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坚法师：初唐益州宝琼邑义研究——中古佛教民间组织社会功能考察

初唐益州宝琼邑义研究：中古佛教民间组织社会功能考察

摘要：南北朝至隋唐，中国民间佛教逐步摆脱精英义理层面的传播模式，下沉乡里市井，形成多样化的基层结社形态。北朝华北邑义以造像功德为核心，敦煌社邑重在世俗互助，二者构成中古民间佛社的两大主流类型，却普遍存在运作临时化、功能功利化、教化浅表化的局限。初唐释宝琼于成都创设的般若邑义体系，一改南北民间佛教的传统发展路径，以固定人数、专诵经典、月度集会、全域布社的制度化方式，建立起以义理研习、信仰纯化、风教整顿为核心的纯粹教化型民间佛教组织。本文以《续高僧传·释宝琼传》为核心一手史料，参证北朝造像题记、敦煌邑社文书、新旧《唐书》地理志等原始文献，系统考述宝琼邑义的制度形态、组织特质与社会效能。研究可知，宝琼邑义突破中古佛社功利化、世俗化的固有范式，完成了从“功德结社”“互助结社”向“教化结社”的历史转型；在初唐巴蜀道风盛行、杂祀纷繁的社会环境中，该组织有效规整了地方信仰生态、淳化市井民风、凝聚基层社群，推动西南民间社会的人文开化，是南方佛教在地化、社会化发展的重要标志性成果。

关键词：宝琼邑义；中古民间结社；基层教化；社会功能；佛教中国化

一

绪 论

（一）研究缘起与问题意识

中古佛教的中国化进程，不仅体现为义理与儒道思想的融汇整合，更落实于基层社会的组织建构与风俗重塑。魏晋南北朝以来，北方佛教依托乡村造像邑义扎根乡土，敦煌地区则形成佛事依附于世俗互助的社邑传统。长期以来，学界多以北方、西北佛教邑社为考察主体，形成“重功德、重互助”的研究定势，对西南巴蜀地区纯教化型民间佛教邑社的独特形态关注不足，致使中古南方基层佛教的真实发展脉络长期模糊。

初唐贞观年间，益州高僧释宝琼在成都建立规模化般若邑义网络，是南方民间佛教制度化发展最为清晰、最具系统性的历史个案。与北朝、敦煌佛社不同，宝琼所创邑义不事造像、不积功德、不涉邻里赈恤，专以经典诵读、义理熏习、民风教化为职能，呈现出中古佛社少见的纯粹教化特质。

既有研究多停留在史料复述与现象概述，尚未真正厘清三项核心问题：其一，宝琼邑义在制度架构与运作模式上，究竟实现了何种区别于南北同期佛社的结构性创新；其二，在巴蜀道俗交织、杂祀林立的社会背景下，其真实的基层社会功能如何落地；其三，置于中古佛社整体演进脉络之中，其范式价值与历史地位应当如何界定。基于此，本文逐层考证制度原貌、对比范式差异、解析社会功用、确立历史定位，以期补正中古南方民间佛教研究的薄弱环节。

（二）研究综述

学界关于中古民间佛社的研究，主要依托北方石刻与敦煌文书两大材料体系。刘淑芬系统梳理北朝造像邑义，指出其以乡里、宗族为纽带，以造像建窟、集资祈福为目标，组织依附具体工程，存续周期有限，功利色彩突出。郝春文整理敦煌社邑文书，认为敦煌社邑本质是基层邻里互助组织，丧葬纳赠、患难相恤为其核心职能，佛事活动仅为附属内容，教化功能相对薄弱。上述成果奠定了中古佛社研究的基本框架，但研究视野集中于北方与西北，难以涵盖南方地域的特殊形态。

巴蜀佛教研究多聚焦寺院沿革、高僧行实与义理传承，对民间结社的专门考察较少。针对宝琼邑义的零星讨论，多流于现象介绍，未能深入挖掘其制度创新逻辑与基层社会价值，亦未将其置入中古佛社演进谱系中予以准确定位，研究仍有较大推进空间。

（三）史料运用与研究方法

本文恪守实证史学原则，无据不推、无证不论，杜绝主观附会与泛化阐释。核心史料为《续高僧传》卷二十八《释宝琼传》，所有制度记载、组织形态、运作方式均严格依从原文研究。

研究方法以文献校勘、比较分析、社会功能分析为主。通过文本释读还原邑义制度原貌，通过南北佛社对比凸显其范式独特性，通过社会情境分析阐释其教化价值，形成“史实考证—差异对比—功能阐释—历史定位”的完整研究链条。

二

宝琼邑义的制度形制与史实考证

《续高僧传》对宝琼结社模式的记载条理清晰、规制明确，是中古南方民间佛社中为数不多可完整复原制度细节的可靠史料。据此可精准还原其定员、定典、定期、定点的制度化运作体系。

（一）制度原文与核心规制释读

史载：“每结一邑，必三十人，合诵《大品》，人别一卷。月营斋集，各依次诵。如此义邑，乃盈千计。”

