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部求贡碰到哪些阻碍和困难？

隆庆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大同城外，一队人马顶着塞北的霜风解了缰绳。

旗牌官李宁回头看了一眼身后那面被风扯得猎猎作响的旗帜，把颌下的系带又紧了紧。

雪粒横着抽过来，打在脸上像碎瓷片。

这一年冬天，蒙古右翼诸部的联合使团已经进入大同，南北之间的和谈在纸面上推进得不算慢。

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宣府边境出了事。

明朝的属夷史大官、史二官兄弟，三番两次去偷喀喇沁老把都的马匹。

老把都腾出手来报复，在抢掠属夷的时候，连明朝的人马也一并掳了去。

事情不大，却像一根细刺扎在正在缝合的皮肉之间。

王崇古要拔掉这根刺。

他给李宁和杨亮的任务很明确：去土默特，当面问俺答，既然你兄弟子侄都在求贡，为什么老把都还在边上生事。

十二月十七日，两个人到了俺答帐内。

俺答的回答没有绕弯子：属夷时常偷赶老把都营里的马匹，兄弟们咽不下这口气，才动手报仇。

话虽如此，俺答并没有把门关死。

他添派了两名夷使，一个叫安可，一个叫安克，让他们跟着李宁、杨亮一同去永邵卜和老把都处，“亲问同贡事情”。

这是鄂尔多斯部加入封贡的漫长链路上，最先遇到的一重困难。

它不是来自明朝中枢的拒绝，也不是来自蒙古诸部对封贡本身的抗拒，而是来自边境上那些早已自成逻辑的暴力惯性。

属夷盗马，老把都报复，明边被卷入，和谈的节奏被打断。

要使团去一趟一趟地走，一句一句地问，把“求贡”两个字从纸面摁进冰天雪地的现实里。

李宁和杨亮跟着安可往东走。

暴风雪几乎没有停过。

他们先到永邵卜的大营，时间已经是隆庆五年正月初一。

永邵卜大成台吉的态度比预想的干脆：愿意加入封贡体系，并且当场派出四名夷使，跟着使团一起走。

正月初四，一行人从永邵卜营地出发，继续往喀喇沁的方向去。

雪深路远，等他们终于站在老把都面前时，已经是正月十三日。

老把都讲了冲突的前后经过。

事情的原委并不复杂，史大官兄弟盗马在先，他追索报复在后，明边的人马是在乱中一并被裹走的。

使团此行的目的不是断案，是让喀喇沁也坐进封贡的同一张席面上来。

正月二十五日，李宁、杨亮回到大同，往返将近四十天。

这条路线后来被记下来：大同，土默特，永邵卜，喀喇沁，再回大同。

它不是一条直线，是一条在风雪里来回折返的线。

东线的麻烦靠走能走通，西线的问题却不是靠一双脚能解开的。

就在李宁、杨亮东去的同时，延绥边境上出了“双山堡之寇”。

王崇古在给朝廷的报告里写道：“臣因老把都围抢属夷，虽未侵掠我边，送还人畜，己尝越入我境，又闻套虏冬深尝犯延绥双山堡”。

鄂尔多斯部的吉能，名义上也在跟着俺答“乞求通贡”，可他的部众和明朝延绥边军之间的摩擦并没有因为和谈而停下来。

王崇古必须另派一路人，往河套去问责原委。

这一路的主事者是通丁金凤。

金凤带着夷使，往吉能的营地传示。

吉能给出的说法是：“昨差我儿子赴河东，随同我叔父俺答乞求通贡，不料榆林家丁却来赶马，被我侄儿们离我帐远追赶，进边厮杀，我原不知”。

他把冲突的起点推回给榆林家丁——是明朝这边的人先出边赶马，他的侄儿们才追进去厮杀，他本人并不知情。

吉能的话不能全信，但也不是全无来由。

榆林家丁出边“捣巢”“赶马”，在延绥一带早就是一桩半公开的营生。

所谓“捣巢”，是趁蒙古部落不备，扑进营地掳掠人畜；“赶马”，是出边驱赶蒙古人的马群骆驼。

陕西三边将帅蓄养的家丁，平日开销很大一部分就指着这两件事。

一旦封贡议成，边禁收紧，出边抢掠的路被堵死，家丁的财源就断了。

后来陕西三边总督王之诰在上奏时把话说得相当直白：如果接受鄂尔多斯部入贡，“捣巢、赶马，亦难复行，不惟边人失望，将士解体”。

甘肃巡抚杨锦、总兵官郑印也讲，本镇战士“多资家丁”，家丁平日的花费“所赖捣巢赶马”，和议一成，“委难蓄养各丁”。

兵部郭乾在一份奏疏里索性挑明：“不捣巢不赶马，三边将领何以蓄养战士”。

