味儿。我有时候拧着煤气灶，心里头想着老灶台的火苗，想着我娘坐在灶前添柴的样子，想着她把赵明诚塞进炕柜底下的那双手。

有一回我在新灶间做饭，拧开煤气灶，火苗蹿出来，蓝汪汪的。我忽然想起我娘说的一句话：“灶王爷看着呢。”我把锅坐上，倒了油，油热了，搁了葱花，“滋啦”一声，香味出来了。我心想，灶王爷看得见看不见，我不知道，可灶间里的事，我知道。

二〇〇五年，县里搞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纪念，把我请去开了个座谈会。会上让我讲讲当年的事，我就讲了灶间藏人那段。讲完了，底下有人问：“纪大爷，您娘当年藏人，您一开始不知道？”我说：“不知道。”问：“后来知道了，您害怕不？”我说：“害怕。”问：“那您后来怎么又帮了？”我说：“我娘让我辞了差事，回家种菜。种菜种了几年，后来帮着传递过几回东西。传递东西的时候也害怕，可害怕归害怕，该传还得传。”

散了会，有个年轻人追上来，说他是县党史办的，想让我带他们去老宅子原址看看。我说：“老宅子拆了，建成新楼了。”他说：“那夹墙的位置您还记得不？”我说：“记得，一楼那家姓王的住户，灶间就在我从前灶间那位置。”他说：“能去看看不？”我说：“我跟姓王的说说。”

我领他们去了，姓王的住户挺客气，让我们进去了。我站在他家灶间，比划了一下：“这儿是灶台，这儿是灶王爷神像的位置，这儿往后走，就是西山墙。夹墙在墙里头，现在拆了，可位置就是这个位置。”那年轻人拿相机拍了照，说：“纪大爷，您站这儿，我们给您拍一张。”我说：“我一个老头，拍什么。”他说：“留个资料。”我就站那儿，让他拍了一张。

后来那张照片印在县里的一本册子上，底下写着：“纪连生老人在老宅灶间旧址讲述抗战时期母亲掩护八路军交通员的事迹。”连芝看见了，说：“哥，你上册子了。”我说：“上就上吧，反正我娘的事，记下来了。”

赵小兵后来也看见了，给我打了个电话，说：“纪爷爷，我看见那本册子了。我爷爷的事，我爹的事，还有您娘的事，都记进去了。”我说：“记进去就好。你爷爷的眼镜还在不？”他说：“在，搁在我家灶王爷旁边。”我说：“好。搁着就好。”

今年夏天，赵小兵带着他儿子来看我。孩子叫赵念祖，十岁，上小学四年级。进了门，赵小兵说：“念祖，叫太爷爷。”孩子叫了。我说：“好孩子。”赵念祖说：“太爷爷，我爸跟我说了，你娘救过我太爷爷。”我说：“是。”他说：“我太爷爷的眼镜在我家搁着，我爸说那是念想。”我说：“是念想。”他说：“太爷爷，你娘当年怕不怕？”我说：“怕。”他说：“怕了还救？”我说：“怕了还救，才是真救。”他想了想，说：“我懂了。”我说：“你懂什么了？”他说：“怕了不救，是胆小；怕了还救，是胆大。”我说：“你这话说得对。你太爷爷的眼镜你看见了？”他说：“看见了，铜框的，镜片上有裂纹。”我说：“你太爷爷戴了十来年。”他说：“我长大了也戴眼镜，我戴我太爷爷的。”我说：“那得看你眼睛好不好，眼睛好不用戴。”他笑了，说：“我眼睛好，可我想戴。”我说：“你想戴就戴，戴上了就记着，这眼镜是谁的。”

他走的时候，太阳快落山了。我站在门口，看着赵小兵领着赵念祖往外走，赵念祖蹦蹦跳跳的，赵小兵在后头喊：“念祖，慢点，看车。”赵念祖回头说：“知道了，爸。”

我站在门口，看了半天，回屋坐在灶间，看着灶王爷神像。神像旁边搁着那块砖，窗台上搁着银簪子，旱烟袋搁在神像脚下。我拿火钳拨了拨煤气灶上的火苗，火旺了，我搁上锅，倒了水，下了把挂面。

面煮好了，我盛出来，坐在灶前吃。吃完了，把碗搁下，看见窗台上那块砖，砖缝里还嵌着一点老灰。我拿手指头抠了抠，没抠掉，就搁着。

我想，灶间的事，从头到尾，我记了一辈子。我娘记了一辈子，赵明诚记了一辈子，赵建国记了一辈子，赵小兵记着，赵念祖往后也记着。人走了，宅子拆了，灶间没了，可事还在。事在，就有人记着。有人记着，就不算完。

今年入冬，我腿脚更不中用了，走路得拄两根棍子，一根是赵小兵给我买的铝合金拐杖，一根是我自己从老宅废墟上捡的枣木棍，磨得光溜，拄着顺手。两根棍子轮换着使，出门使铝合金的，在家使枣木的，枣木那根搁在灶间门后头，随用随取。

连芝隔两天来一趟，给我做饭收拾屋子。我说：“你别跑了，我还能动。”她说：“你能动是你的，我跑是我的。”我说：“你七十的人了，跑什么。”她说：“七十怎么了，我腿脚比你利索。”

她说得对，她腿脚比我利索。她来的时候，我坐在灶前烧水，她就在屋里屋外转，擦擦抹抹，把碗柜里的碗重摆一遍，把灶台上的瓶瓶罐罐归置整齐。我说：“你摆好了我又找不着了。”她说：“找不着就问我。”我说：“问你不还得费口舌。”她笑，说：“那你就找不着呗。”

那天她归置到灶王爷神像跟前，把底下压的纸条拿起来看了看，说：“哥，这张纸条快烂了，你搁这儿潮，不如搁柜子里。”我说：“搁柜子里我怕忘了。”她说：“忘了就忘了，事你记着就行。”我说：“事我记着，纸条我也得搁着。搁这儿我天天看得见。”她没再劝，把纸条搁回去了。

她又拿起那块砖，说：“这砖你也搁这儿，占地方。”我说：“不占地方，窗台宽着呢。”她说：“砖缝里还有灰，掉渣。”我说：“掉就掉，掉完了还是砖。”她说：“你就犟。”我说：“犟就犟。”

