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国际黑帮用高薪招聘把中国女孩骗到安哥拉强迫卖淫，公安部跨洋出手

声明：本文立足历史事实进行创作，对部分细节、对话做文学化加工处理。

2011年春天，吉林通化的风还带着凉意，一名年轻女子走进当地公安机关，说的事情却不在通化，也不在中国。她被人扣在西非的安哥拉，护照、手机、现金都不在自己手上，每天被逼着接客，账本上的欠款怎么还都还不清。她自称王秋红，是化名。她讲的是自己怎么被“出国工作、收入丰厚”这句话带出国门，又怎么在落地之后失去自由。她讲的还不只是自己一个人的事，跟她一起被关在那边的，还有别的中国女性。她说的地方叫本非噶区，她说的那家会所，叫“中安国际娱乐会所”。

一句求救，牵出一根跨国的线

王秋红是被一份招聘带到安哥拉的。时间大约在2011年3月前后，对方没说那边究竟干什么活，只说是酒店服务、陪侍，或者参与经营，收入比国内干普通工作高一大截。

这套说辞并不高明，却抓人。招聘的人先谈工资，再谈机票和住宿，合同、工作地点、雇主是谁这些真正要紧的问题，一句都不碰。

等飞机落了地，承诺就换了一副面孔。护照、手机、现金被陆续收走，说好的工作变成一笔还不完的欠款，不听话就是打骂。

王秋红后来发现，自己不是孤身一人。用同样的方式被带到安哥拉的，还有别的中国女性，她们被安排在特定的场所，不能随便走动。

有人试过反抗，回敬她们的是恐吓和殴打。

“什么时候能回国？”

“把欠的钱还清再说。”

那笔钱大多不是真债。机票费、食宿费、介绍费，甚至一件衣服，都能被记进账里。人每天被逼着接客，账却始终还不清。

王秋红想办法往外递消息，她通过别人用电脑向国内发出了一条求救信息。内容不复杂，通化警方却从中判断，本地可能牵上了境外拐卖、强迫卖淫的案子。

到这一步，案子的性质就变了。它不再是普通的失联，也不是一般的劳务纠纷，而是中国公民在国外的人身安全出了问题。

那时候的安哥拉，刚结束长期内战没多久。2002年战火停下来，不等于治安问题跟着消失，首都和华人聚集的区域商业活动多了起来，人来人往，也就杂了起来。

人一杂，空子就多。一些犯罪团伙盯上的，正是这些漂洋过海来找活干的人。

本非噶区那家会所的背后

接到案子之后，公安部和通化警方的调查人员，先要弄清三件事：受害者是不是真的被控制，犯罪地点到底在哪儿，涉案的人在当地还有没有别的窝点。

境外办案，光靠一份口供撑不住。通讯记录、资金往来、人员出入、受害者的陈述，证据散在这些地方，得一点一点拼起来。

国内警方还要跟驻外使馆通气，再由当地执法机构依法动手。

2011年10月14日，公安部和通化警方组成的工作组飞往安哥拉。

人到了，工作组没有马上采取大规模行动，而是围着受害者的供述继续核实——人和人之间是什么关系，场所在哪个位置，生意是怎么做的。

线索最后指向本非噶区一带，一家名叫“中安国际娱乐会所”的地方。

从外面看，那里是做华人生意的经营场所。可调查怀疑，非法拘禁、强迫卖淫就发生在里面。

这里有一条必须说清楚的界限：中国的公安机关在外国，没有直接行使当地警察职权的权力。

搜查也好，抓捕也好，都得按安哥拉的法律来，由当地执法部门实施。中国警方能做的是提供线索、核实中国受害者的身份、协助固定证据，推动双方形成配合。

一个国家在另一个国家的土地上，能做的只有配合，不是代劳。

2011年10月25日，安哥拉警方对相关场所采取行动，救出19名中国女性，抓获涉案嫌疑人11名。王秋红就在这19个人当中。

人被救出来，案子并没有就此结束。她们要接受询问、确认身份，还要办回国手续、补办证件，等待后续安置。

对当事人来说，最紧迫的事情只有一件：离开那个曾经把她们关住的地方。

被汽油灼伤的商人张先生

在侦办强迫卖淫案件的同时，警方在安哥拉部分华人聚集区域，还摸到了另一类严重问题：一些以同乡、商贸、娱乐场所作掩护的团伙，长期靠绑架、敲诈和暴力威胁控制他人。

材料里反复出现的“福清帮”，不是一个地域群体的名号。

案子所指的，是一个涉嫌实施多种犯罪活动的团伙。把犯罪行为跟普通侨民、普通商人搅在一起，既不符合事实，也会盖住案子真正的矛盾。

把犯罪说成某个地方的人的毛病，最省事，也最遮丑。

张先生就是受害者之一。2008年前后，他到安哥拉经商。2011年，他遭到绑架和严重伤害，之后还受到汇款威胁。

根据案件材料，他曾被带到偏僻的地方，身体被汽油灼伤，伤情严重。

张先生向警方反映情况时，能够提供的并不只是伤情。涉案人员的姓名、活动地点、车辆、联系方式，他都拿了出来。

就是这些线索，让侦查人员把一起单独的暴力案件，跟一张更大的犯罪网络接上了头。

“他们不只是要钱。”

