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4月，安徽肥东县瑶岗村，邓小平、陈毅和刘伯承正在渡江战役总前委的指挥部里研究军情。屋外春雨不断，屋内电报一封接一封送来，三位老战友几乎没有完整睡过一个觉。
那段日子里，陈毅和邓小平的关系，不只是同乡、同学，更是把各自部队的安危放在全局中衡量的同志。很多时候，一句话听着平常，背后却关系着几十万人的进退。
淮海战役期间，总前委实行轮流值班。刘伯承年长，邓小平和陈毅便想让他多休息。刘伯承却不同意，提出三人应当一视同仁。邓小平也说自己身体尚可，夜班由他多承担一些。
陈毅当即表示反对：“那不行，值夜班的权利一定要我们二人分享。”
这句话颇有陈毅的性格。战场上，他敢于承担责任；生活中，也不肯把辛苦推给别人。邓小平后来同意了，两人轮流守在地图和电报旁，遇到紧急军情，立即叫醒刘伯承共同商议。
这种默契并非一朝形成。两人都是四川人，早年又有旅欧经历。回国后，他们在上海相识，后来分别进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邓小平随中央红军长征，陈毅因负伤留在南方坚持斗争，二人一度相隔千里。
道路不同，目标相同。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又在各自岗位上作战。1945年，陈毅赴延安途中经过山西左权县麻田，邓小平设法为他安排食宿，还选了一匹适合长途行进的坐骑，并派人护送。陈毅对此十分感动，后来写下《过太行山书怀》，其中有“更有人和胜天时”的句子，既写太行形势，也写革命队伍团结的重要。
1946年定陶战役前，刘伯承、邓小平面对一个实际问题：是暂避锋芒，还是承受压力主动出击？如果刘邓部队后撤，陈毅所在的华东部队压力就会增加。邓小平权衡后认为，必须从全局着眼，坚持作战，为友军创造条件。
定陶战役的胜利，减轻了华东战场的负担。后来陈毅到中原了解情况，看到刘邓部队连续行军、装备不足，便将实际困难如实报告中央，请求补充兵员、弹药和武器。对邓小平而言，这不是一般的工作配合，而是战友之间对彼此处境的体谅。
1948年，中央调整中原地区的领导力量，陈毅来到中原工作，成为中原局第二书记、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华东和中原两支力量由此有了更紧密的协同。邓小平与陈毅，一个善于统筹全局，一个长于组织指挥，配合得十分稳健。
淮海战役中，邓小平曾明确表示，为了保证华东野战军歼灭敌人，中原野战军即使付出重大牺牲，也要切断徐州与蚌埠之间的联系。陈毅听后深受触动，向邓小平表示感谢。两人的情谊，正是在这些关键时刻被一次次确认的。
渡江战役准备阶段，二野、三野都面临江水上涨、船只不足、粮草紧张等困难。总前委经过调查，向中央军委建议尽快渡江。1949年4月20日，解放军发起渡江作战；4月23日，南京解放。此前在瑶岗的共同决策，使这场大规模行动有了明确方向。
战事最紧张时，两家人也曾住在同一个院子里。邓小平知道陈毅喜欢榴莲和葡萄酒，得到后常常送一些过去。陈毅性情爽朗，谈话直截了当，孩子们都愿意亲近他。邓榕后来回忆，父亲与陈伯伯的关系，已经“亲如兄弟，胜于兄弟”。
1949年后，两人各自承担新的职务，见面仍然不少。陈毅在华东工作，邓小平转赴西南，后来又先后到中央任职。工作上的分离没有冲淡交情，逢年过节、共同开会，彼此总要问候家人。
1972年1月6日，陈毅在北京病逝，终年71岁。邓小平一家从广播中得知消息，悲痛异常。后来回到北京，邓小平得知陈毅夫人张茜也身患重病，便带着夫人前往探望。
病中的张茜拿出一张与陈毅的合影。照片勾起了两家人共同生活时的往事，也让邓小平想起多年并肩作战的老友。面对陈毅留下的孩子，邓小平说：“别人我都不管，就管珊珊一个。你女儿就是我女儿。”
话不长，却把几十年的战友情、邻里情和亲友情都放在了一起。对邓小平来说，这不是一句安慰，而是一份明确的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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