入冬以后，赵念祖来了一趟。他今年上初中了，个子蹿得快，比他爹当年还高，进门得低头。他手里提着一兜子橘子，说：“太爷爷，我妈让我带的。”我说：“搁桌上，吃橘子。”他搁了橘子，自己剥了一个，又给我剥了一个。我吃了，甜。

他说：“太爷爷，我们学校要搞个征文比赛，写家里的老物件。我想写我太爷爷的眼镜，你看行不行？”

我说：“行。你太爷爷的眼镜，铜框的，镜片有裂纹，在你家搁着。你写它，写你太爷爷怎么来的沂水，怎么受的伤，怎么把眼镜留下的。”

他说：“我爸跟我说了一些，可说得不全。太爷爷，你再跟我说说。”

我就跟他说。说赵明诚顺治年间从江南一路往北逃，到了沂水城南，摸到我家后门，我娘把他藏在炕柜底下，日本人来搜，我娘坐在炕上纳鞋底，手心里全是汗，脸上没露。说我带日本人来搜家，走到柜子跟前没掀柜子。说赵明诚后来送走，在城北周家油坊后门敲了三下，里头有人接。说他后来去了北边，在湘西剿匪的时候没了，没受罪，一枪打在心口上。

赵念祖听得认真，听到“没掀柜子”那段，说：“太爷爷，你为啥没掀？”

我说：“我忘了。”

他说：“忘了？”

我说：“忘了。你太爷爷说，忘了也是没掀。你太爷爷会说话，明明是我胆儿小，他非说我是同志。”

他说：“那你后来怎么不胆儿小了？”

我说：“你太爷爷走了以后，我娘跟我说，怕完了，得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我想明白了，就不那么怕了。”

他想了想，说：“太爷爷，我写作文的时候，把这段写上。”

我说：“写吧，不过别把我写得多好，我那时候胆儿小着呢。”

他说：“胆儿小后来胆儿大了，才真实。”

我说：“你这话说得对。”

赵念祖回去以后，过了半个月，把作文拿来了。我眼神不好，让他念给我听。他念了一遍，写得挺好，写了太爷爷的眼镜，写了灶王爷后头的纸条，写了夹墙，写了纳鞋底的纪大娘。末尾写了一句：“这副眼镜现在搁在我家灶王爷旁边，我每天吃饭都能看见。我太爷爷用它看过沂水的雪，看过来来往往的人，看过他护着的人。我往后也护着人，护着该护的人。”

我说：“写得好。末尾那句好，比前头的都好。”

他说：“老师也这么说。”

我说：“老师说什么了？”

他说：“老师给我打了个优，还让我在班上念了。”

我说：“念了？”

他说：“念了。念完了，有个同学问我，你太爷爷的眼镜能借我看看不。我说不能借，那是念想，不能往外拿。”

我说：“你说得对。念想不往外借，可念想的事能往外说。你往后多写，多跟人说，这比借眼镜强。”

他说：“我知道。”

赵念祖走的时候，我把窗台上那块砖拿起来，说：“念祖，这块砖你带回去，搁你太爷爷眼镜旁边。”

他接过砖，看了看，说：“太爷爷，这是老宅子西山墙的？”

我说：“西山墙夹墙的。你带回去，搁灶王爷旁边。往后你看着砖，想起夹墙，想起纪大娘。你爷爷的眼镜，你太爷爷的砖，搁一块，都是念想。”

他把砖揣进书包里，说：“太爷爷，我搁一块儿。”

他走了以后，我坐在灶间，看着窗台空了，心里有点空。可又一想，砖搁在赵家，跟搁在我这儿一样。念想这东西，不搁在谁家归谁，搁在谁心里归谁。赵念祖心里有这块砖，搁哪儿都一样。

连芝后来问我：“哥，你把砖给念祖了？”我说：“给了。”她说：“你舍得？”我说：“有什么舍不得的。砖是死的，事是活的。念祖记着事，砖搁哪儿都一样。”她说：“你倒想开了。”我说：“想不开也得想开，我都这岁数了，还能抱着砖进棺材？”

她笑，说：“你还能再活十年。”

我说：“活十年也不抱砖。”

前几天下了一场雪，挺大，院子里积了半尺厚。我扫了扫门口的雪，扫出一条小道，够走人就行。扫完了，我坐在灶间烧水，水开了，泡了壶茶，慢慢喝。外头雪还在下，一片一片的，落在窗台上，落在枣木棍上。

我忽然想起那年赵明诚来的晚上，也是下着雪。他浑身是雪，脸冻得发紫，我娘给他煮了碗姜汤。他喝了，说：“大娘，我要走了。”我娘说：“走就走吧，在外头小心。”他说：“大娘你保重。”我娘说：“你也是。”

后来他就走了，再没回来。

我喝了口茶，心想，人这一辈子，来来去去，雪下了一场又一场。有些人在雪里走了，再没回来。有些人走了，把事留下了。事留下了，就有人记着。有人记着，雪就不白下。

灶王爷看着，看了一辈子。他看见雪下了化，化了下。他看见人来了走，走了来。他看见我娘坐在炕上纳鞋底，看见我带着日本人推门进来，看见赵明诚从炕柜底下爬出来，看见我后来种菜、传信、挨斗、搬家、老去。他都看见了。

我把茶喝完了，站起来，把火钳搁在灶边，把碗洗了，把灶台擦了。明天早上还得做饭。

开春以后，雪化了，院子里那棵枣树发了芽，嫩绿嫩绿的，跟去年一样。我搬把椅子坐在树下，晒着太阳，看麻雀在地上蹦跶，啄草籽吃。

连芝来了一趟，说：“哥，你今年九十三了，县里说要给你过生日。”我说：“过什么生日，我又不是小孩。”她说：“不是小孩也得过，县里说你是抗战老同志遗属，得慰问。”我说：“慰问就慰问，别搞大了，弄碗面吃就行。”

结果县里没听我的，还是搞大了。来了七八个人，有县里的干部，有党史办的，还有赵小兵带着赵念祖。挤了一屋子，连芝在灶间忙活，煮了一大锅面，炒了几个菜。县里干部给我送了个蛋糕，上头插着蜡烛，说“九十三岁，高寿”。我说：“我不过生日，我娘说生日是娘的苦日，不过。”干部说：“那也得过，这是心意。”我就没再推。

