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我叫赵铁柱，今年五十九岁，是去年刚转业回原籍的老兵。说起我这辈子，绕不开一个名字，周文秀。1980年经人介绍我们结的婚，她比我小两岁，是公社里出了名的才女，插队的时候别的姑娘歇工绣花，她蹲在地头看书。婚后第二年，恢复高考后的政策放宽了，她白天挣工分，夜里点着煤油灯啃课本，1982年夏天，一封清华大学的通知书送到了我们那个土坯院里。
全村都沸腾了，可我心里清楚，沸腾过后是什么。她走的那天我送到县汽车站，她攥着我的手说：铁柱，等我毕业，我回来接你。我说好。头两年她还常来信，信里夹着她拍的校园照片。可慢慢地信少了，第四年，我收到的是一封很长很长的信，大意是：她留校了，研究方向在变，两个人的人生已经隔着两千多公里，与其让我在西北等成一声叹息，不如放彼此自由。信末她写：铁柱，对不住，是我先变了，你没变，可我不忍心让你为我困守一辈子。她把离婚协议寄了来，我签了字。战友们都骂她薄情，我没骂，她说的也是实话，我确实守着这片戈壁，她确实去了更远的地方。
签完字那年，我把所有的憋屈都压进了训练场。别人问我怎么不申请调回内地，我说习惯了。一来二去，习惯了二十六年。我带过新兵，修过军械，戈壁滩上的风把我从二十五岁吹到了五十一岁。2008年那阵子，我在部队技术保障岗位干到了副团职，膝下无儿无女，就把连队当成了家。有些夜里风沙大，我睡不着，也会想她如今是什么样子，想着想着就笑了，天各一方的人，想也是白想。
真正见到她，是去年秋天。我办完转业手续，部队安排我们一批老同志去西安做体检，转车时在兰州中转，候车大厅里人山人海。我拎着行李找座位，一抬眼，看见不远处坐着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穿一件深灰色外套，戴着老花镜看材料，身边放着一个贴着“学术交流”标签的箱子。我一眼就认出了她——眉眼没大变，是文秀。鬼使神差地，我在她斜对面坐下了。过了约莫十分钟，她收拾东西起身，经过我面前时忽然停住了，盯着我看了好几秒，声音都变了：铁柱？是你吗？
她这辈子研究了一辈子光学，那天眼睛却像是不够用了。我们就在候车厅的长椅上坐了两个钟头，聊到检票才分开。我才知道，她后来评上了教授，带出一批学生，丈夫早些年病故了，独子在国外。她问我的第一句话是：这些年，你怨过我吗？我说不怨，你在信里说得对，那道坎儿是时代给的，不是谁的心坏了。她听了扭过头去，肩膀微微地抖。临上车她说：铁柱，我退休了，回原籍养老，你的地址留给我。
去年冬天，她真的回来了，就在我们县城的中学做义务科普讲座，讲激光，讲光学遥感，一讲就是一整个冬天。如今我们常来往，多是喝喝茶，说说话，各自讲这四十年是怎么熬过来又走过来的。儿女们劝我们搭伙过日子，我们俩都笑，不置可否。文秀上个月跟我说：铁柱，年轻时我欠你一句谢谢，你放我走，我才走成了今天；老了老了我才懂，我能回来看看你，是这世上最奢侈的事。
我说你这话太文气，听不太懂。她说那我换个说法，我把手伸出去了，你也把手伸出来吧。西北的风吹了一辈子，吹硬了我的骨头，可那天听了这话，我这个老兵，眼眶还是热了。守了二十六年戈壁，我没想到最后守回来的是这么一个结局：故人归来，晚霞正好，两个被岁月磨旧的人，终于可以把往后的日子，慢慢地走，好好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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