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4年11月出了一本《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主编梁芹生、白福宝、王欣星。书里第九章“大学生恋爱与性心理”有个栏目叫“心灵充电站”,标题写得正气凛然:《对性骚扰事件零容忍》,拿武汉大学图书馆那件事当正面案例,把女生杨景媛塑造成勇敢维权的典型,男生肖某某则被写成“犯了错误、得到惩罚”的反面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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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法院还没判。
2025年7月一审,法院认定肖某某的动作“存在抓痒的高度可能”,不构成性骚扰,驳回杨景媛全部诉讼请求;9月二审维持原判,武汉大学随后撤销了对肖某某的记过处分。法律层面,这事早就盖棺定论了。可这本教材从终审到现在,一年多过去了,勘误没有,更正声明没有,下架更没有,还在全国高校正常发行流通。一届又一届学生翻开第九章,读到的仍然是“法院认定不成立”的那个版本之前、匆匆截取的旧舆论切片。
原因其实不复杂:编教材的人,跑在了司法前面;出事之后,又选择了装死。2023年10月舆论一边倒,学校两天内给了处分,教材编者顺手就把热搜上的“性骚扰”三个字抄进了书里,当成“零容忍”的鲜活素材。倒不是说他们故意造谣,更像是图省事:案例要新、要热、要有冲击力,判决书太慢,等不起。可等到判决书下来、事情反转,教材的“售后”却没人管了。网易那篇评论说得很损但很准:编这类教材,世俗点的意义是为了攒资历、评职称、消化课题经费,书出了、职称评了,里面案例判没判错,谁还回头看一眼。
而杨景媛本人呢?2026年9月,她被网友发现出现在西班牙马德里卡洛斯三世大学经济分析硕士的奖学金候补名单里,IP属地也迁到了西班牙,当地留学生线下核实后确认“确实是杨景媛了”。法院判她败诉,武大撤销了男生的处分,她转身去了欧洲读研,社交账号照常更新。
那个被她指控的男生肖某某,等来的是另一份账单。事发后他被“开盒”,照片被P成花圈和遗像,全家遭遇网暴。事后不久,他被确诊创伤后应激障碍,精神病院建议收治入院。法院还了他清白,学校撤销了处分,但清白是一张纸,PTSD是一辈子的病历。
这件事最讽刺的地方,不在于教材写错了一个案例,在于一本教“心理健康”的书,用最不健康的方式对待事实。它教学生“零容忍”,自己却对司法结论零回应;它教学生“明辨是非”,自己却把未决案件当铁案写;它教学生“拒绝偏见”,自己却把偏见印成了教材。“零容忍”喊得最响的那批人,往往只对指控者零容忍,不对事实零容忍,不对自己的错误零容忍。法院还了男生清白,学校撤销了处分,一本教材却轻飘飘地把清白又收了回去,印在纸上,发给下一届学生。纠错的速度,赶不上印书的速度;印书的勇气,又没有改书的勇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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