吹蜡烛的时候，赵念祖凑过来帮我吹，一口气吹灭了，说：“太爷爷，你许愿了没有？”我说：“许了。”他说：“许的什么？”我说：“不能说，说了不灵。”他说：“那你告诉我，我不往外说。”我说：“我许的是，往后每年都能吃上你太爷爷的眼镜搁着的那家灶间的面。”他说：“那家灶间？”我说：“赵家的。你家的。”他笑了，说：“那肯定能吃上。”

吃面的时候，赵小兵坐我旁边，说：“纪爷爷，我有个事跟你说。”我说：“说。”他说：“县里想在咱们这条巷子的原址上搞个纪念墙，刻上抗战时候这条巷子里出过的人和事。纪大娘的事，我爷爷的事，都在上头。他们想让我把爷爷的眼镜捐出来，搁在纪念墙上头的橱窗里。我来问问你，你觉得行不行？”

我想了想，说：“眼镜是你爷爷的，你拿主意。”他说：“我想捐。搁在我家是念想，搁在墙上，是给更多人看的念想。”我说：“你舍得？”他说：“舍得。我爹当年说，念想不搁在谁家归谁，搁在谁心里归谁。搁在墙上，更多人心里的念想就续上了。”

我说：“那你就捐。不过我有个条件。”他说：“你说。”我说：“捐的时候，别光写你爷爷的名字。把灶间写清楚。灶王爷神像后头，夹墙，炕柜底下那个洞，都写清楚。人家看了，得知道这眼镜是从哪儿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他说：“行，我记着了。”

过了两个月，纪念墙修好了。我去看了，一面青砖墙，上头嵌着几块铜牌子，刻着字。赵明诚的眼镜搁在中间一块牌子上头的小玻璃橱窗里，旁边写着赵明诚的名字、生卒年月、抗战经历，还有一行小字：“此眼镜由其子赵建国、其孙赵小兵捐赠。”底下又一行小字，是我那条件：“藏身处为城南巷子中段纪孙氏宅灶间，炕柜底下有洞，灶王爷神像后曾搁信。”纪孙氏三个字底下，刻着我娘的名字：孙二妮。

我站在墙跟前，看了半天。赵念祖站在我旁边，说：“太爷爷，你娘的名字在上头。”我说：“看见了。”他说：“上头写的什么？”我说：“写的是你太爷爷的眼镜，还有你纪大娘藏人的地方。”他说：“灶间。”我说：“灶间。”

他说：“太爷爷，我作文里写的那段，他们印在旁边的牌子上了，你看。”我凑近了看，旁边还有一块小牌子，印着几段话，有赵小兵写的，有赵念祖写的，还有一段是我在座谈会上说的。我那段写的是：“我娘说，怕完了，得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我后来想明白了，就不那么怕了。”

我看完了，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赵念祖跟在后头，说：“太爷爷，你走那么快干什么？”我说：“看完了就走，不站了。”他说：“你高不高兴？”我说：“高兴。”他说：“高兴怎么不笑？”我说：“笑在心里头。”

回了家，我坐在灶前烧水。水开了，泡了壶茶，慢慢喝。窗台上那块砖给赵念祖了，空了一块地方，我把旱烟袋从灶王爷旁边挪过来，搁在窗台上。旱烟袋锅子锈得发绿，烟嘴上的铜箍还亮着，是赵明诚当年用手磨出来的。

我喝了口茶，心想，灶间的事，到这儿就算完了。我娘藏人，我忘了掀柜子，赵明诚走了，赵建国来了，赵小兵来了，赵念祖来了。赵明诚的眼镜上了墙，赵念祖的作文上了墙，我的几句话也上了墙。灶间的事，搁在墙上，谁路过都能看见。

可我心里头明白，墙上的事是给外人看的。真的事，在灶间里。灶间没了，灶王爷没了，可事还在。事在我心里头，赵念祖心里头，赵小兵心里头。什么时候赵念祖有了儿子，他把事说给他儿子听。事往下传，火往下传，念想往下传。

我把茶喝完了，站起来，把碗洗了，把灶台擦了。明天还得做饭。

晚上赵念祖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太爷爷，我今天去墙那儿又看了一遍，数了数，我爷爷的眼镜搁在中间，我写的作文搁在右边，你说的那几句话搁在左边。”我说：“看见了。”他说：“太爷爷，我往后每年都去看。”我说：“看吧。看完了，回来跟我说。”他说：“行。太爷爷你早点睡。”我说：“睡了。”

挂了电话，我坐在屋里，看着窗台上那根旱烟袋。月光从窗户外头照进来，照在烟袋锅子上，锈是锈的，可烟嘴上的铜箍还亮着，一小点光。

我躺下，闭上眼。灶间里的事，在眼前过了一遍，又过了一遍。我娘坐在炕上纳鞋底，手心里全是汗，脸上没露。我推门进来，后头跟着日本人。她抬起头，说：“砚堂，你吃了没有？”

她问的是粥，我答的是怕。她没怪我，她说：“怕完了，得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我知道了。

入夏以后，天热起来了，我早上起得早，趁凉快做顿饭，吃完了就在屋里待着，到傍晚再出来坐坐。枣树底下搁了把旧躺椅，我摇着蒲扇，看麻雀在枝头跳来跳去。

那天傍晚，巷子口修鞋的老王头过来串门。老王头叫王福林，比我小十来岁，原先在城南巷子口摆修鞋摊，我老宅子拆了以后他也搬了，搬到了城北这条街上，修鞋摊摆在街口大槐树底下。他跟我做了几十年邻居，老宅子拆了又做了几十年邻居，算是拆不散的。

他搬个小板凳坐我对面，递过来一兜子西红柿，说：“自家院里种的，吃不了，给你拿几个。”我说：“搁着吧。”他搁下西红柿，说：“老纪，我今儿听了个事，跟你有关。”我说：“什么事？”他说：“县里要在咱城南老巷子原址上修个广场，纪念墙那块地儿正好是广场正中间。人家说，纪念墙留着，可周围要铺地砖、修花坛、搁椅子。我寻思着，往后去看眼镜的人多了，热闹了。”

