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霸伍继红：712分被人大录取，二婚嫁到农村，不工作生六娃吃低保

2017年5月27日，中国人民大学的几位老师和校友来到江西修水县上杭乡，探望一名已经毕业19年的老学生。

这个学生叫伍继红，1998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毕业，曾经成绩优秀，还担任过班干部，可当老师再次找到她时，她已经在农村生活多年，没有固定工作，家里还有五个需要照顾的孩子。

当年的大学同学有了各自的事业，伍继红却早已离开熟悉的专业领域，生活主要围绕家务、种地和养育孩子展开，夫妻收入有限，家庭被纳入当地贫困帮扶范围。

后来，网上流传出一个颇有冲击力的标题，说她712分考上人大，二婚嫁到农村，不工作生六娃吃低保，似乎只用一句话就能概括她的大半生。

不过，根据2017年江西网络广播电视台的报道，她当年的高考成绩记载为692分，并非网上反复转载的712分，而两段婚姻共生育六个孩子、家庭曾经享受低保，则有记者采访和当地干部的说明。

一个受过良好高等教育的人，为什么没能长期留在职场，后来又是怎样过上农村生活的？把时间往前推，这段经历远比网上几句话复杂。

1974年，伍继红出生于江西赣州的一个普通家庭，家庭条件谈不上宽裕，但她从小接受教育，并凭借较好的学习成绩进入了升学通道。

1994年，20岁的伍继红在广东省和平县参加高考，随后被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录取，这段经历后来也得到了人大校友及媒体调查的确认。

伍继红在学校里的情况也不错，除了日常学习，她还担任过班干部，获得过与档案学专业有关的奖学金，老师和同学对她的评价总体较好。

问题出在大学毕业前后，彼时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正经历调整，过去依赖组织安排岗位的方式，逐渐转向毕业生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双向选择。

1996年1月9日，原人事部印发《国家不包分配大专以上毕业生择业暂行办法》，为国家不包分配毕业生通过人才市场自主择业提供了制度依据。

1997年3月24日，原国家教委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暂行规定》，进一步明确高校毕业生就业中的供需见面、双向选择等安排。

1998年，伍继红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她尝试过报考北京的公务员岗位，并通过相关考试取得录用资格证，但最终未能通过面试。

随后，她又前往广东、天津等地寻找工作，曾在教育机构、工程项目和服装厂从事临时性工作，始终没有找到能够长期稳定发展的职业岗位。

更麻烦的是，她毕业后还遭遇了父亲去世的家庭变故，早期媒体采访提到，此后她在生活和社会交往方面出现一些困难，求职也没能顺利继续下去。

从1998年毕业到2000年前后结婚，不过两年左右，她的生活重心已经发生变化，后来再想回到原来的专业岗位，难度便逐渐增加。

2000年前后，伍继红在广东顺德与一位初中同学重新取得联系，随后两人结婚，并生下了一个女儿。

按照她2017年接受红星新闻采访时的说法，从第一次结婚开始，她就没有再从事正式工作，原本已经不算稳定的求职经历也由此中断。

2005年前后，伍继红的第一段婚姻发生变故，夫妻关系最终破裂，女儿随前夫生活，而她在离开这段婚姻后又发现自己怀孕。

她曾返回江西赣州娘家，后来辗转前往前夫的家乡修水县，但两人的婚姻没有恢复，她随后经人介绍认识了当地农民邓高华。

2006年前后，伍继红与邓高华重新组建家庭，并在当地生下一个儿子，此后又陆续生育四个孩子。

算上第一段婚姻所生的女儿，伍继红前后一共生育六个孩子，这也是她后来被外界称为“六个孩子的母亲”的原因。

不过，2017年媒体采访时，与伍继红、邓高华共同生活的是五个孩子，第一段婚姻所生的女儿并没有生活在邓家，因此两种人数不能混在一起计算。

邓高华原本就是当地普通农村家庭的一员，家中还有年长的父母需要照顾，收入主要来自外出务工和农业生产，并没有稳定的高工资岗位。

2017年记者走访时，邓家共有九口人，包括夫妻二人、五个孩子和两位老人，其中婆婆身体不好，家庭日常照料的负担也比较重。

伍继红已经十多年没有固定工作，丈夫的务工收入和家中农业收入难以充分承担全部生活支出，家庭经济长期比较紧张。

按照2017年当地干部接受采访时的介绍，伍继红一家被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家中有两名成员享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

