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一夫妻离婚，法庭上8岁儿子突然举手问法官，他能说件事么

一、开庭那天

那是二〇二五年四月的一个周三上午，九点半，上海市区一家基层法院的第三法庭。

我在家事审判庭干了十一年，见过的离婚案子，比我这辈子吃过的早饭还多。那天上午我排了三个庭，这是第二个，原告苏文娟，被告周立诚，争议焦点是八岁儿子周予安的抚养权。

卷宗我前一天晚上带回家看了。二十七页，薄薄一本，可我看到凌晨一点。

看卷宗有个习惯，我先看照片。孩子的照片夹在证据材料里，是一张小学二年级的学籍照。小脸圆圆的，因为长期吃激素，两颊有点肿，头发稀，眼睛很大。他穿着校服，领子没翻好，一边高一边低。

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

书记员小陈进来给我倒水，看我在发呆，问了句：沈法官，这个案子有问题？

我说，这孩子八岁。

她说，对，八岁，所以要征询他的意见。

我说，我知道。

按照法律，离婚案件涉及子女抚养的，子女已满八周岁的，应当尊重他的真实意愿。这条写得很清楚。可这十一年里，我越来越觉得，这句话最难的不是写，是做。

八岁的孩子，你把他叫到面前，问他：你想跟爸爸还是跟妈妈？

你让他怎么答。

我本来的安排是，庭开完，把孩子单独带到谈话室，让心理老师在场，慢慢问。不当着他爸妈的面。

后来的事证明，我这个安排，被一个八岁的小孩打乱了。

二、卷宗里的三年

我把这个案子的来龙去脉讲清楚，你们才知道那天法庭上那几句话的分量。

周予安小名安安，五岁那年秋天确诊的肾病综合征。

这病我以前只在判决书里见过，这一次为了案子，专门去问了儿童医院的医生。医生跟我讲了四十分钟，我记了三页笔记。大意是：这病不罕见，孩子里不算少见，大部分对激素敏感，规范吃药能控制，怕的是反复复发，一复发就得住院、加药，加药就有副作用——脸肿、长不高、骨头松、免疫力低。治的时间长，三年五年是常事，花的钱不算天价，但像水滴一样，一滴一滴，能把一个家滴穿。

安安这三年，复发了四次，住了七次院。最严重的一次，胸腔积水，喘不上气，在重症病房待了六天。

苏文娟原来是商场一个品牌的店长，一月一万出头。孩子一病，她辞了。后来打过零工，做过小时工，时间都碎在医院和家之间，做不长。

周立诚是江苏盐城人，大专毕业后留在上海，原来在一家物流公司做调度，后来公司搬了，他拿了点补偿出来开网约车。他一天跑十四五个小时，早上五点半出门，晚上十一点收车，有时候夜里还接几单代驾。他跟我算过账：车是租的，一月四千二；油钱充电一月两千多；家里房租四千五；孩子的药和检查，一年三四万；医保报完，自己还要掏一半。

二〇二四年春天，周立诚的母亲张桂芳从盐城来上海，帮忙做饭、接送。

婆婆一来，这个家就开始响。

张桂芳六十二岁，农村里能做能干的一把好手，一辈子信的是"药补不如食补""是药三分毒"。她看孙子一天吃七八片药，脸吃得越来越圆，个子两年没怎么长，心疼得不行。她在老家听了个偏方，说是哪个村有个孩子也是这病，吃了草药吃好了。

她先是不吭声，偷偷把孙子的药减了半片。后来减了一片。再后来，她去药店买了点维生素片，模样差不多，装进原来的药瓶里。

苏文娟是上海本地姑娘，在普陀区的老工房里长大，说话直，认死理。她发现的时候，安安已经复发进了医院。

那天在医院走廊，苏文娟把药瓶摔在地上，周立诚推了她一把。

派出所出了警，做了调解，记录在卷宗里。

这就是起诉状上"感情破裂"的由来。

三、庭上

九点半，准时开庭。

苏文娟穿一件灰色的外套，头发扎着，眼圈是青的。她坐在原告席上，两只手一直绞着一只塑料袋。

周立诚坐在对面，黑色夹克，头发支棱着，脸上有熬夜跑车熬出来的那种灰。他的手放在膝盖上，一直在搓。

我先核对身份，宣读权利义务，然后进入法庭调查。

苏文娟陈述诉讼请求：请求判令离婚；儿子周予安由她抚养；周立诚每月支付抚养费三千元。

她说得很平，像背稿子。我打断她，说不急，你慢慢说，为什么离。

她沉默了几秒，说：沈法官，我累了。不是身体累，是心里累。这三年，我一个人带着他挂号、住院、数药片，我老公在车上。我婆婆来了以后，我变成一个多余的人，我管孩子，她说我不会管；我说药不能停，她说我在害她孙子。出事那天，她儿子推了我。推完第二天，他照常出车，一句话没说。