我说：“热闹好，热闹了有人看。”他说：“可热闹了也有热闹的麻烦。我听说有人提意见，说纪念墙上写的事太细了，什么炕柜底下有洞、灶王爷后头搁信，这些事写在墙上，外头人看了会不会觉得太琐碎？”我说：“谁提的？”他说：“一个什么文化公司的，说是搞设计的，说要‘提升品位’，把琐碎的删了，留个大概就行。”

我把蒲扇搁下，说：“你帮我打听打听，那个搞设计的，什么时候来？”他说：“好像下礼拜来。”我说：“来了你告诉我，我跟他说。”

下礼拜三，老王头真来了，说搞设计的人来了，正在纪念墙跟前转悠。我拄着枣木棍，跟着老王头去了。到了地方，一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穿件白衬衫，戴副眼镜，正拿着本子记东西。旁边跟着县党史办那个姓周的后生，就是先前给我送画册的那个。

姓周的后生看见我，赶紧过来，说：“谢老，您怎么来了？”我说：“我来看看。”他说：“您腿脚不方便，有事您招呼一声，我们过去。”我说：“我腿脚是不方便，可脑子方便，得亲自来。”

那个搞设计的年轻人转过身来，说：“这位是？”姓周的说：“这是纪连生纪老，纪念墙上纪孙氏的儿子，当年就是他把日本人带进自家院子的。”年轻人跟我握了握手，说：“纪老，久仰。我正想找您聊聊，这墙上有些文字，我觉着可以再精炼一下。”

我说：“精炼一下？怎么精炼？”

他说：“比如‘炕柜底下有洞’这句，太具体了，一般参观的人看了会觉得琐碎。不如改成‘曾藏身于灶间’，简单明了。”

我说：“改成‘曾藏身于灶间’，人家怎么知道藏在哪儿？炕柜底下有洞，这就是藏人的地方。你改成‘灶间’，笼统了，人家以为藏在灶台后头、米缸里头，那是另一回事。”

他说：“可‘炕柜底下有洞’这句话，读起来不够雅。”

我说：“雅不雅的不要紧，要紧的是真。当年我娘就是把他塞在炕柜底下的洞里，日本人来搜，我娘坐在炕上纳鞋底，手心里全是汗，脸上没露。你把这句删了，人家不知道我娘当时有多怕。不知道有多怕，就不知道她有多硬气。”

年轻人拿笔在本子上划拉了几下，说：“那‘灶王爷神像后曾搁信’这句呢？这句也细了点。”

我说：“这句更不能删。赵明诚后来给我娘留了张纸条，三个字，谢大娘，搁在灶王爷神像后头，我娘忘了取。后来我娘走的时候，让我取出来，纸条我留了几十年。你把这句删了，人家不知道信搁在哪儿，不知道灶王爷后头能搁东西。这是我们家的日子，日子就是细的。”

姓周的在后头听着，没吭声。年轻人把本子合上，说：“纪老，我回去再想想。”

我说：“你不用再想。我给你说个法子，你照着办就行。墙上的字，一个字别删，一句别改。你要是嫌字多，就在旁边搁块大点的牌子。可事不能改，事改了，就不是我娘的事了。”

年轻人看了姓周的一眼，姓周的说：“纪老说得对，咱们这是史料，不是广告词。‘炕柜底下有洞’这句，是赵明诚亲眼看见的，他跟他儿子说的，他儿子跟孙子说的，孙子来我家跟我说的。三代人传下来的话，不能改。”

年轻人把本子又打开，记了几笔，说：“行，我按您说的办，不删了。”

他们走了以后，老王头说：“老纪，你这脾气，到老了还这么冲。”我说：“冲什么，我就是护着。护着灶间的事，不能让外人给弄没了。”

老王头说：“你护了一辈子了。”我说：“护了一辈子，还得护着。我娘护过赵明诚，赵明诚把事传下来了，我接着传。事传下来了，灶间就还在。灶间还在，我娘就还在。”

过了半个月，纪念墙那块地儿收拾好了，周围铺了青砖，搁了两条石凳子。墙上添了一块小牌子，写着“此墙文字依当事人及其后代口述实录，不做删改”。我把这块牌子念给连芝听，连芝说：“哥，你行。”我说：“我行什么，我就是没让他们删。”

赵小兵后来带着赵念祖来看了一回，赵念祖站在墙跟前，把“炕柜底下有洞”那句念了一遍，说：“太爷爷，这跟我作文里写的一样。”我说：“一样就好。你作文里怎么写的，墙上就怎么写的。”他说：“太爷爷，我作文里写‘纪大娘手心里全是汗，脸上一点没露’，这句墙上也有。”我说：“有。你爷爷的眼镜旁边写着呢。”

他看了半天，说：“太爷爷，我往后带同学来看。”我说：“带吧，来一个看一个。看了就知道，灶间的事，不光是咱们几家的事，是那时候好多人家的事。”

夏天过去，天凉了。我枣树底下的躺椅收了，搁在屋里。老王头还来串门，带点菜，说会儿话。赵念祖礼拜天来学打火——他现在打火打得比我还利索，不用我教了，可他还是来，来了就蹲在灶前打两下，说“太爷爷，我练练手”。

我坐在旁边看着，心想，灶间的事，从炕柜底下那个洞开始，到纪念墙上的字，走了一大圈。洞没了，墙拆了，可事还在。事在，人就在。

我往灶膛里添了根柴，火旺了。锅里的水开了，咕嘟咕嘟的。我盛了碗水，搁在赵念祖跟前，说：“喝口水，歇歇。”

他端着碗，说：“太爷爷，你娘要是看见墙上的字，会说什么？”我说：“你纪大娘不会说什么。她坐在炕上纳鞋底，纳完了，把针别在鞋底上，抬头看我一眼，说，砚堂，你吃了没有。”

赵念祖笑了，说：“她就说这个？”我说：“她就说这个。”

入秋以后，赵念祖升了初三，功课紧了，来得少了。隔两三个礼拜来一趟，坐一会儿就走，说作业多。我说：“功课要紧，别老往我这儿跑。”他说：“太爷爷，我不跑，我骑车，十分钟。”我说：“骑车也是跑。”他说：“那我跑慢点。”

那天他来，手里拿着张纸，说：“太爷爷，我们学校搞了个活动，让采访家里的老人，写一篇家史。我想写咱家灶间的事，你看行不行？”我说：“行。你写吧。”他说：“可有些事我记不全，你再跟我说说。”我说：“你问，我答。”

