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修防空洞挖出巨型青砖，底下竟埋着开国帝王

1940年秋天，成都西郊五里铺，天成铁路局的几个工人抡起铁镐，朝土丘西北侧挖下去。

镐头入土的声音起初是闷的，夹着草根与湿泥的拖拽声。

他们奉命在这里挖一座防空洞，日军的飞机近来几乎每天都从成都上空掠过，城里的警报声一阵紧似一阵。

土丘上长着些杂树和荒草，附近的住户管它叫“琴台”，说底下埋着汉朝司马相如弹琴的地方。

工人们并不关心这个，他们只关心土层的硬度。

挖到四米多深的时候，镐头突然撞上了一样东西，发出一声干硬的脆响，虎口震得发麻。

刨开浮土，露出来的是一面砖墙。

砖是青灰色的，砌得极规整，砖缝之间的灰浆虽然已经发黑，但墙体本身硬得不像话。

有人用镐背敲了两下，墙体纹丝不动，只掉下几粒碎屑。

挖防空洞的人常在地下碰见老砖老瓦，可这面墙的尺寸和砌法显然不是寻常人家能用的。

消息在工地上传开，有人开始嘀咕：该不会真挖到了抚琴台的什么老底子。

但砖墙越露越长，越露越厚，那种整齐和沉重，让“琴台”的说法渐渐站不住了。

土丘底下，似乎压着另一样东西。

消息传到一位考古学家那里时，他正在成都的寓所里整理一批旧稿。

来人说得含糊，只说西郊挖防空洞挖出一堵老砖墙，砌法不寻常。

他没有多问，第二天便去了现场。

土丘已经被掘开一个豁口，青砖墙面在秋日的散光里泛着一种阴沉的青色。

他蹲下来，用手指摸了摸砖缝，又退到土丘边缘，看了看整个封土的形状和规模。

砖的尺寸、砌筑的层数、灰浆的配比，以及这面墙在土丘内部所处的位置，都在说明一件事：这不是琴台的台基，也不是任何地面建筑的残迹。

这是一座墓的墓室墙壁。

他给出了判断，然后建议施工队把掘开的洞口重新填回去。

经费、人手、时局，没有一样允许立即展开发掘。

那面青砖墙于是重新被泥土覆盖，土丘恢复了表面上的平静。

土丘和司马相如之间的关系，在成都的街谈巷议里已经流传了很久。

清嘉庆以后的地方记述中，这座高约十五米、直径八十余米的圆形土丘被指认为司马相如的抚琴台，甚至更早的附会里还叠上了诸葛亮的影子。

土丘位于成都西郊，而司马相如的旧居传说也在西郊一带，地理位置上的邻近让这个说法听起来格外顺理成章。

但西晋以来的地理记述与司马相如生平的行迹之间存在着难以弥合的偏差，琴台之说始终缺少一处可以落地的实址。

更根本的分别在于，琴台是供人登临、张弦、眺望的建筑基址，而眼前这座土丘的内部结构，从一开始就指向一个被封闭的、拒绝进入的空间。

冯汉骥的判断把这两件事彻底分开了：土丘不是琴台的台，土丘是墓的封土。

墓有墓的规矩，封土的形状、墓室的砌法、砖材的尺寸，都是等级的记号。

1942年9月，发掘正式开始。

四川博物馆成立了考古队，冯汉骥主持，第一步是在陵台北侧原先防空洞偏西的位置开一条探洞，宽一米，高两米。

探洞向内延伸，很快遇到了麻烦：墓室里灌满了淤土，不是松散的浮泥，而是经过千百年沉降、板结得像湿土坯一样的东西。

清理工作从半米深的淤土开始，铁锹和手铲一寸一寸地向内推进，淤土里偶尔混着碎砖和炭屑。

清到半米左右，土里露出了一截石质的边缘，再往下清，一尊石像的轮廓从泥里浮了出来。

石像头戴黑色幞头，面部残留着粉彩，身上是红袍的颜色。

紧接着，哀册、谥册、银器一件一件地从淤土中被剥离出来。

墓室分为前、中、后三室，由十四道双重石券构成，全长二十三米余。

中室是棺床所在，后室石床上安放着那尊石像。

发掘队在后室的清理中找到了最关键的东西：哀册上的文字。

