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8月6日晚，长沙城内，唐生明作为湖南和平谈判代表，在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几天前，程潜、陈明仁率部宣布起义，湖南避免了一场大规模兵火。这个曾被国民党报纸斥为“叛逃”的中将，此时却站到了和平接管的一边。
唐生明的经历，很难用单一身份概括。他出身旧式军人家庭，早年在国民党军队任职；他曾为秋收起义设法筹集枪弹，也曾奉蒋介石之命进入汪伪政权；抗战胜利后，他又参与推动长沙和平解放。身份多次变化，背后并非简单的反复无常，而是复杂时代中，一个旧军人逐步改变判断的过程。
1906年，唐生明出生于湖南东安唐家，排行第四。其祖父唐本友曾任清朝广西提督，父亲唐承绪也在晚清任过职。大哥唐生智是湘军重要将领，后来成为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这样的家庭，使唐生明很早便接触军政圈子，也让他在军队中拥有普通青年难以获得的起点。
有意思的是，他与毛泽东的交集，早于他的军旅生涯。1920年前后，唐生明进入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求学，毛泽东当时在学校主持校务，并参与教学。唐生明年少顽皮，父亲曾多次更换塾师仍难管束，到了学校后，才逐渐收敛性情。
唐生明晚年回忆，毛泽东不仅教他读书，也影响了他的处世方式。两人年龄相差十三岁，却曾在条件简陋的学校中朝夕相处。毛泽东后来投身革命，唐生明则走上军旅道路，师生关系由此中断，但这段经历并未从他的记忆中消失。
1926年，唐生明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军官团学习。北伐期间，他在国民党军队中逐步升迁。1927年秋收起义前夕，唐生明从黄埔同学处得知毛泽东正在筹备武装行动，便动了相助之念。
当时起义部队严重缺少枪械。唐生明利用自己在军中的便利，伪造有关手令，从军火库调出一批枪支弹药，并安排人员押运至浏阳一带。关于具体数量，不同材料记载略有差异，但他确实为起义部队补充装备提供了帮助。一个身在国民党军中的军官，暗中给共产党武装送枪，这件事本身就说明当时政治阵营并非铁板一块。
唐生明后来最危险的一次选择，是进入汪伪政权内部。1940年，蒋介石和戴笠安排他以“投敌”的名义前往上海、南京，公开身份是投奔汪精卫，实际任务则是搜集情报、保持联络。为了让这场行动可信，国统区还刊登了有关他的负面消息，连唐家内部也不能公开真相。
汪精卫与唐生智早年有过政治联系，唐生明因此较容易取得对方信任。他先表现得无心政事，只想过安稳生活，随后又故意流露出建功立业的打算。汪伪方面于是任命他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清乡委员会军务处处长，日本方面也把他视作可以利用的人物。
卧底并不轻松。日伪要求他指挥部队与抗日力量作战，他却尽量拖延行动，同时通过整训、调动等机会安插可靠人员。对敌方，他提供不触及核心的消息；对抗日力量，则设法提前传递动向。这样的周旋稍有差池，便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1943年，特工头目李士群在上海势力很大，既替日本人办事，又不断扩张个人地盘，逐渐引起日伪内部警惕。唐生明抓住周佛海、丁默邨与李士群之间的矛盾，从中推动各方形成除掉李士群的计划。9月，李士群赴宴后中毒身亡，具体细节至今多据相关回忆和史料记载，但唐生明在其中承担了联络与策动作用。
抗战胜利后，唐生明恢复公开身份，国民政府给予奖励。可他在汪伪时期接触到的各方人物，使他看清了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争斗和腐败。特别是抗战结束后的接收混乱，让不少旧军人对蒋介石集团产生失望。唐生明与共产党人员保持过联系，政治选择也开始发生变化。
1949年春，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唐生明返回湖南后，协助保护地下工作人员，反对破坏交通设施，并通过亲信推动军政人员转向和平解决。他还参与争取傅正模等地方武装力量。8月4日，湖南军政界多人宣布起义；两天后，和平谈判协议正式签署，长沙得以完整接收。
新中国成立后，唐生明曾赴香港开展联络工作，参与争取国民党方面人员转变立场，也为“两航”起义做过工作。1954年后，他回到北京定居，担任国务院参事，先后当选第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和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
1987年，唐生明在北京逝世。档案中的他，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职业革命家，也不能简单归入普通旧军人之列。给秋收起义送枪、进入汪伪内部执行任务、促成长沙和平起义，这几段经历共同构成了他在中国近现代史中的特殊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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