他就问：“太爷爷，你当年在伪县政府当差，具体干什么？”我说：“跑腿送信，扫地打水，替王翻译跑个腿买烟卷。”他说：“一个月挣多少？”我说：“几斤棒子面，够吃饭，不够吃好。”他说：“那你娘乐意你干这个？”我说：“不乐意。可她不拦。不干这个，一家三口喝西北风。”他说：“那你后来辞了差事，回来种菜，日子怎么过？”我说：“种菜卖菜，挣得少，可踏实。我娘说，踏实比什么都强。”

他记在本子上，又问：“太爷爷，你带日本人来搜家那天，走到柜子跟前，为啥没掀？”我说：“忘了。”他说：“真忘了？”我说：“真忘了。我那时候脑子一片空白，光想着赶紧搜完了事。柜子就在我手边上，我蹲下去看了桌子底下，站起来就往外走了。我娘后来跟我说，我蹲下去看桌子底下那会儿，她手心里全是汗。”他说：“那你后来知道柜子里有人，后怕不？”我说：“后怕。后怕了好几天。夜里睡不着，一闭眼就看见自己掀开柜子，底下蹲着赵明诚，日本人一枪打过去。”他说：“那你怎么缓过来的？”我说：“我娘跟我说，没掀就是没掀，后怕没用。怕完了，该干什么干什么。”

他记完了，说：“太爷爷，你娘真是个了不起的人。”我说：“你这话，赵明诚说过，赵建国说过，赵小兵说过，你也说。我娘要是在，她会说，我就是个裹小脚的乡下老太太，什么了不起。”他说：“可你娘就是了不起。”我说：“了不起是旁人说的，她自己不觉得。她觉得自己就是过日子，该藏人藏人，该做饭做饭。日子过完了，人走了，事留下了。”

他把本子收好，说：“太爷爷，我写完了给你看。”我说：“行。”

过了半个月，他把作文拿来了。这回写得长，满满三页纸，写了我娘藏人，写了我带日本人搜家，写了我辞差事种菜，写了赵明诚的眼镜，写了纪念墙。末尾写了一句：“我太爷爷说，他娘就是个裹小脚的乡下老太太，什么了不起。可我觉得，就是把日子过好了，该做的事做了，就是了不起。”

我说：“末尾这句好，比你上回那句好。”他说：“上回那句老师夸了。”我说：“这句老师也得夸。”他说：“老师还没看呢。”我说：“那你拿回去给老师看，看完了告诉我老师说什么。”他说：“行。”

过了一个礼拜，他又来了，说：“太爷爷，老师看了，说这篇比上回写得好，说有人有事有细节。老师还问我，你太爷爷还活着不？我说活着，九十三了。老师说，能不能请太爷爷来学校讲一回？”我说：“讲什么？”他说：“讲灶间的事。我们班同学都想听。”我说：“我一个老头，去学校讲什么。”他说：“老师说了，您去了不用多讲，就坐那儿，把那天的事说一遍就行。”我想了想，说：“行。不过我腿脚不好，得你扶着我。”他说：“我扶。”

那天下午，赵念祖骑车子来接我，我坐在后座上，他慢慢骑，骑了二十分钟到了学校。教室在三楼，我拄着枣木棍，赵念祖在边上扶着，一步一步往上挪。进了教室，四十来个孩子齐刷刷站起来喊“纪爷爷好”，我摆摆手，说：“好，好，都坐。”

我坐在讲台边上的椅子上，赵念祖站在旁边。老师说：“纪爷爷，您随便讲讲。”我说：“我没什么讲的，就讲一个事。”我把那天的事讲了一遍——我娘藏赵明诚，日本人来搜，我带路，走到柜子跟前没掀。讲完了，有个孩子举手说：“纪爷爷，你那时候害怕吗？”我说：“害怕。”他说：“害怕怎么还带路？”我说：“不带路，日本人就把我娘抓走。我那时候想，带路兴许能打个马虎眼。”他说：“那你后来打了马虎眼没有？”我说：“打了。我没掀柜子。”他说：“你是故意的？”我说：“不是故意的，是忘了。可忘了也算打了马虎眼。”底下笑了。

又有个孩子举手，说：“纪爷爷，你娘后来怪你没？”我说：“没怪。她说，怕完了，得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那孩子说：“什么叫该做什么不该做？”我说：“该做的，就是护着该护的人。不该做的，就是把该护的人交出去。”他说：“那你后来护了没有？”我说：“护了。后来帮着传过信，送过药，都是小事，可没断过。”他说：“那你就没再怕过？”我说：“怕过。怕归怕，事归事。”

讲完了，老师让学生们写感想。赵念祖送我下楼，说：“太爷爷，你讲得挺好。”我说：“好什么，就说了几句大实话。”他说：“大实话好，同学们听得懂。”我说：“听得懂就好。”

回了家，我坐在灶前烧水，赵念祖蹲在灶前头，拿火钳拨火。他忽然说：“太爷爷，我长大了想当老师。”我说：“当老师好。”他说：“我当老师了，也让学生写家史，写灶间的事。”我说：“写吧。家史这东西，一个家一个样。你写你家的，别人写别人家的。写完了，凑一块，就是那时候的日子。”他说：“太爷爷，那时候的日子，苦不苦？”我说：“苦。可苦日子里有人，有人就不算太苦。”

他拨了拨火，火旺了。锅里的水开了，我下了把挂面，搁了点青菜，切了半个西红柿。面煮好了，我盛了两碗，一碗搁在赵念祖跟前，一碗搁在自己跟前。我们俩坐在灶前吃面，吃完了，他把碗洗了，搁在碗柜里。

他说：“太爷爷，我下礼拜还来。”我说：“来吧，来的时候别空手，带点菜。”他说：“我妈种的白菜能吃了，下礼拜给你带一棵。”我说：“行，带一棵。”

他走了以后，我坐在灶间，看着灶王爷神像。神像旁边搁着旱烟袋，窗台上搁着银簪子。我拿火钳拨了拨火，火旺了。灶间里的事，到念祖这儿，往下传了一辈。往后念祖当了老师，再往下传。传着传着，灶间就不光是灶间了，是日子。

