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年凯丰儿子参观南方局旧址，当众质问馆长：怎么没有我父亲的像

09年凯丰儿子参观南方局旧址，当众质问馆长：怎么没有我父亲的像。

我叫周明川，是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的一名讲解员，2009年那年我刚入职第二年，二十四岁，天天带着一拨又一拨的参观者在红岩村十三号那栋灰色小楼里进进出出，讲周恩来，讲董必武，讲叶剑英，讲那些在国民党心脏地带坚持了八年斗争的人。我这辈子见过不少大场面，但让我一直记到今天的，是那年秋天发生的一件事，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站在展厅正中央，声音发抖地问了馆长一句话，那句话像一根针，扎进了我此后十几年的讲解生涯里，让我再也不敢把历史讲得轻飘飘的。

那是2009年10月的中旬，重庆的秋天还是热的，太阳晒在红岩村的石阶上，柏油都发软。馆里接到通知，说有一批重要客人要来参观，是当年中共中央南方局老同志的后代组团，为纪念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专门组织的寻访活动。馆长亲自布置接待，把我们几个讲解员召集起来开会，说这批客人身份特殊，都是前辈的子女，有的就出生在红岩村，讲话要注意分寸，讲解要准确，态度要恭敬。我们准备了最好的讲解路线，从大有农场旧址起步，沿着一百多级石阶上去，路过黄桷树，经过饶国模女士的旧居，最后进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大楼，把二楼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办公室兼卧室，三楼的秘密通道，都仔仔细细讲一遍。

客人到的那天上午十点，几辆中巴车停在山下。下来的都是六十岁往上的人，头发花白，衣着朴素，有一个老太太还拄着拐杖。他们下车后没有说笑，都先抬头看那栋楼，看了很久。带队的同志跟我们馆长握手，一双手握得很有力。我按分工领了一小队人，慢慢往上走，一边走一边讲。我讲到饶国模当年怎么样冒着风险把红岩村的土地提供给办事处盖楼，讲到黄桷树下的那条小路怎么样被称为红色三路之一，客人们听得都很安静，有位老太太走到半路忽然停下，指着一处地方说，小时候我就在这儿玩，那时候这棵树还没有这么大。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是湿的。

事件发生在下午。上午的参观结束后，客人被安排在馆内的会议室休息，午饭后又继续看陈列展览。南方局历史专题展在二楼，一进展厅，正面是一组大型浮雕，然后按照时间顺序，从1939年1月南方局成立讲起， wallpapers上挂着历任领导成员的照片和生平介绍。我陪着另一队人走在这个展厅里，刚讲到皖南事变前后那段最艰难的岁月，忽然听见前面传来一个很大的声音。

那声音是从展厅中段传来的，一个老人的声音，不高，但是每个字都像锤子砸在地上。我扭头看过去，看见一个穿深灰色夹克的老人站在一面照片墙前面，指着墙上，身体绷得笔直。他旁边站着我们的老馆长，馆长脸上是那种措手不及的表情。

我后来才知道，那个老人是凯丰的儿子。凯丰，本名何克全，江西萍乡人，当年南方局的常委之一，兼任宣传部长，跟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吴玉章他们一起，在国统区那个龙潭虎穴里干了两年多。长征路上，凯丰曾经在遵义会议之后站在博古一边，这是党史上著名的一段，后来他真诚地承认了错误，在延安负责青年工作和宣传工作，写过《抗日军政大学校歌》，那首“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词就是他写的。重庆谈判前后，他又回到重庆，参与南方局的领导工作。1939年到1940年那段时间，他就在红岩村这栋楼里办公，他的办公室就在二楼。

老人的手指着照片墙，墙上从左到右挂着周恩来的照片，董必武的照片，叶剑英的照片，吴玉章的照片，王若飞的照片，邓颖超的照片，一张一张挂过去，版面排得很整齐，下方配着每个人的生平。可是墙上没有凯丰。老人的声音在展厅里回荡，他说，我父亲1939年就在这里，他也是南方局常委，你们来看看，墙上有没有他的像。

展厅里一下子安静了。所有客人都不走了，我们几个讲解员也都停在那里。老馆长的脸涨红了，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老人又接着说，声音大了一些，他说，我不是来闹的，我今年七十四了，我父亲1955年就去世了，我才十几岁他就走了，我这一辈子就想来看看他工作过的地方，看看他当年跟同志们一起战斗过的屋子，你们把这段历史留下来，是好事，我感谢你们，可是为什么没有他。他讲到后面，声音已经哑了。他说，他在这里的时候，天天提着脑袋过日子，特务就在山脚下盯着，他晚上写文章，写宣传材料，天不亮就送出去。他是南方局常委，这是白纸黑字写在党史里的，不是我们家里人说出来的。