她抬起头：我不是要他赔罪，我是觉得，这家没有我站的地方。

周立诚答辩：我不同意离婚。

我说，理由。

他说：我没做对不起她的事。我没打人没骂人，没在外面有人。我每天跑十四小时，一天挣三百多，全交回家。她要我怎么办？我不出车，谁给安安买药？

他又说：我妈是好心。她一个农村老太太，不懂这些药，她是看孩子吃激素吃得脸都变形了，心疼。她错了，我认，我让她回老家就是了。可我妈错了，不等于我要离婚。

苏文娟冷笑了一声：你妈错？你妈错了三次，你哪次认过？

两个人就在法庭上吵起来。

吵的内容，我这十一年听过一百遍：谁付出多，谁更委屈，谁欠谁。声音越来越大，苏文娟把塑料袋攥得哗哗响，周立诚站起来，被法警按了一下肩膀，坐回去了。

我敲了法槌。

就在法槌落下那一瞬间，我听见一个很小的声音。

四、举手

那个声音从旁听席最后一排传来。

"法官叔叔。"

我一抬头。

最后一排坐着两个人：苏文娟的母亲，还有安安。

本来我交代过，孩子不许进法庭。可苏文娟说她妈那天有事，孩子没人带，她就把孩子带来了，让他在最后一排坐着写作业。

安安站起来，举着手。

就是那种小学生在课堂上举手的样子，手臂直直的，手肘撑在桌子边上，五指并拢。

他说：法官叔叔，我能说件事么？

法庭里安静了三秒。

苏文娟猛地转过头：安安，你别说话，你在那儿写你的作业。

周立诚也转过去：儿子，你坐好。

我放下笔。

我说：周予安，你过来。

他抱着书包走过来了。书包很大，他个子小，书包几乎盖住半个背。他走到审判区前面，站在离我两米远的地方，站得笔直。

我说：你想说什么？

他说：我说的这件事，跟我爸我妈没关系，是我自己的事。

我说：你说，我听着。

他说：我不是来选跟谁的。

这一句出来，苏文娟的眼泪一下就下来了。

安安继续说：我想说的那件事，是我奶奶的药。

五、书包里的东西

他拉开书包拉链。

我以为他会拿出作业本。

他掏出来的是一把药板。空的，一片一片，铝箔板的格子全空着，边缘还连在一起。他掏了一把，又一把，放在我面前的证人席桌上。

然后是药盒。有折过的、有被水浸过的、有用透明胶粘过的，一个一个地往外拿，摆了一桌。

他说：这是我每次吃完留下的。我妈教我，吃一片就在这上面画一个圈，吃一片画一个圈。我画了三年。

小陈在旁边低声说：沈法官，这要不要……

我抬手拦住她。

安安说：去年冬天，我奶奶把我的药瓶里的药换了。她换的是维生素，药店买的，一片两块多。我吃了三天，觉得不对，因为我以前吃完药，第二天尿里的泡泡会少，那三天泡泡又多起来。我就没吃，我把她给我的药藏在舌头底下，等她走了吐掉，扔在马桶里冲了。

他说得平平淡淡，像在讲一件很普通的事。

他说：后来我自己去我妈藏药的地方拿。我妈把药藏在衣柜最上面一格，我踩着凳子拿。我不敢告诉我妈，因为我怕她跟我奶奶吵。我也不敢告诉我爸，因为我爸每天开车很累，我不想让他再操心。