我把火钳搁下，站起来，把碗柜里的碗重摆了一遍——连芝上回摆的，我还是找不着。摆完了，我坐在小板凳上，看着灶膛里的火苗一明一暗的。

入冬以后，我病了一场。这回比上回重，发烧烧了三天，退了以后浑身没劲，下炕都费劲。连芝急了，把赵小兵叫来，赵小兵又叫了县医院的医生上门看了看，医生说没大事，就是年纪大了，感冒扛不住，开了点药，让好好养着。

我躺了十来天，连芝天天来做饭，赵念祖放了学也来，坐在炕边上给我念报纸。我说：“你功课紧，别老来。”他说：“我作业写完了来的。”我说：“写完了也该歇歇。”他说：“在你这儿也是歇。”

好了以后，我下炕走路，腿发软，扶着墙挪。连芝说：“哥，你往后别自己做饭了，我给你送。”我说：“你送你的，我做我的。”她说：“你刚好，别逞能。”我说：“我不逞能，我做顿简单的，煮碗面总行。”她说：“面也不许煮，我送。”我说：“那你就送吧，送完了我热热吃。”她说：“热什么热，送过来就吃。”我说：“行，吃。”

连芝送了一个礼拜饭，我身上有劲了，又开始自己做饭。头一回打火，手抖，打了好几下才打着。火苗起来的时候，我吹了一口气，火旺了，心里踏实了。

赵念祖礼拜天来，看见我自己做饭，说：“太爷爷，你能行了？”我说：“行了。”他说：“那我考你个事。”我说：“考什么？”他说：“我们历史课讲抗战，老师问，敌后老百姓怎么帮八路，我举手说了咱家灶间的事。老师说讲得好，让我在班上再讲一遍。”我说：“你讲了吗？”他说：“讲了。讲完了，有个同学问我，你太爷爷带日本人来搜家，算不算汉奸？”我说：“你怎么答的？”他说：“我说不算。他带路是被逼的，后来还帮八路传过信。”我说：“他怎么说？”他说：“他想了想，说那也是被逼的。”我说：“你怎么说？”他说：“我说，被逼的做坏事，跟自愿做坏事，不一样。被逼的后来改好了，就更不一样了。”

我听了，没说话。过了一会儿，我说：“念祖，你那个同学问得对。我带日本人搜家，就是做了坏事。被逼的也是坏事。我后来改好了，可坏事做过了，不能当没做过。你往后讲这事，别光讲我改好了那一段，也讲讲我带路那一段。两段都讲，才真。”

他说：“太爷爷，我下回讲，两段都讲。”

我说：“你讲的时候，就说，我太爷爷当年带日本人搜家，走到柜子跟前没掀，那不是他胆子大，是他忘了。他后来想起来，后怕了好几天。再后来他辞了差事，回家种菜，帮着传信。他做过的坏事，他没忘；他后来做的好事，他也没吹。一码是一码。”

他说：“我记住了。”

我说：“你记住就好。往后你教学生，也这么教。人不是非黑即白的，做过坏事的人，后来做了好事，两样都记着，才是真事。”

他坐了一会儿，说：“太爷爷，我下学期选科，想选文科。”我说：“选文科好，文科能读史，读史能明理。”他说：“我爸想让我选理科，说理科好找工作。”我说：“你爸说得也对，理科好找饭碗。可饭碗跟喜好，你得自己掂量。”他说：“我掂量了，我喜欢文科。”我说：“喜欢就选。饭碗的事，往后再说。人这一辈子，能按自己喜欢的路子走，是福气。”他说：“那我回去跟我爸说。”我说：“你跟你爸说，就说太爷爷说的，选文科不丢人。”他说：“行。”

他走的时候，我把窗台上那根旱烟袋拿下来，说：“念祖，这个你拿回去。”他说：“太爷爷，这是赵明诚的旱烟袋，你留着。”我说：“我留了一辈子了，该传下去了。你拿回去，搁在你爷爷的眼镜旁边。眼镜、旱烟袋、那块砖，搁一块儿，都是念想。”他接过去，看了看，说：“太爷爷，我拿回去，搁一块儿。”我说：“搁一块儿，往后你看着，就想起灶间的事。”

他揣着旱烟袋走了。我坐在灶前，看着窗台空了，旱烟袋搁了几十年，一下子拿走了，窗台上空了一块。我拿手摸了摸窗台，灰擦干净了，光溜溜的。

连芝后来问我：“哥，你把旱烟袋给念祖了？”我说：“给了。”她说：“你舍得？”我说：“有什么舍不得的。东西搁在谁家归谁，念想搁在谁心里归谁。念祖心里有念想，旱烟袋搁他那儿，跟搁我这儿一样。”她说：“你倒想得开。”我说：“想不开也得想开。我都九十三了，还能抱着旱烟袋进棺材？”她笑，说：“你还能再活十年。”我说：“活十年也不抱旱烟袋。”

前几天下了一场雪，不大，薄薄一层。我扫了扫门口的雪，扫出一条小道，够走人就行。扫完了，我坐在灶间烧水，水开了，泡了壶茶，慢慢喝。外头雪还在下，一片一片的，落在窗台上。

我忽然想起那年赵明诚来的晚上，也是下着雪。他浑身是雪，脸冻得发紫，我娘给他煮了碗姜汤。他喝了，说：“大娘，我要走了。”我娘说：“走就走吧，在外头小心。”他说：“大娘你保重。”我娘说：“你也是。”

后来他就走了，再没回来。

我喝了口茶，心想，人这一辈子，来来去去，雪下了一场又一场。有些人在雪里走了，再没回来。有些人走了，把事留下了。事留下了，就有人记着。有人记着，雪就不白下。

灶王爷看着，看了一辈子。他看见雪下了化，化了下。他看见人来了走，走了来。他看见我娘坐在炕上纳鞋底，看见我带着日本人推门进来，看见赵明诚从炕柜底下爬出来，看见我后来种菜、传信、挨斗、搬家、老去。他都看见了。

