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一杯酒收了兵权，那顿酒怎么喝的，真是和平解决吗？

建隆二年七月，公元961年的夏天，开封城里有一场酒。

喝酒的人是赵匡胤，刚当皇帝一年多。陪他喝的是当年一块打天下的几个老兄弟：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

喝到一半，赵匡胤把左右都支开，叹了口气。

他说了一句什么，被《续资治通鉴长编》记了下来。大意是：我要是没有你们，坐不到这个位子上。可做天子也太难了，还不如做个节度使快活，我这一年多，晚上就没睡过一个安稳觉。

石守信他们问：为什么？

赵匡胤说：这个位子，谁不想要呢。

几个人吓坏了，磕头说：陛下何出此言，现在天命已定，谁还敢有异心？

赵匡胤说了一句很实在的话：你们当然没有异心，可你们手下那些人呢？哪天他们也想富贵，把黄袍披在你们身上，你们推得掉吗？

这句话一出，事情就明白了。

第二天，几个人一起上表，说自己有病，请求解除兵权。

这就是"杯酒释兵权"。

这个故事流传了一千年，几乎成了中国政治史上的一段美谈：一场酒，几句话，兵权就收回来了，没有流血，没有杀功臣。

可这个故事，经不起细看。

那顿酒到底怎么喝的，史料里其实只有一句话

先说一个事实："杯酒释兵权"这五个字，北宋的史料里没有。

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记了这件事，用的说法是"因晚朝，与故人石守信、王审琦等饮酒"，说的是晚上一起喝了酒。司马光的《涑水记闻》也记了，细节更全，写的是"太祖与守信等饮，酒酣"。

可"杯酒释兵权"这个连用的说法，是后来人总结出来的。宋代人自己，多数只叫"释兵权"或者"罢宿将"。

这一点不重要，重要的是后面：这场酒到底谈了什么条件。

《涑水记闻》记得比《长编》细。它说，石守信等人第二天请辞之后，赵匡胤一一答应了，然后：

> "皆以散官就第，赏赉甚厚。"

散官，是没有实权的荣誉职位。就第，是回家。赏赉甚厚，这四个字是关键。

厚到什么程度？

《长编》记了赵匡胤在酒桌上说的一段话，这段才是真话：

> "人生驹过隙尔，不如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君臣之间无所猜嫌，不亦善乎。"

人生短得像从门缝里看马跑过去，不如多攒点钱，多置点田宅留给子孙，养些歌儿舞女过完后半辈子。咱们君臣之间不互相猜疑，不也挺好？

这段话，是这场交易的全部内容。

赵匡胤用钱、用田、用女人，把兵权买回来的。

不止一杯酒，前后收了三次

很多人以为收了这一次就完事了。

没有。

赵匡胤收兵权，前后干了三回，跨度十七年。

第一次，建隆二年（961年），收的是禁军宿将的兵权。

石守信本来是殿前都点检，赵匡胤自己当年就是从这个位子上起兵的。这一回收完之后，殿前都点检这个职位干脆撤了，不再设。

第二次，开宝二年（969年），收的是藩镇的兵权。

这一回用的招更绝。赵匡胤把各地的节度使召到京城，在御花园里招待他们射箭，然后故技重施：你们都是老臣了，守着那么远的地方，太辛苦，不如来京城住着，我给你们修宅子。

凤翔节度使王彦超当场就明白了，说臣本来没什么功劳，愿意交出兵权。另几个没听懂的，赵匡胤也没跟他们纠缠，直接说了句"卿等固欲如是"，你们既然如此坚持（要留），那就别怪我。第二天，全罢。

第三次，不是一次性的，是贯穿整个在位期间的制度安排。

这一层比前两次重要得多。

收回来的兵权，变成了三套锁

赵匡胤真正的本事，不在于收，而在于他设计了一套让兵权再也聚不起来的结构。

这套结构有三层。

第一层，把调兵权和带兵权分开。

宋代的中央军事机构是枢密院，掌调兵，但手里没有兵。禁军的管理归三衙（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掌兵，但没有调兵的权力。

要出兵，得枢密院下令，三衙派兵。两边谁也单独干不了事。

第二层，把兵和将分开。

这就是"更戍法"。禁军定期换防，三年一轮，从京城调到边关，从边关调到内地。换防时兵走将不走，将留在原地，兵到新地方。

这样一来，将领永远带不出一支"自己的兵"。

这套换防怎么排的？宋代把禁军分成两拨，一半驻京城，一半驻外地，叫做"内外相制"。

京城的兵常年维持在一半左右，为的是压住外地；外地的兵加起来也不少于京城，为的是让京城不敢乱来。两边数量差不多，谁也吃不下谁。

换防的周期是三年。三年一到，这支兵从河北调到河南，从河南调到陕西，将领留在原地不动，新来的将领带着另一批兵。

《宋史·兵志》里有一句评价，说得相当刻薄又准确："兵无常帅，帅无常师。" 兵没有固定的统帅，统帅没有固定的兵。

这套办法确实防住了兵变。可它也造成了一个后果：一支军队的协同能力，需要长时间磨。三年一换，磨不起来。

宋夏战争里，宋军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将领不认识手下的都头，都头不认识手下的兵，打起来各打各的。