他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铁盒子，是那种装糖果的。

打开，里面是一沓折起来的纸。

他说：这是我写的。我不会写的字用拼音，我妈教我的。

小陈后来跟我说，她在那儿站着，眼泪掉在手背上，她都不敢擦。

我说：安安，你写的什么？

他说：我记的我爸我妈的事。今天爸爸又没回来吃饭。今天妈妈哭了，在厨房。今天我尿里有泡泡，我怕。今天爸爸妈妈没吵架。今天爸爸妈妈吵架了，因为我。

他一共记了一百七十多张。

六、那件事

我把他带到谈话室，让心理老师进来，也让他外婆进来。

谈话室里有沙发，有玩具架，墙上贴着儿童画。我蹲下来，跟他平视。

我说：安安，你今天在法庭上举手，是想说一件事。你那件事说完了吗？

他摇头。

我说：还有什么，你说给我一个人听。

他看了他外婆一眼。他外婆抹着眼睛，说：囡囡你说，外婆不问。

安安说：我还有一件事没说。

他说：我上次住院，半夜起来上厕所，听见我爸在楼梯间里哭。他不是大声哭，是那种闷着的，像我们家抽水马桶堵住的声音。

他又说：我妈每天晚上在我睡着以后，在厨房里数我的药。她数两遍，数完装在盒子里，第二天早上再数一遍。我偷偷看过好多次。

他说：他们不是不想一起过了。他们是太累了。

我听到这里，把手放在他肩膀上，没说话。

他又说：沈法官，我今天举手，是想求你一件事。

我说：你说。

他说：你能不能判他们别离婚？

我说：这个不是我能判的，得看他们自己。

他说：那你能不能跟他们说一句话？

我说：什么话？

他说：你跟他们说，我以后一定好好吃药，一定不复发，等我长大了挣钱还给他们。让他们别吵了。

他顿了一下，又说：如果一定要离婚，也没关系。

我看着他。

他说：那就让我一个人住院吧。我认识路了，我自己去儿童医院，我知道先挂号，再抽血，再等床位。走廊里我听见他们吵，我心里难受，我心里一难受，晚上就睡不着，睡不着第二天血压就高，血压一高我这个病就容易复发。

他说到最后一句，声音很轻，非常轻，像怕吵到谁。

七、休庭

我宣布休庭。

回到办公室，我坐了十分钟没动。

十一年了，我在法庭上见过哭的、闹的、下跪的、砸桌子的。我也见过孩子，见过孩子被大人教着说"我要跟妈妈"，见过孩子被大人教着说"爸爸打我"，那些话里有大人的声音。

可这个孩子不一样。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他自己的。

他第一句说的是：我不是来选跟谁的。

小陈进来问我：沈法官，这案子怎么判？

我说：先做家事调查，把孩子说的那些药的事查清楚。

我们庭有个家事调查员老徐，退休的中学教师，做了六年家事调查。他跑了三天：去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查了安安的建档和用药记录；去了儿童医院，找主治医生核实了那次复发的时间点和用药情况；去了学校，找班主任谈了两次；去了居委会，找了管片的干部。

结果跟他说的，一字不差。

老徐回来跟我说：沈法官，那孩子没撒一个字的谎。

我又调了派出所那次的出警记录，看了双方提交的证据，还单独传了两边的老人来谈。

张桂芳来的那天，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红外套。她坐在我对面，一开始还犟：我是为了孩子好，激素吃多了，孩子长不高，将来娶不到媳妇，你们城里人不懂。

我把安安那书包里的空药板，倒在桌上。

她看了一眼，愣住了。

我说：这些是他三年自己记的数。他吃了三年药，一片没落下。您换的那三天的药，他自己偷偷吐掉了。

老太太的手开始抖。

她说：他怎么不跟我说呢。

我说：他说了怕您难做，也怕他爸爸难做。

老太太那天哭了很久。她哭完说了一句：我这个老太婆，差点害了我孙子。

八、判

案子开了一次庭，调解了三次。

第二次调解的时候，我让苏文娟和周立诚分开坐着，我把安安说的那些话，挑了几句，转述给他们。

我没有全说。我说了药的事，说了他记的一百七十多张纸条，说了他说"我不是来选跟谁的"。

周立诚听完，站起来就往外走，在走廊里给他妈打电话。我在办公室里听见他吼，吼的是"妈你怎么能这样"。吼完，他蹲在走廊的墙边，捂着脸，肩膀一耸一耸。

苏文娟没哭。她坐在那儿，看着桌上的空药板，看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话：我一直以为是我一个人扛，原来他一直都在数。

我说：他不是跟着你数，他是替自己数。他是怕自己哪天又复发，怕自己又拖累你们。

苏文娟的眼泪这时候才掉下来。

六月，宣判。

判决驳回苏文娟要求离婚的诉讼请求，不准离婚。

我在判决书里写了很长一段，不是套话。我写：原、被告婚姻基础较好，婚后共同抚育患病子女多年，在子女治疗、照料问题上产生分歧，并因家庭其他成员的介入导致矛盾激化，但夫妻感情尚未破裂，尚有和好的可能。婚生子周予安现年八周岁，患有慢性疾病，正处于治疗的关键期，需要父母双方的共同照料和情感支持。本院希望双方以子女利益为重，妥善安排照料与治疗。

我还做了一件事：依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的相关规定，向周立诚、苏文娟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责令他们在六个月内接受六次家庭教育指导。对张桂芳进行了训诫，并一并安排她参加其中三次。

家庭教育指导令这东西，很多人不知道。简单说，就是法院在办案中发现家长在带娃这件事上出了偏差，可以责令他们去上课，学怎么当父母。不是罚，是教。

我还让老徐帮他们跑了两件事。

一件是钱。安安虽然有城乡居民医保，但他们没给他办上海市中小学生、婴幼儿住院医疗互助基金——这基金一年一百多块，是红十字会和教委、卫健委一起办的，住院能再报一大块。他们不知道，也没人告诉他们。老徐带着他们去街道把手续办了，又帮着申请了大病医疗救助和一笔慈善救助。