我把茶喝完了，站起来，把火钳搁在灶边，把碗洗了，把灶台擦了。明天早上还得做饭。

开春以后，赵念祖的学校搞了个“家乡史”征文比赛，他写了一篇《灶间》，得了奖。奖状拿回来给我看，上头印着红戳子，写着“一等奖”。我说：“行啊，比你太爷爷强，你太爷爷当年考秀才都没拿过一等奖。”他说：“太爷爷，你那时候没搞比赛。”我说：“怎么没搞，考秀才就是比赛，我考了第十名。”他说：“第十名也不错了。”我说：“不错什么，第十名就是凑数的。”

他笑了，说：“太爷爷，这篇作文要印到县里的刊物上，编辑说要配一张照片，我想用你的照片，行不行？”我说：“我一个老头，照什么相。”他说：“编辑说要那种有生活气息的，你坐在灶前烧火，拿火镰打火，那姿势好。”我说：“那姿势我摆了一辈子了。”他说：“那就再摆一回。”我说：“摆吧。”

过了几天，县里来了个照相的，姓刘，三十来岁，扛着相机架子进了我屋。他在灶间转了一圈，说：“纪大爷，你在灶前坐好，拿火镰打火，我抓拍一张。”我坐好了，拿火镰打了一下，火星溅出来，他咔嚓一下，说：“有了。”我说：“这么快？”他说：“快，抓拍就得快。”他让我再做几回，又拍了几张，收拾东西走了。

过了半个月，赵念祖把刊物拿来了，封面上印着我打火的照片，底下写着“九十四岁老红军遗属纪连生”。我说：“遗属就遗属，怎么还加个老红军？”他说：“编辑说，你娘当年藏八路，你后来帮着传信，算老区群众代表。”我说：“代表就代表吧，别把我写神了。”

翻开里头，赵念祖那篇作文印了两页，配了一张灶间的照片，是我灶间那面墙，墙上搁着灶王爷神像，神像旁边搁着银簪子。我把作文念了一遍，念到“纪大娘手心里全是汗，脸上一点没露”那段，念得慢了点。赵念祖说：“太爷爷，你念错了两个字，老师给改过来了。”我说：“我眼神不好，看岔了。”他说：“没事，我知道原话是什么。”

念完了，我说：“写得好。就是末尾那句，我上回给你改的，你用了没有？”他说：“用了，我写的是‘把日子过好了，该做的事做了，就是了不起’。”我说：“好，这句记住了就行。”

刊物出来以后，巷子里的人都知道了。老王头过来串门，说：“老纪，你上刊物了。”我说：“上了。”他说：“上头还印着你打火。”我说：“印了。”他说：“你那打火的姿势，跟我修鞋的姿势差不多。”我说：“怎么差不多？”他说：“都是坐小板凳上，哈着腰，手里拿个家伙什。”我说：“差远了，你修鞋拿锥子，我打火拿火镰。”他说：“都是手艺。”我说：“手艺不假，可你那锥子扎的是鞋，我这火镰打的是火。”他说：“打火不是手艺？”我说：“是手艺。打火的手艺，比修鞋的手艺老。”他说：“老多少？”我说：“老几千年。”他说：“那你是老手艺人了。”我说：“什么老手艺人，我就是个管火的。”

老王头走了以后，我坐在灶前，把火镰拿出来，打了一回。手是抖的，可打着了。火苗起来的时候，我想，这手艺打了几千年，传到我这辈，没断。我传给了小满——不对，小满是纪念馆那个，我传给了赵念祖，赵念祖往后传给谁，得看他自己。可火镰火石搁在纪念馆里，谁都能看，谁都能学着打。手艺传下去，不光靠一家人。

过了几天，赵念祖又来了，说：“太爷爷，我们学校要搞个社团，叫‘家乡文化社’，我当了副社长，想请你当顾问。”我说：“顾问？顾什么问？”他说：“就是挂个名，我们搞活动的时候，你给指导指导。”我说：“我一个老头，指导什么。”他说：“指导灶间的事。”我说：“灶间的事，我讲了多少回了。”他说：“多讲一回不多。”我想了想，说：“行，挂名就挂名。不过我腿脚不好，活动我少去，你们有啥问的，上门来问。”他说：“行，我们上门来问。”

社团成立那天，赵念祖带了七八个学生来我家，坐了一院子。他们问我灶间的事，我讲了一遍。有个女生问：“纪爷爷，你娘藏人的时候，你妹妹知道吗？”我说：“不知道。我娘谁都没告诉，连我都没告诉。”她说：“那她一个人扛着？”我说：“一个人扛着。”她说：“扛了多久？”我说：“从秋天扛到开春，小半年。”她说：“她不怕吗？”我说：“怕。怕也得扛。”她说：“为什么？”我说：“因为人已经藏进来了，不能推出去。推出去就是死。”她说：“那你后来知道了，你怕不怕？”我说：“怕。可知道了也就知道了，该帮忙帮忙。”她说：“你怎么帮忙的？”我说：“送饭，送水，后来帮着传信。”她说：“传信的时候怕不怕？”我说：“怕。可传一回就不那么怕了。传两回，就想着下一回怎么传得更稳当。”

那女生记在本子上，说：“纪爷爷，我回去写篇文章，写你娘。”我说：“写吧。写完了给我看看。”她说：“行。”

赵念祖在旁边说：“太爷爷，我们社团想搞个活动，把城南老巷子的老人请来，一人讲一段，我们录下来，整理成册子。”我说：“这主意好。老巷子拆了，老人还在。老人讲完了，事就留下了。”他说：“那你能帮着张罗不？”我说：“我张罗不动了，腿脚不行。可我能给你列个名单，谁家老人知道什么事，我都清楚。”他说：“那太好了。”我说：“你拿纸笔来，我说你记。”

他拿了纸笔，我说了七八个老人的名字，谁家当年开过杂货铺，谁家藏过粮，谁家儿子参加了八路，谁家闺女嫁到了城外。赵念祖记完了，说：“太爷爷，你知道得真多。”我说：“我在这条巷子里住了九十多年，谁家什么事我不知道？”他说：“那你怎么不早说？”我说：“没人问，我说什么。”他说：“现在问了。”我说：“现在问，我就说。”

他们走了以后，我坐在灶前，想着赵念祖这帮孩子要搞的事。把老人请来，一人讲一段，录下来，整理成册子。册子印出来，谁都能看。看了就知道，这条巷子里不光是灶间的事，还有好多人家的事。事凑一块，就是那时候的日子。