这与“全家九口只靠低保生活”不是一回事，因为邓高华仍然需要打工，家中也从事农业劳动，低保属于帮助困难家庭维持基本生活的保障措施。

在这样的家庭条件下，伍继红虽然没有正式受雇领取工资，但并不意味着她什么都不做，操持家务、照顾孩子同样占用了大量时间。

2017年5月21日，修水县上杭中学有关人员在开展贫困户走访时，同行教师吴美华了解到伍继红的求学经历和家庭情况，随后将相关信息整理发布。

这件事传开之后，中国人民大学的老师和校友陆续得到消息，1994级档案学院学生中，原来还有一位同学已经失去联系将近二十年。

2017年5月27日，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有关负责人、伍继红原来的班主任安清福，以及同学和校友代表来到修水，实地了解她一家的生活情况。

校友们开始组织捐款，还帮助伍继红购买手机、办理通信卡，让她能够重新与过去的同学取得联系。

当地政府也在继续推进有关帮扶工作，其中包括危房改造、子女教育、医疗保障以及就业方面的协调。

2018年1月24日，伍继红一家搬进了新房，这是一栋建筑面积约170平方米的两层楼房，与2017年记者走访时记录的住房条件相比，已经有了明显改善。

当地乡干部向媒体介绍，按照危房改造有关标准，这套住房获得8.5万元补贴，人大校友方面也通过修水县红十字会向施工方支付了十万余元。

新房建好以后，家里添置了一些生活用品和家用电器，住房方面的困难得到了缓解，孩子的教育和医疗问题也陆续获得相应帮扶。

2018年1月25日，澎湃新闻对伍继红一家进行了回访，了解到当地已经对几名在读子女落实教育资助，并为孩子办理了农村医疗保障及相关保险。

当地还曾向邓高华推荐县城餐饮行业的工作，希望家庭在获得住房保障之后，能够逐步增加劳动收入，而不是长期依靠救助。

值得注意的是，伍继红本人当时也提出了重新工作的想法，按照红星新闻2018年1月25日的采访记录，她表示自己愿意找一份工作，甚至谈到洗碗这样的岗位也可以考虑。

2018年回访时，校友仍在提供帮助，老师也希望她重新接触档案学知识，不过公开报道并没有确认她已经正式进入档案馆或者其他机关事业单位工作。

回看伍继红的经历，从1994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到1998年毕业后求职受挫，再到经历两段婚姻、抚养六个孩子，人生的变化并非发生在某一个瞬间。

而在能够查证的报道中，当地的住房、医疗、教育帮扶以及人大校友的持续援助，确实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具体改变，至少2018年以后，他们已经不必继续住在原来的危旧土坯房内。

至于伍继红后来是否真正找到稳定工作、孩子们长大后情况如何，还需要新的可靠采访才能作出判断，不能拿十几年前的生活状况直接描述她在2026年的现状。

曾经的高考成绩，是伍继红求学经历的一部分；婚姻、孩子和贫困家庭的生活，也都是她真实经历过的阶段，但两者之间还有漫长的职业中断和家庭变化，不能只用“学霸落魄”四个字草草带过。

她的故事也提醒人们，教育提供了人生向上发展的机会，却不能保证此后每一步都顺利，只有持续就业、家庭支持和必要的社会保障共同发挥作用，个人所学才更有机会转化成长期稳定的生活能力。

伍继红曾经靠学习走进名校，后来又在困难时期得到母校和社会的帮助，这段跨越二十多年的经历，值得被准确记录，而不是只留下一个关于分数、婚姻和低保的猎奇标题。

北京青年报，2017年5月27日，《人大毕业生缘何陷入贫困境地》，人民网转载。

澎湃新闻，2018年1月25日，《人大毕业生伍继红曾因变故成低保户，如今一家九口搬进新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