册上出现了“永陵”二字，以及“嗣皇帝臣衍”的字样。

王衍是王建的儿子，前蜀的末帝。

“永陵”是陵号，王衍的名字出现在哀册上，只能说明一件事：册文是儿子写给死去的父亲的。

册上还记着死者的死亡时间与埋葬日期，与史书中王建死于光天元年六月的记载吻合。

谥册和谥宝上刻着“高祖神武圣文孝德明惠皇帝”的谥号。

墓主的身份至此不再是一个推测，而是一个被文字锁定的事实：前蜀开国皇帝，王建。

王建死的时候七十二岁。

他出生在许州舞阳，史书写他“隆眉广颡，状貌伟然”，《十国春秋》补了一句“龙睛虎视”。

但在这些帝王气象的描写下面，早年的事实并不体面。

《新五代史》说得直白：少无赖，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事，里人谓之“贼王八”。

牛是耕田的牛，盐是官家专营的盐，他做的都是当时律法不容的营生。

后来他投了忠武军，从士卒做起，在唐末的乱局里一步步积功。

黄巢入长安，僖宗奔蜀，王建在护驾的军伍中出现在流亡朝廷的视野里。

此后他用了几十年的时间，从刺史到节度使，从西川到东川，把两川之地收拢在自己手中。

天复三年，唐廷封他为蜀王。

天祐四年，朱温废唐哀帝，唐朝的名义终结了。

王建在成都称帝，国号大蜀，史称前蜀。

一个贩私盐出身的人坐上龙椅，需要一套比血统更有说服力的东西。

永陵里出土的器物，几乎每一件都在回答这个问题。

那枚白玉谥宝，钮制不是通常的盘龙，而是一个兔子的头连着龙的身体。

王建属兔，称帝那年又恰是兔年。

宋人笔记里记下了一句当时流行的谶语，“兔子上金床”，兔首龙身的谥宝正是这句话的物化。

兔是他的属相，龙是帝王的象征，把兔头安在龙身上，等于用一块玉把“这个人合该做皇帝”的因果刻了进去。

哀册上的“永陵”陵号同样在完成这项工程：陵有陵号，是中原王朝的礼制，前蜀要在制度上把自己接进那个已经断裂的正统序列里。

后室石床上的那尊石像，高八十六厘米，坐于几上，着帝王常服。

它被施过粉彩，贴过金，出土时颜色已经剥蚀，但面部的轮廓仍然清晰：前额平而宽，眉骨高起，双目平视。

文献里“隆眉广颡”“龙睛虎视”的描写，在这尊石像上找到了对应的线条。

1944年，雕塑家刘开渠看过之后，说它刀法明快、线条简练。

这是已知帝陵中唯一一尊可以确认是墓主本人的写真石像，不是神主，不是替代性的偶人，而是一个按照真人面容刻出来的像。

王建把自己留在了石头上，留在棺床后面的石床上，面朝着墓室深处，像在继续坐朝。

棺床的四面刻满了浮雕。

东西两侧各有六尊半身的天将像，着甲戴盔，面向棺床，作抬扶之状，一共十二尊，是十二力士。

棺床的南、东、西三面，刻着二十四位乐舞人物：两位舞者挥袖对舞，二十二位乐伎各执乐器，坐姿演奏。

乐器里有琵琶、筝、箜篌、笙、箫、笛、筚篥、羯鼓、答腊鼓、毛员鼓、拍板、钹、铜鼓，还有一些今天已经叫不出名字的形制。

这是一支完整的宫廷乐队，被凝固在石头上，研究的结论指向唐代著名的《霓裳羽衣舞》。

安史之乱以后，唐代宫廷乐舞的完整形态在中原逐渐散失，而在成都的地面之下，一支乐队保持着演奏的姿势，等了一千多年。

随葬品里还有玉大带、银钵、银盒、银猪、铁猪、铁牛、铜镜、鎏金铜炉。

玉大带由七方跨龙纹玉板组成，是帝王身份在服饰制度上的直接标记。

铁猪和铁牛放在墓中，用意在于镇墓。

这些器物和哀册、谥册、谥宝一起，构成了一套完整的自证系统：文字证明他是皇帝，玉带证明他的等级，石像证明他的容貌，乐舞浮雕证明他享有的宫廷，而兔首龙身的谥宝则把这一切收束到一个关于天命与属相的叙事里。

