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5年清明节，贵州息烽快活岭，李清站在一座新落成的墓前，终于知道了妻子张露萍的真实身份。四十多年前，延安曾流传她已经“叛变”的消息；直到1983年，叶剑英亲自说明，那个被误解多年的名字，原来正是一名潜伏敌营的共产党员。
墓碑上的名字并不止一个。张露萍曾用过余薇娜、余家英、余慧琳、黎琳等化名。李清熟悉的是“黎琳”，组织和战友记住的却是“张露萍”。化名太多，既是地下工作的保护，也成了她牺牲后身份长期难以核实的原因。
张露萍出生于1921年四川崇庆一个贫寒的知识分子家庭。家中接连遭遇不幸，大姐还被军阀强娶为妾。少女时期的这些经历，让她很早便看见旧社会的冷酷。抗战爆发后，她没有把愤怒停留在议论上，而是走进了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秋，张露萍在成都蜀华中学读书时，经同学车崇英结识了车耀先。车耀先是中共四川地方党组织的重要成员，也是一名长期从事革命工作的老党员。他的言谈和行动，使张露萍第一次更清楚地理解了民族危亡与个人选择之间的关系。
同年11月，在党组织安排下，张露萍与十多名青年秘密离开成都，前往延安。这里物质条件并不优越，可学习和工作都带着明确目标。她在抗大学习刻苦，成绩突出，还常在集体歌唱时担任指挥。大家唱起《干一场》，便笑着喊她“干一场”。
这个外号，叶剑英多年后仍记得。1983年7月10日，雷英夫向他汇报张露萍等人的情况，叶剑英脱口说道：“我记得张露萍同志，她的外号叫‘干一场’。”一句话，说明这名年轻女党员并未从革命队伍的记忆中消失，只是她的真实经历被尘封太久。
1938年10月26日，张露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她与陈宝琦在延安结婚。婚后不久，她接受任务离开延安。李清后来回忆，妻子只说是去做统战工作，甚至提到可能要做父亲余安民的工作。真正的任务，她没有说；李清也没有追问。
1939年，张露萍抵达重庆。这里需要厘清一个常被误传的细节：有资料称她曾受周恩来当面指示，但周恩来在1939年8月下旬赴苏联治病，直到1940年才回国，此期间不具备与她当面会见的条件。张露萍后来接受的地下任务，主要是在中共南方局的安排下完成。
当时，军统电讯监察系统中的张蔚林已经产生了靠拢进步力量的愿望。他秘密找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希望离开原有岗位。组织没有简单地把他送走，而是决定让他继续留在原处提供情报。张露萍的到来，恰好解决了联络问题。
她改名张露萍，以张蔚林“妹妹”的身份生活，两人在重庆牛角沱租住。为了符合城市环境，她还被安排购置衣物和化妆用品。张露萍一向生活俭朴，面对这些东西很不习惯，但她明白，地下工作不能只凭勇气，还要懂得隐藏自己。
随后，张蔚林、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锡珍等人逐步被组织起来，形成秘密情报小组。张蔚林负责搜集消息，张露萍承担联络和转递工作。她没有公开身份，也没有留下可以轻易辨认的功劳，许多情报究竟帮助了多少抗战工作，已经很难完全统计。
1940年3月，意外从一只损坏的真空管开始。张蔚林因设备故障被关禁闭，惊慌之下逃离军统驻地，前往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特务搜查他的住处，发现入党申请和有关材料，情报小组随即暴露。
被捕后，张露萍等人遭受严刑拷打。她始终没有供出关键联络关系，还曾设法借看守人员传递消息，使联络站人员及时转移。她不是没有恐惧，而是在恐惧面前仍然守住了纪律。这一点，恰恰是地下党员最难做到的事情。
1945年7月14日，抗战胜利前夕，张露萍等七人被特务以领取军服为名押往息烽快活岭。枪声响起时，她发现战友已经倒下，仍怒斥敌人：“笨蛋，朝这里打。”随后，张露萍、张蔚林、冯传庆、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锡珍遇害。张露萍年仅24岁。
远在延安的李清，却只听见妻子“叛变”的传闻。她曾寄来一封没有文字的信，里面装着一小袋糖。李清后来回忆：“她如果叛变了，就不会给我寄糖。”这不是证据，却是丈夫对妻子性格和信念的判断。
新中国成立后，张露萍的两个身份长期被分开认定。车崇英等人提供线索，息烽集中营幸存者韩子栋出面作证，相关调查才逐渐拼合完整。1983年，叶剑英确认张露萍是党派往戴笠系统工作的同志。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她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李清等到1985年才来到她的墓前。那时，他已经从一段被误解的婚姻中，得知了妻子真正走过的道路：她没有离开信仰，也没有背叛组织，只是把秘密带进了牢狱，又带到了生命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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