第三层，把武人的地位压下去。

这一层不是制度，是风气。

赵匡胤立了一块碑，后人叫"誓碑"，藏在太庙。碑上有一条，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这块碑的真伪学界有争议，但宋代三百年确实没杀过言事官，这一点是真的。

与此同时，他大量用文人。枢密院长官，从五代时的武将，变成了一大批进士出身的文臣。地方的知州，也换成了文官。

这三层加起来，效果是空前的：宋朝三百年，没有出过一次武将拥兵自重的事。

这在五代十国之后，是一个巨大的成就。要知道，五代五十三年，换了八个姓，十四个皇帝，几乎每一次改朝换代都伴随着兵变。赵匡胤自己就是兵变上台的。

有多频繁？数一数就够了。后唐庄宗李存勖被兵变杀死，明宗李嗣源是兵变上台的；后唐末帝李从珂是被兵变推上去的；后晋出帝被契丹掳走；后汉隐帝被郭威的兵变推翻；后周太祖郭威本人就是被士兵把黄旗披在身上拥立的。

赵匡胤的"陈桥兵变"，用的就是郭威那一套：军队走到半路，将士哗变，把黄袍披在领兵的大将身上，然后回师京城。

同一个剧本，五十三年里演了至少五次。到他自己这里，是第六次。

这就是为什么他睡不着。不是多疑，是那个年代真的这么运转。

代价：这套锁也锁住了宋朝自己

可任何设计都有代价。

第一笔代价，是军队的战斗力。

更戍法让兵不识将、将不知兵。打仗的时候，将领认不全自己的兵，兵也不知道该听谁的。这个问题在宋夏战争里暴露得最彻底。

好水川一战，宋军一万多人全军覆没。战后有人分析，说宋军的问题不在兵不勇，在"兵将不相习"。

第二笔代价，是钱。

兵权收回来，兵还得养。而且因为不信任武将，宋朝的办法是多养兵。

从宋初的二十万，到仁宗庆历年间的一百二十五万，兵额翻了六倍。军费占了财政的六分之五。

第三笔代价，也是最深的一笔，是国策。

"守内虚外"这四个字，是宋朝的基本国策。对内防得死，对外就硬不起来。

燕云十六州收不回来，西夏打不下来，最后连汴京都丢了。

赵匡胤当年防的是"黄袍加身"那件事重演，他防成了。可他也把宋朝的骨头一起抽掉了。

那这顿酒到底算不算"和平解决"

回到开头那个问题。

算，但要加一个前提：它是用钱买的，不是用道理说服的。

石守信他们交出兵权，换来了什么？

赵匡胤把妹妹嫁给了高怀德，把女儿嫁给了石守信的儿子石保吉，把另一个女儿嫁给了王审琦的儿子。张令铎的女儿，嫁给了赵匡胤的弟弟赵光美。

四桩婚事，把这几个老兄弟变成了皇亲。

此外还有田宅、金银、名誉职位。

具体给了多少？《宋史·石守信传》里有记载。石守信交出兵权后，先后做过天平军节度使、中书令，封卫国公。他信奉佛教，在洛阳、开封一带建了不少寺院，花钱如流水。

史书对他的评价是"积财巨万"。这个"巨万"是什么概念？当时一个知州的月俸大约三十贯，一万贯就是一个知州二十多年的工资。

石守信活到五十七岁，善终，追封威武郡王。

高怀德做到武胜军节度使、冀国公，也是善终。王审琦做到忠武军节度使，病死任上，追封琅琊郡王。张令铎做到镇宁军节度使，也算善终。

四个人，一个没杀，全部封王封公。 这个价码，比刘邦和朱元璋开出的价码高得多，可信誉也好得多。

这个价码不低。

而且要注意一点：赵匡胤没有杀一个功臣。这一点在开国皇帝里是罕见的。刘邦杀了韩信、彭越、英布，朱元璋杀了几万人，赵匡胤一个没杀。

所以这件事，从功臣的角度看，是善终；从皇帝的角度看，是花钱买平安；从国家的角度看，是换了三百年的稳定，也换了三百年的积弱。

三个人看三样，都对。

参考资料

1.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卷十，中华书局2004年版

2. 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

3. 《宋史·石守信传》《宋史·高怀德传》，元脱脱等撰

4. 《宋史·兵志》，元脱脱等撰

5. 邓广铭《宋史十讲》，中华书局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