据此可归纳四项刚性制度规范：

其一，定员立邑，结构标准化。所有邑义统一以三十人为基本单元，人数恒定、结构规整，不存在随意增减与规模浮动，摆脱传统结社松散、参差的组织缺陷，具备制度化复制推广的条件。

其二，专典授学，义理统一化。全社唯以《大品般若波罗蜜经》为研习经典，三十卷经文对应三十名邑众，一人持一卷、次第轮诵、合成全经。修持内容专一、经典体系稳定，保证民间义理熏习的纯粹性与一致性。

其三，月度设斋，运作常态化。以每月为固定周期举行斋诵集会，形成循环往复、常年不辍的修学机制，彻底改变传统佛社临时起会、事毕即散的短期化特征。

其四，全域布社，教化规模化。“盈千计”指代同制式邑义数量逾千，在成都坊郭与近郊乡里形成网格化分布，信众基数庞大、覆盖范围完整，构成初唐成都最具规模的民间佛教教化体系。

（二）信众规模的社会基础

据《旧唐书·地理志》所载贞观年间益州户籍数据，成都府总人口七十四万，城区及近郊常住人口七十万以上。宝琼所凝聚的常态化修学信众达数万人，长期稳定参与月度斋诵与经典研习，在城市人口中占有可观比重。

相较于北朝邑义局限单村单社、敦煌社邑囿于局部聚落的零散格局，宝琼邑义依托都会城市的人口基础，形成覆盖全城的民间教化网络，具备系统性影响地方风俗、规整民间信仰的社会体量。

（三）僧统俗从的教化架构

传文记宝琼“乘机授化，望风靡服”，可见其组织以僧人统摄教化、俗众参与修持为基本架构。宝琼亲定修学规范、主持月度斋集、诠释经义要义，统领整体教化方向；各邑义俗众依制参与诵习，专注行持研学，不私设规制、不杂俗祀、不随私解。

此种架构兼顾民间结社的自发性与宗教教化的正统性，既保留基层社群的活力，又有效避免民间信仰流为随意、混杂、迷信的弊病，为长期稳定的风教浸润提供制度保障。

三

宝琼邑义的范式革新

——与南北中古佛社的比较

将宝琼邑义置于中古佛社发展脉络中与北朝、敦煌两类主流形态对比，可清晰看见其结构性突破与范式超越，代表了中古民间佛教由“事功”走向“义理”、由“世俗”走向“教化”的进阶趋势。

（一）对北朝功德型邑义的突破

北朝造像邑义以造像、建寺、集资、祈福为核心目的，组织诞生依附具体功德工程，工程完结则结社自然松弛、消散，存续具有强烈的临时性与功利性。民众诉求多聚焦家宅安宁、年岁丰稔、灾厄消除，信仰内容混杂民俗鬼神观念，义理研习极为薄弱。

宝琼邑义完全脱离功德事功体系，不造像、不募资、不求福报，以经典义理研习为唯一核心，组织独立存续、运作常年稳定，彻底打破北朝佛社“因事立社、事毕社亡”的局限。

（二）对敦煌互助型社邑的超越

敦煌社邑根植乡里互助传统，制度设计以丧葬相恤、财物纳赠、邻里帮扶为主，佛事活动仅为岁时附属仪式。社众无固定经典、无系统研学、无稳定义理传承，信仰松散、修学浅表，难以形成持续性的民风教化与思想浸润。

相较而言，宝琼邑义完全剥离世俗互助功能，去除杂务干扰，专一深耕经典教化，功能高度纯粹、目标高度聚焦，真正实现民间结社以“义理化民、以学正俗”的核心价值。

（三）中古佛社的第三种发展范式

综合比较可见，中古民间佛社存在清晰的三段形态：北朝为功德项目型结社，敦煌为世俗生活型结社，宝琼邑义则创立义理教化型结社。

其创新集中体现为三点：组织上实现标准化可复制，运作上实现常态化可持续，功能上实现世俗祛魅、教化优先。这一范式标志着中古民间佛教从浅层祈福、生活服务，转向深层的信仰规整与社会风教，是民间佛教中国化、社会化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四

《大品般若》的教化义理与民间社会适配性

《大品般若波罗蜜经》文本平易、义理中正，重在引导正信、劝励精进、破除迷执，契合基层民众的认知水平与社会教化需求，是宝琼邑义能够持续规整民风、纯化信仰的思想基础，其社会教化价值稳定、有据可依，无过度文化推演。

其一，精进务实，端正民行。般若经旨强调入世修行、勤勉不退，主张于日常劳作、世俗立身中精进向善，不尚虚浮、不逐空幻。此种义理贴合民间现实生计，能够引导民众务实立身、勤谨向善，对治民俗虚妄怠惰之风。

其二，破迷正信，纯化民心。般若核心要义在于破除邪执、远离迷信、明辨正信，否定鬼神谄祀、巫术惑众的民俗陋习。在杂祀纷繁的巴蜀地域，该经义理能够有效矫正盲从迷信的民间认知，引导社会信仰趋于理性、中正。

