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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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0月16日，四川法治报“大家说法”栏目刊发专访《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如何破题？——专访四川省法学会教育法治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委员、教授陈山》（四川法治报，2026年10月16日）。在刑诉法四修即将送审的时间关口，这次公开发表的专访无疑具有重要象征意义。
一、犯罪记录与附随后果：破除回归社会的制度性障碍
陈山用“因”与“果”概括这一制度的核心问题：“刑罚附随后果是‘果’，也就是标签后果；犯罪记录是‘因’，也就是标签本身。”
他指出，刑罚附随后果“是一种在刑罚之外的、针对有犯罪记录者的资格限制”，对轻微罪而言，“这种后果往往比刑罚本身更沉重”。正因如此，他提醒，“不能只盯着刑罚本身，还要看到刑罚之后那些长期影响犯罪人回归社会的制度性障碍”。
轻微犯罪记录封存要破的，正是这一障碍。
二、犯罪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传统重罪治理思路需要与时俱进
陈山认为，轻罪案件占比上升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醉驾、高空抛物、帮信等相继入刑。
而“传统重罪治理思路是通过标签标定身份。犯罪记录制度如果仍然按照重罪时代的逻辑运行，就会与轻罪时代的犯罪结构严重不匹配”。他的判断很直接：“核心矛盾是轻微犯罪体系的轻微，与传统重罪系统‘刑罚附随后果’比例缺乏均衡性，不符合比例原则。”同时他并不否认标签的意义，“对犯罪者是一种威慑，同时也是对社会其他人的保护”，但“轻微罪应当有轻微罪的处理逻辑，不能简单套用重罪时代的标签治理模式”。
三、当宽则宽、当严则严：封存的基础逻辑
封存的宽严基准在哪里？
陈山给出的答案是犯罪性质与人身危险性：“如果犯罪性质严重或者犯罪人人身危险性大，则应当严格，反之，则应当宽松。”他举例说，情节轻微、未造成实际危害后果的醉驾犯罪人，若系初犯、偶犯，经评估再犯风险较低，“这种封存条件就可以适度从宽”；反之，严重暴力犯罪、再犯累犯，“则应当严”。他强调，“封存不是无条件的‘消灭记录’，而是有边界、有例外、有裁量的制度安排”。
专访中，陈山还点出了落地障碍：“主要阻碍是我国尚没有统一的犯罪记录法。”在他看来，附随后果须同步改革，“如果只封存记录，但附随后果仍然大量存在，封存效果就会被架空”。对于再社会化与公共安全的张力，他的回答颇具说服力：“让犯罪人顺利回归社会、不再犯罪，本身就是公共安全的一部分。”
封存不是“洗白”，而是给回归者留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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