我把火钳搁在灶边，把碗洗了，把灶台擦了。明天早上还得做饭。

过了清明，赵念祖带着社团的几个学生来家里录我讲灶间的事。他们借了个录音机，砖头那么大的黑匣子，搁在桌上，按下红键就转。赵念祖说：“太爷爷，你随便讲，讲多长时间都行，我们回去整理。”

我坐在灶前，拿火钳拨了拨火，说：“从哪儿讲起？”他说：“从你娘藏人讲起。”我说：“那得从赵明诚来我家那天讲起。”

我就讲。讲我娘夜里端粥进后院正房，讲我趴窗根底下听见里头有人说话，讲我娘跟我说“有些事你不懂，吃你的饭”，讲我后来留了心，夜里起来查，讲赵明诚藏在炕柜底下的洞里，讲我带着日本人来搜家，走到柜子跟前没掀。讲完了，一个学生说：“纪爷爷，你娘藏人那几个月，你们家吃饭怎么办？多一个人，粮食够不够？”我说：“不够。我娘把她那份省出来给赵明诚吃，她自己吃稀的。我那时候不知道，就觉着我娘瘦了，问她，她说天热吃不下。”那学生说：“你娘真不容易。”我说：“不容易。那时候粮食金贵，多一张嘴就少一口。我娘把她的嘴省了，给赵明诚。”他说：“你后来知道了，怎么想？”我说：“我想，我娘把粮食省给一个外人，可她省得心里踏实。她要是把赵明诚推出去，粮食是省下了，可她心里不踏实，那粮食吃着也没味。”

另一个学生问：“纪爷爷，你带日本人来搜家那天，王翻译有没有怀疑你？”我说：“怀疑了。他回去跟我领导说，纪连生家搜了，没人，可纪连生神色不对。我领导找我去问话，我说我娘胆小，日本人进院子她害怕，我跟着担心。我领导信了，没再问。”他说：“那你后来辞差事，他们没为难你？”我说：“王胖子骂了我两句，说我不识抬举。我说我娘身子不好，得回家伺候。他没拦，他巴不得我走，好安插他自己的人。”

录了一个多钟头，录音机换了回带子。赵念祖说：“太爷爷，歇歇，喝口水。”我喝了口水，说：“你们问，我答，不累。”他又问：“太爷爷，赵明诚后来走了，你娘有没有再跟他联系过？”我说：“联系过。他后来托人捎过几回信，都是捎到城北周家油坊，油坊的人转给我娘。有一回捎了一包南边的茶叶，我娘舍不得喝，搁到过年才泡了一壶。”他说：“那茶叶好喝不？”我说：“就是茶叶味，我喝不出好坏。可我娘喝的时候，说了一句‘陆先生还想着咱’，那口气，跟过年吃饺子似的。”

录完了，赵念祖把录音机收了，说：“太爷爷，我们回去整理，整理好了给你看。”我说：“看什么，我又听不见录音。”他说：“我们整理成文字，念给你听。”我说：“行，念给我听。”

过了半个月，赵念祖拿了一沓纸来，说：“太爷爷，整理出来了，你听听行不行。”他念，我听。念到“我娘把她的嘴省了，给赵明诚”那段，我说：“这句对，原话。”念到“那口气，跟过年吃饺子似的”，我说：“这句也对。”念完了，我说：“行，没添油加醋。”他说：“太爷爷，我们想把这份整理稿也印到册子里。”我说：“印吧。印的时候，把我娘的名字写上。孙二妮，大名，别光写纪孙氏。我娘有名字。”他说：“写上了，纪孙氏，孙二妮。”我说：“好。”

又过了些日子，赵念祖带着社团的学生把巷子里的老人请到学校，一人讲了一段。老王头讲了修鞋摊的事，说当年巷子口就他一个修鞋的，八路的人来修鞋不给钱，说记着，后来胜利了也没来还，他说“不还就不还，几双鞋的事”。刘婶讲了藏粮的事，说她在灶台后头砌了个小龛，搁了半袋子小米，日本人来搜，她拿柴火挡住，没搜出来。还有个姓孙的老太太，讲了给八路做军鞋的事，说纳鞋底纳到半夜，手指头磨出血泡，拿布条缠上接着纳。

赵念祖把这些都录了，整理了，印成册子，叫《城南巷子口述史》。册子印出来，头一本就给了我。我翻了翻，认不全字，可看着那些名字，心里热乎乎的。老王头、刘婶、孙老太太，都是几十年的老邻居，从前不知道他们家里也藏过东西、做过事。现在知道了，觉着这条巷子不简单，看着破破烂烂的，里头藏着好些事。

我把册子搁在灶王爷神像旁边，跟旱烟袋——旱烟袋给赵念祖了——跟银簪子搁一块。连芝来看了，说：“哥，这册子好，把巷子里的事都记下来了。”我说：“念祖他们搞的，这帮孩子有心。”她说：“你也有心，你给念祖列的名单。”我说：“我就列了个名单，别的没干。”她说：“列名单也是干。”我说：“列名单容易，我在这巷子里住了九十多年，谁家什么事我不知道。”

册子印出来以后，巷子里好几个老人来找我，说：“老纪，你外孙搞的这个事好，把我家的事也写进去了。”我说：“那是我妹妹的孙子，不是我外孙，我妹妹的孙子。”他们说：“都一样，你家孩子。”我说：“我家孩子，你家孩子，都是巷子里的孩子。”他们说：“那倒是。”

前几天下了一场雨，不大，润了润地。我坐在灶前烧水，赵念祖来了，说：“太爷爷，我们社团下学期想搞个展览，把老巷子的东西摆出来，老照片、旧物件，你家里有什么能借的？”我想了想，说：“灶王爷神像后头那张纸条，赵明诚写的，谢大娘三个字。这个能借不？”他说：“能借，我们搁玻璃框里，不弄坏。”我说：“那你拿去吧，展览完了还我。”他说：“肯定还。”

他把纸条拿走了，我坐在灶间，看着灶王爷神像后头空了。空了就空了吧，纸条搁在展览上，更多人看见，比搁在神像后头强。我娘当年搁纸条，是为了让赵明诚放心；我现在把纸条拿出来展览，是为了让更多人知道，那时候有人藏人，有人送信，有人纳鞋底，有人扛着事不吭声。事搁在明面上，就有人记着。有人记着，就不算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