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尹锡悦是内乱犯吗？”
韩国国会22号综合监查现场，国民力量党议员李珍淑把这个问题连问了四遍。
问的对象是韩国广播公司社长朴长范。四遍追问，不是没听清，是抓住了一句话不放。
事情的起因，是朴长范早些时候回答在野党议员提问时说过一句“法院的判决正在得出内乱结论”。
这句话被李珍淑抓住了。她把这句话拆开来打：一审虽然判了无期徒刑，但二审还在进行，大法院没出确定判决之前不能把话说死。
一审有判决，二审在进行，大法院还没定。李珍淑的逻辑是，司法程序没走完，结论就不能提前下。朴长范作为广播公司社长，公开说“法院的判决正在得出内乱结论”，等于在判决确定之前把定性说了出去。
朴长范被逼得只能反复说“这不是我能判断的事”。
连问四遍，回回都是这一句。朴长范没有接李珍淑的话头，也没有收回自己之前的说法，用一句“不是我能判断的事”把自己挡在了后面。但这句话挡得住追问，挡不住已经说出去的那句“内乱结论”。
在野党那边立刻接火。
无党派议员崔赫珍当场反问：全斗焕和五一八已经大法院判完了，为什么还传唤他们？
这个反问把话题从尹锡悦拉到了历史判例。全斗焕和五一八的相关案件已经走完大法院程序，传唤他们和尹锡悦案的比较，指向的是司法程序和历史定性之间的关系。
共同民主党议员也跟进，说一个有常识的人都能说清楚这算不算内乱罪。
“有常识的人都能说清楚”，这句话把定性问题从法律程序层面拉到了常识层面。在野党的立场很清楚：这事不用等大法院，常识就能判断。
现场吵成一团。
四遍追问、一句挡回、两个方向的反击，国会监查的现场从质询变成了混战。李珍淑要把结论压在程序里，在野党要把结论拉到常识里，朴长范夹在中间，只能说“不是我能判断的事”。
对朴长范来说，这场追问的难处在于他是广播公司社长。公共媒体的负责人，公开说“法院的判决正在得出内乱结论”，这句话的分量比普通人说重得多。李珍淑追着问，追的就是这个身份和这句话之间的不匹配。
对李珍淑来说，连问四遍是一种施压方式。同一个问题反复抛出去，对方要么正面回答，要么一直躲。朴长范选了躲，但躲本身也会被解读。
对在野党来说，崔赫珍和共同民主党议员的跟进，把战场从一个人的追问扩大到了历史判例和常识判断。全斗焕案已经判完，尹锡悦案还在走，两件事摆在一起，争的是“什么时候能定性”这个程序问题。
监查现场已经吵完，四遍追问已经问完，朴长范的回应也已经说完。接下来要看的，是朴长范那句“内乱结论”会不会被要求收回或澄清，这场监查的争吵会不会延伸到国会之外，以及尹锡悦案的二审和大法院，会给这个定性问题一个什么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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