老馆长陪着小心，请老人到会议室坐，倒了一杯水。老人没有接，他说，我就要一个说法。展厅里其他的老同志后代都围过来了，有人劝，说老何你先坐下，有话慢慢说。老人摆摆手，还是站在那面墙前面。他其实站得并不稳，腿有点抖，可是他不肯坐。

老馆长后来跟我们说过好多次这件事，每一次说，语气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沉重。他说他当时第一个反应是查证，因为陈列方案是前几年做的，是请了党史专家一起审定的，凯丰的名字和事迹在展览的文字部分其实有，在南方局组织机构的图表里，常委名单那一栏写着他的名字，可是照片墙这一块，因为历史照片的收集难度不同，凯丰在重庆时期拍摄清晰、来源可靠的照片，馆里一直没有征集到特别合适的，排版的时候就被挪到了后面的图录里，正面墙上没有放。馆长说，这是工作上的疏漏，客观上有困难，但困难不能成为理由，人家父子两代人的感情摆在那里，一个七十四岁的老人，从北京坐火车过来，就为了在父亲当年办公的地方站一站，结果墙上找不到父亲，这种心情，谁受得了。

那天下午在展厅里，老馆长当着所有人的面，先鞠了一躬。他说，何老，是我们在工作上有疏漏，我先向您道歉。然后他把情况原原本本说了，没有辩解，没有绕弯子。老人听完，沉默了很久。后来他还是跟馆长去了会议室，坐下来，慢慢讲他父亲的很多事，讲那些展览上没有的细节。他说他父亲在重庆的时候胃病就很重，吃得不好，夜间咳嗽，周恩来同志让他注意身体，他总说不碍事。他说父亲后来在北京，从不跟家里人讲过去的事，1975年临终前，人也已经糊涂了，嘴里念的还是当年的一些人和事。老人说这些的时候，会议室里没有人说话，杯子里的茶凉了也没有人碰。

送走客人之后，馆里当天晚上就开了会。老馆长在会上说了一句话，我到今天还记得。他说，我们做纪念馆的人，手里端的是历史的饭碗，历史上有一个人，我们漏了，就是失职，不管他犯过什么错、后来又做过什么贡献，功是功，过是过，都摆出来，才是对历史的诚实。他决定立即启动陈列补充方案，向中央文献研究室、向党史部门、向凯丰同志的家属征集资料和照片。

照片的事最后还是家属帮了忙。老人的妹妹，也就是凯丰的女儿，从家里翻出一张五十年代的照片，寄到馆里来。照片是黑白的，凯丰穿着中山装，很瘦，颧骨很高，眼睛很亮，嘴角有一点笑意。馆里做了修复和放大，重新调整了照片墙的版面，把他的照片和生平放进常委那一排，位置就在董必武之后。2009年12月，修改后的展览重新开放。老人又被请来了一次，这次他站在墙前面看了很久很久，一句话没有说，最后伸手在镜框边框上轻轻碰了一下，像是跟谁握了手。

这件事对我影响很大。我在后来的讲解里，养成了一个习惯，讲南方局，一定讲全，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吴玉章、凯丰、邓颖超，一个不落。有游客问起凯丰，我会多讲几句，讲他在遵义会议上的那段经历，也讲他后来的坦诚转变，讲他写的那首歌，讲他在重庆的岁月。我总觉得，历史不是挑选出来的，历史是被记住的。那些照片墙上挂着的人，哪一个当年不是把命拴在裤腰带上，在重庆这个雾都里，替一个民族找路。

2009年那次，老人临走的时候，在留言簿上写了一行字。我后来专门去看过那本留言簿。他写的是，红岩的精神，不分名字大小，记住每一个人，就是记住那一段历史。字写得很用力，笔划都划破了纸背。我们馆长把这一页复印下来，贴在讲解员办公室的墙上，新来的年轻人入职，第一课就是站在这页复印件前面听老馆长讲那年的事。

如今我也五十多岁了，还时常回到红岩村走一走。那栋灰色的楼还是老样子，二楼凯丰当年的办公室按照史料恢复了布置，一张旧办公桌，一盏油灯，一个搪瓷缸子。阳光从窗户斜进来，照在桌面上，我会想，七十多年前，就是在这张桌子前，一个江西人熬夜写着宣传材料，胃疼得直不起腰也不肯歇。他犯过错，他也立过功，他的一生有起有落，可是他值得在墙上有一个位置。那个七十四岁老人的质问，问的不是一面墙，问的是我们的良心，问的是我们到底要不要认认真真、完完整整地记住历史。这些年，每当我带着新的参观者走过那面照片墙，看见凯丰的照片挂在那里，安安静静的，我就想起2009年10月那个下午，展厅里那种落针可闻的安静。我觉得那是我上过的最好的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