王建从“贼王八”走到“高祖神武圣文孝德明惠皇帝”，这套器物是他留给地下世界的全部说辞。

发掘中还出现过一件不常被提起的东西。

一只铜匣，封口用蜡封死，里面藏着诏书的节录。

诏书的内容没有正式发出，匣内的文字附记了一件事：晋晖的死，以及随之而来的追封。

晋晖是王建早年的同伴，也是开国功臣之一，他的墓在1974年于成都北郊被发现，墓志与史传可以互证。

铜匣里的诏书为什么没有发出，附记为什么留在匣中而没有进入正式的诏令渠道，没有额外的材料可以回答。

它只是在那里，封着蜡，跟着王建一起埋进了永陵。

一个皇帝在生前最后一段时间里写下了一道没有发出的诏书，追封一个先他而去的旧人，然后把诏书封进铜匣，带进了自己的墓室。

这件事本身不需要解释，它只是发生了。

永陵最反常的地方在地面上。

帝王陵通常是向下深掘，在山体或地宫中安置棺椁，然后用封土回填。

永陵的墓室却是建在地表之上的，十四道石券在地面砌筑，然后在其上堆积封土，形成那座直径八十余米、高约十五米的圆形陵台。

墓室没有深入地下，而是“坐”在地面上。

推究其原因，成都平原地下水位高，向下深掘极易渗水，防潮是建造者必须面对的实际问题。

但选择在地表起建，同时也意味着陵墓从一开始就暴露在地面标高的视野里，它没有被大地吞没，而是加高了自己。

一个从底层爬上来的皇帝，把自己的墓也放在了地面之上，封土朝上隆起，墓室朝向南方。

它的反常使它无法彻底消失，后来的人挖防空洞时一镐头就能碰到它的墙壁，原因也在这里。

1943年秋天，发掘仍在继续，日军的飞机依然会来。

出土的石像、玉册和银器被小心包裹，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成都的街头巷尾流传着各种说法，其中一则说是有外国人把文物偷走了。

传言在茶馆和街口被反复讲述，细节越滚越大，但文物实际上一直在考古队和中国机构的控制之下。

真正让发掘中断的，不是空袭，而是一场地方上的骚扰：一个外号“吴边花”的袍哥听说抚琴台挖出了珍宝，纠集了一群地痞赶到现场，逼着考古队交出东西。

工程因此搁浅，直到一年后才重新启动。

郭沫若在重庆听到消息，写下了一段话，说此事如在欧洲学界必当大轰动，可惜中国学术空气稀薄，又在战时，竟不得集数家有权威的学者细细探讨。

1979年，永陵正式对外开放。

此后的博物馆以那座圆形封土为中心，扩展到五万四千平方米，由文物保护区、综合馆和园林保护区三部分构成，现为国家二级博物馆。

棺床上的二十四伎乐浮雕仍然在原位，王建的石像仍然坐在后室石床上，兔首龙身的谥宝被保存在库房与展柜之间，偶尔回到博物馆与观众见面。

当年天成铁路局挖防空洞的土丘西北侧，如今是参观者进入地宫的通道方向。

从通道走进去，经过前室和中室，站在棺床旁边，再穿过一道门进入后室，石像就在那里，面朝着来人的方向，也面朝着整座墓室的中轴线。

1940年秋天那几个工人挖到的青砖墙，就在这条参观路线的某一段墙体里面。

青砖还是青砖，灰浆还是灰浆，只是墙外不再有防空洞的探洞，不再有淤土，不再有警报声。

土丘的封土上长着草，圆形的陵台在成都西郊的地面上隆起，像一个没有说完的句子。

从封土顶上望下去，四周早已是街道和楼房。

但土丘本身没有变，它仍然是那个在地面之上加高了自己的圆形土堆，底下压着一座墓，墓里坐着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