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5年4月，上海一幢临时病房内，周恩来看望病重的刘亚楼。窗外春雨不断，屋里却没有多少寒暄。周恩来握住他的手，谈起中央正在设法从国外购药，刘亚楼沉默片刻，问了一句：“我的病，还能治好吗？”
这句话听起来平静，背后却有两层意思。一层是对治疗结果的关切，另一层则是对未竟工作的牵挂。刘亚楼不是普通病人，他是人民空军的重要创建者，长期担任空军司令员，许多建设工作都与他直接相关。
刘亚楼的身体最初并没有发出特别明显的警报。1964年，他参加外事活动并承担繁重工作，期间出现腹泻等症状。按常理说，这样的情况应当及时检查，可在当时的工作环境中，他往往把身体不适看成小事。
“先把报告办完。”这是他一贯的做法。
问题在于，身体不会因为任务紧急就暂停恶化。到了1964年11月，刘亚楼的肝功能出现异常，医生建议住院观察。他仍然没有真正停下来，甚至在疗养期间继续批阅文件、处理空军事务。
毛泽东曾在有关材料上批示，患病必须休养，听从医嘱，不可疏忽。批示传到刘亚楼手中，他自然明白其中的分量，但多年军旅生涯养成的习惯，很难立即改变。对他而言，躺在病床上并不等于卸下责任，文件送到哪里，思考就跟到哪里。
家人对此更为着急。翟云英了解丈夫的性格，直接劝说往往难见效果，只能从侧面提醒。刘亚楼也知道妻子的担忧，却常拿毛泽东年事已高仍处理公务来作比较。这样的比较并不合理，却很符合他的性格：把忍耐当成职责，把坚持当成常态。
在上海治疗期间，他的病情逐渐明确。多家医院会诊后，诊断指向肝癌。那个年代，国内医疗条件有限，相关药物和治疗手段也远不能与后来相比。面对这样的病情，单靠常规治疗很难取得理想结果。
消息报到北京，周恩来十分重视。1960年代国家外汇紧张，进口药物并不是想买就能买，采购、审批、运输，每一步都牵涉具体手续。但周恩来提出，只要国外有可能对病情有帮助的药物，就应设法采购。
这件事随后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同意了这一安排，留下了“治人要紧”的意思。对当时的中国来说，这并非一句轻描淡写的话。国家建设需要大量外汇，工业设备、粮食和药品都要精打细算，一种药物能否进口，背后往往是全局性的权衡。
药物采购启动后，相关部门抓紧办理手续。有人回忆，那段时间最明显的感受，就是各环节都在争分夺秒。可是，医疗并不只取决于药物是否送达。病情发展到什么程度，患者身体能否承受，药物是否真正有效，都有太多不确定性。
药物送到后，治疗并没有出现期待中的转机。医生向刘亚楼说明，药物或许只能起到延缓作用，不能保证扭转病势。他听完没有发火，也没有追问责任，只是问：“还能争取多少时间？”
得到答复后，他继续关心空军工作。训练、装备、军事教育，这些内容仍被他反复提起。病床旁的文件越来越少，但每一份送来的材料，他都要认真看过。身体已经极度虚弱，思维却依旧紧绷。
周恩来再次来到上海时，两人谈起过去的战争岁月，也谈到空军建设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这样的交谈不是单纯为了安慰病人，更像是老战友之间的一次工作交流。刘亚楼清楚自己的病情，也清楚时间正在减少，因此不愿把会面变成单方面的劝慰。
他曾表达过类似的意思：并不是害怕死亡，只是还有事情没有完成。这句话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不在于辞藻，而在于它符合一个军人的处事方式。面对疾病，他没有把自己包装成无所畏惧的人，而是承认遗憾，同时仍在安排手头事务。
进入1965年春天，刘亚楼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中央对他的治疗仍然十分重视，但医疗措施终究无法突破当时的技术条件。周恩来还专门要求，治疗应以减轻痛苦、避免无谓折腾为重。
1965年5月7日，刘亚楼在上海逝世，年仅55岁。临终前，他仍惦记毛泽东和空军工作。有关记录中提到的“101”，是军内对毛泽东的称谓之一，也说明他直到生命末期，牵挂的仍是党和军队的事业。
进口药没有改变结局，却留下了一份清晰的历史记录：在国家经济并不宽裕、医疗条件相对有限的年代，中央仍为一名高级将领尽力争取治疗机会。周恩来提出购药，毛泽东表示同意，刘亚楼则在病重之际继续处理工作。三个人的选择，构成了那段历史中少见而沉重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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