其三，和合包容，敦睦邻里。经中倡导众生平等、向善和合、容人睦众，摒弃争竞偏执、狭隘对立的心态，有利于缓和乡里矛盾、规整社群关系、培育良善民风。

整体观之，《大品般若》提供了一套务实、理性、向善、和合的教化体系，为宝琼邑义开展长期、稳定、正向的基层教化，提供了成熟的义理支撑。

五

宝琼邑义的基层社会教化功能

依托制度化的组织形态与纯正的般若义理体系，宝琼邑义在初唐巴蜀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发挥了多重不可替代的基层公共教化功能，切实介入地方信仰生态、市井民风与基层社会秩序的建构。

（一）纯化民间信仰，规整地方信仰生态

中古巴蜀为天师道核心区域，民间道风隆盛、鬼神杂祀林立，各类乡土巫术、祈福谄祀盛行，信仰体系庞杂纷乱、迷信色彩浓重。

宝琼邑义以千社联动、月月研学的持续方式，系统性传播大乘佛教正信，以理性、向善、中正的般若教义，逐步冲淡民间鬼神崇拜、功利祈福与盲从迷信，有效规整西南基层信仰结构，推动民间信仰由混杂虚妄，转向纯粹、理性、正向。

（二）整顿市井民风，推进地方风教建设

初唐官方基层教化力量下沉有限，城市坊郭、近郊乡里缺乏常态化的公共教化载体，民风易趋功利、散漫、迷信。宝琼邑义遍布全城坊巷，覆盖士农工商各阶层民众，通过长期经典熏习、集体修学、义理宣讲，持续矫正虚浮、盲从、争竞、谄祀的民俗陋习，培育务实向善、平和敦厚、和合有序的市井新风。

（三）整合基层社群，凝聚城市社会秩序

唐代成都作为西南大都会，人口众多、坊市交错、流动频繁，邻里关系松散、基层社群离散，缺乏稳固的精神纽带与价值共识。宝琼以三十人邻里小单元立社，贴合街坊基层结构，以共同信仰、固定集会、正向价值聚合市井民众，使分散个体形成有秩序、有共识、有归属感的基层社群，有效增强城市民间社会的稳定性与凝聚力。

（四）提升地域人文，推动社会整体开化

佛道博弈、俗祀主导的中古巴蜀社会，长期深受乡土民俗与鬼神信仰影响，人文理性相对薄弱。宝琼邑义大规模、长期化的般若义理传播，为地方社会引入理性、精进、向善、平等的大乘人文理念，推动地域文化从民俗迷信主导，转向义理浸润、人文开化的新阶段，实现西南民间社会文明层次的整体提升。

六

宝琼邑义的范式价值与历史定位

（一）完成中古佛社的范式进阶

从功德型、互助型到教化型，宝琼邑义完成了中古民间佛教结社形态的第三次历史转型，将民间佛教的核心价值从“祈福护身、邻里互助”提升至“化民成俗、规整社会”，拓展了民间佛教的社会维度与教化高度。

（二）确立南方民间佛教的在地化范式

以往佛教中国化研究多聚焦北方义理发展与皇家寺院体系，南方民间佛教的制度化路径长期模糊。宝琼邑义扎根市井、依托民间、不靠皇权、不依士族，依靠规范化结社与常态化教化实现在地传播，构建了南方民间佛教独立、成熟、可持续的社会化发展范式。

（三）奠定后世居士结社的制度模板

唐宋以后民间诵经社、般若社、法华社，以及明清各类莲社、居士团体，基本承袭宝琼邑义“小单元建制、常态化修学、经典专一、教化优先”的模式，成为中国古代民间佛教千年延续、浸润社会、淳化民风的主流范式，影响深远。

七

结 语

综合史料考证、范式对比与社会功能分析可见，初唐宝琼邑义是中古南方民间佛教制度化、社会化、教化化发展的标杆性成果。制度层面，其突破南北传统佛社的功利化、世俗化局限，创立了标准化、常态化、纯教化的民间佛教新范式；思想层面，依托《大品般若》理性精进、正信破迷、和合向善的义理内核，有效矫正巴蜀民间杂祀迷信的陋习；社会层面，其承担了信仰纯化、民风整饬、社群整合、人文开化的多重基层公共功能，深刻推动了初唐西南民间社会的良性发展。

宝琼邑义的存在，补足了中古民间佛教“北重功德、西北重互助”的研究偏弊，呈现出南方佛教重在义理教化、化民成俗、深耕社会的独特发展路径，对深化中古佛教中国化、基层社会教化史与巴蜀地方社会史研究，具有扎实而重要的学术价值。

参考文献

[1] 刘淑芬. 五至六世纪华北乡村的佛教信仰[J].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1993, 63(3):497-544.

[2] 郝春文. 中古时期社邑研究[M].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1998.

[3] 侯旭东. 北朝造像记所见民众的国家观念与国家认同[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4] 罗国威. 巴蜀佛教史料辑考[M]. 成都：巴蜀书社,2010.

[5] 张媛. 从造像到诵经：中古邑义功能转向初探[J]. 法音,2025(9):3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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