另一件是时间。老徐跟他们一起排了个表，贴在冰箱上：周一三五，爸爸负责接送和晚上陪；周二四六，妈妈；周日谁有空谁上。表下面写了一行字，是安安自己写的：今天爸爸妈妈没吵架。

九、一年后

今年秋天，我去做判后回访。

我们庭有个规矩，涉及未成年人的家事案子，判完不是结束，隔一段时间要回去看看。

我在他们租的房子里见到他们。还是普陀那边的老小区，一楼，带个小院，房东允许他们种点东西。

安安长高了六厘米，脸消肿了，头发也密了。他现在上三年级，书包还是很大。

他看见我，跑进屋拿出一幅画给我。画上三个人手拉手，天上有个太阳，太阳旁边歪歪扭扭写着四个字：我们回家。

苏文娟回商场上班了，做的是半天班，上午在店里，下午能接孩子。周立诚不跑夜车了，去年冬天经人介绍回了一家物流公司做调度，朝九晚六，收入比以前少一千多，但人睡得着了。

我问他们：还吵吗？

苏文娟笑了：吵。怎么不吵，上星期还为安安能不能喝冰的吵了一架。

我说：那怎么收场？

她说：吵完，我们俩谁先看见冰箱上那张表，谁就不说话了。

周立诚说：我妈回盐城了。过年过节来，来之前先打电话。现在她来，安安教她认药，一样一样教，她学得可认真了。

我临走的时候，安安送我到院门口。

我问他：你现在还在记那些纸条吗？

他说：不记了。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我妈说，不好的事情不用记，好的事情才要记。

顿了顿，他又说：沈法官，我有一件事想跟你说。

我说：你说。

他说：那天我举手，不是因为我勇敢。是因为我怕你们判完，我就再也见不到我爸了。

我蹲下来，看着他。

我说：不会的。不管怎么判，你都是他们的儿子。这一点，谁也判不掉。

十、写在最后

这个案子结了以后，我在庭里的业务学习上讲过一次。

我跟同事们说，我们办离婚案，脑子里转的常常是"离还是不离""孩子归谁""房子怎么分"。可孩子脑子里转的是另外三个问题：是不是因为我？我以后还能不能见到爸爸或者妈妈？明天谁送我上学？

这三句话，孩子从来不问出口。

我借这个案子，说几件跟每个家庭都有关系的实在事。

第一，孩子满八周岁，法院要听他的意见，但不是让他当庭选边。法律上写的是"尊重其真实意愿"，实践中我们一般是单独谈，由法官或者家事调查员、心理老师在场，不当着父母的面。让孩子当着爸妈的面说"我要跟谁"，那不是尊重，那是上刑。

第二，第一次起诉离婚，对方不同意，又没有家暴、重婚、赌博吸毒、分居满两年这些法定情形，法院一般是判不准离。这不是和稀泥，是给一个缓冲。法律规定，判不准离之后双方又分居满一年，一方再起诉的，应当准予离婚。也就是说，真的过不下去，路是通的，只是要你再走一遍，确认一遍。

第三，协议离婚有三十天冷静期。这三十天不是拦你，是让你把该算的账算清楚：孩子的药谁管，学费谁出，住哪儿，怎么接。很多夫妻冷静期里把孩子的安排谈明白了，离了也能把孩子带好；谈不明白的，勉强离了，后面还是回法院。

第四，别一个人扛。安安这病三年花了二十多万，他们家一半是白白多花的——不是花冤枉钱，是不知道有能报的。城乡居民医保之外，还有少儿住院互助基金、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临时救助、慈善救助，街道的民政窗口、医院的医务社工都能问。你不去问，没人主动找你。

第五，老人的好心要有边界。张桂芳不是坏人，她一辈子没害过人，她害孙子那一次，靠的是"我以为"。任何关于孩子用药的决定，只能来自医生。这条没有例外，谁都不能例外，亲奶奶也不行。

第六，最重要的一条：夫妻吵归吵，别让孩子在中间当翻译、当传话筒、当和事佬，更别让他当裁判。安安那句"我不是来选跟谁的"，我听了十一年家事案，第一次从一个八岁孩子嘴里听见。

他说完那句话，法庭里没有一个人接得上话。

那天散庭以后，我在办公室坐了很久。窗外的梧桐树刚抽新芽，一小片一小片的。

我想起安安把书包里的空药板一个个摆在桌上，摆了满满一桌的样子。

那不是药板。

那是一个八岁的孩子，一个人走了三年的路。

很多大人以为，孩子小，什么都不懂，只要不让他听见就行。

其实他们都懂。他们只是不说，怕给你们添麻烦。

你们吵的每一句，他们都记着呢。记在那些折叠的纸片上，一笔一划，一个字一个字。

别让他们记那些了。

让他们记点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