这才是鄂尔多斯部求贡路上最硬的一层障碍。

反对的力量不在朝堂上的奏章里，而在边墙之外的雪地上，在那些靠出边掠夺养活自己的家丁的马蹄下面。

禁令可以一纸一纸地发，可只要“捣巢赶马”的利路还在，冲突就断不了根。

金凤这一路的使命，是把吉能拉到停火的桌面上来。

隆庆五年正月初四日，吉能请金凤等人与他的使臣中军达子摆言恰等二十四人，加上头目使者，一同往榆林方向去。

摆言恰和金凤到了榆林墙下，与榆林总兵官雷龙等人面对面谈。

榆林这边由巡抚何某、总兵雷龙出面，把从吉能营地来的金凤与摆言恰一行请到镇城小教场设宴，分赏花段、布匹、羊酒。

宴席不是白摆的。

双方谈定的条件是：从隆庆五年正月十七日开始，既往不咎，两地不再互相抢掠，不再出边“捣巢”。

日期定下来了，条款也摆出来了。

可就在正月十七日——那个被双方共同选定为停火起始的日子——常乐堡边外又出了事。

榆林家丁在这一天出边赶马。

鄂尔多斯部的人跟进去，总兵统兵迎敌，“斩去达子首级二颗，河冰上跌死马数十匹，官军亦有损伤”。

停火日变成了冲突日。

常乐堡的这场交手和“双山堡之寇”如出一辙，动手的仍然是榆林家丁，起因仍然是赶马。

禁令颁布了，日期约定了，可使团在桌面上谈成的东西，管不住边墙之外那些自己长腿的利益。

吉能那边也不是没有动作。

为了表达诚意，他派了三名“真夷”，拿着令箭往河套、河西各枝头目处传谕，不许近边骚扰。

这是一个姿态，也是一个信号：吉能本人愿意往封贡的方向走，但他能管住多少部众，管不管得住那些与明朝家丁有直接利害冲突的人，是另一个问题。

使团和边将在榆林与河套之间来回传示的同时，朝堂上关于吉能封贡条件的争论也在拖着后腿。

河套吉能依约请命，事情归陕西方面处理，下到总督王之诰手里。

王之诰的主张是：让吉能一两年不犯边，才许封贡。

这个条件不算苛刻，但在当时的边境态势下几乎无法兑现——榆林家丁不停手，吉能的部众就不可能单方面“不犯”。

王崇古为此再上疏，把叔侄之间的连带关系摆出来：“俺答、吉能亲为叔侄，首尾相应。今收其叔而纵其侄，锢其首而舒其臂”，宣大这边收了俺答，陕西那边却把吉能挡在门外，吉能的部众必然往宣大方向挤求互市，宣大的商贩供不了那么多，吉能反过来又会勾连俺答窥抢陕西边面。

这是一道简单的连锁题，可每一环上都有人不肯松手。

从隆庆四年十二月到五年正月，鄂尔多斯部求贡所遇到的困难，一层一层地叠在一起。

最表面的一层是属夷与喀喇沁之间的盗马仇杀，逼着使团在暴风雪里绕道永邵卜、喀喇沁，用四十天的时间把一根旁枝上的结解开。

更深的一层是延绥边境上“捣巢赶马”的惯性，榆林家丁的财路和封贡的禁令正面相撞，正月十七日的停火日被常乐堡的马蹄踏碎。

再往上，是陕西督抚与宣大总督之间对封贡条件的不同掂量，王之诰要的是“一二年不犯”的保险，王崇古看到的是叔侄首尾、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格局。

使团里的李宁、杨亮、金凤，还有那些名字只留下“安可”“摆言恰”的夷使，就在这几层之间来回走，传话，问责，设宴，领赏，把每一句口头承诺带回马背上，再驮到下一个营地。

正月二十五日，李宁、杨亮回到大同。

同一天，各部落再次派出使者，夷使十三名随行。

榆林家丁在常乐堡边外的动作并没有因为日期的约定而消失，但停火的框架毕竟已经搭起来了。

此后吉能约束部众，与明朝停止冲突，通贡互市的通道在磕碰中一点一点打开。

隆庆五年，明朝准吉能在红山墩开市，红山市首开虽延迟到九月，款贡城还是在红山边墙闇门之外立了起来。

吉能后来被授都督同知，鄂尔多斯部终究坐进了封贡的席面里。

可回到那个冬天，回到十二月十五日大同城外那队人马解缰的时刻，没有人知道前面等着的是永邵卜的暴风雪、喀喇沁的仇杀、常乐堡冰面上的马匹和首级，还是朝堂上一封接一封不肯松口的奏疏。

使团能做的，只是在雪粒横抽的路上把缰绳握紧，把俺答帐里那句“添差夷使”的话带出去，把吉能帐里那支传谕的令箭接过来，然后继续走。

风从北边来，吹得旗帜贴住旗杆，马鼻子里喷出的白气刚出唇就散在霜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