“还要让别人害怕。”

这句话点出的是境外黑恶势力的一种活法。它们并不满足于抢一次就走，而是要控制信息、制造恐惧，再借助熟人关系和经营场所把摊子铺大。

有人被绑架，有人被勒索，也有人因为害怕报复，从头到尾不敢报案。

从侦查的角度看，强迫卖淫、绑架和敲诈，并不是三件互不相干的事。看人、催债、运送、威胁，可能用的是同一批人；娱乐场所又能遮住人来人往。

端掉一个窝点，往往意味着后面还连着别的联络点。

协议签下之后，行动怎么落地

2011年那次行动过后，涉案线索并没有中断。相反，受害者的证言和张先生的遭遇，让警方对安哥拉境内的这张网看得更完整。

2012年4月25日，中安双方签署维护公共安全合作协议。

这份协议的意思，不是让一国的警察跨过边界去直接执法。

它要建立的是更稳定的案件协查渠道——人员核查、证据移交、嫌疑人控制、受害者保护，都得在双方的法律框架里接上。

时任公安部部长孟建柱与安哥拉内政部门负责人参加了相关合作。

对中国警方来说，高层沟通能少掉地方环节上的阻滞；对安哥拉方面来说，案子也不再只是某处华人场所的治安纠纷，而是涉及跨国有组织犯罪。

中国驻安哥拉大使馆在其中承担着沟通和保护职责。使馆代替不了当地警察办案，却可以协助核实中国公民的情况，联系当地部门，协调受害者回国，为案件推进提供必要支持。

侦查人员面对的限制也很实在。安哥拉警方手里的资源、人员和装备各不相同，部分犯罪窝点散在城市的不同区域，风声稍微走漏，嫌疑人就可能先转移了。

中国警方不能在别人的国土上公开调动武装力量，也不能单方面决定抓捕时间。

所以行动必须做到信息相互验证、任务提前分工、现场统一指挥。谁负责外围警戒，谁负责控制人员，谁负责辨认受害者，事先都要明确。

跨境办案真正的难关，从来不在飞多远，而在证据能不能在两个国家的法律之间站得住。

押回北京的那趟飞机

2012年5月11日，公安部启动针对安哥拉相关犯罪团伙的特别行动。这个日期后来成了行动名称的一部分。

到这个时候，警方掌握的目标已经不再局限于“中安国际娱乐会所”。

艾登花园、“中非大酒店”、“歌厅”，一个又一个地点被列进了名单。

行动部署采用的是分点控制的思路。道理很简单：只查一处，别处的人听见风就散；几处同时动手，彼此之间的通报和转移才有可能被掐断。

准备阶段，侦查人员一遍遍核对名单。一个名字对不对得上真实身份，一个地点还在不在使用，一辆车跟案件有没有关系，都要尽量确认。

跨国行动最忌讳凭印象判断。任何一处出错，受害者都可能再一次暴露在危险里。

2012年8月1日凌晨，安哥拉方面组织力量展开集中行动。

安哥拉出动了总统卫队特警等力量，中国警方与其配合，对多个涉案地点同时实施抓捕和搜查。

这次行动共抓获37名犯罪嫌疑人，并解救出相关受害者。

行动地点分散，参与的人多，现场处置主要依靠当地警察和安保力量完成。中国办案人员的重心，放在案件衔接、人员辨认、证据核对以及中国公民保护上。

“这些人都要带回中国吗？”

怎么处理，得依据案件管辖、证据情况和双方协商的结果，一个一个来。跨国案件不是把人抓住、塞上飞机就能了事。

嫌疑人的身份确认、法律手续、证据移交，一样都不能少。

这次行动重创了安哥拉境内多个涉案窝点，也把一个现实摆到了桌面上：能够浮出水面的受害者，只是其中一部分。

还有多少人曾经被虚假招聘带走，又有多少人因为害怕一直不出声，当时很难马上统计清楚。

2011年11月13日，第一批涉案嫌疑人与获救人员被押解、护送回国。那一次解决的是一个具体场所里的受害者问题，也为后面的侦查攒下了经验。

2012年8月，集中行动结束后，案件进入人员押解、证据整理和国内司法衔接的阶段。

8月25日，相关人员乘机返回北京。

飞机落地并不代表所有工作结束，国内的审查、证据固定和案件审理，还要接着往下走。

王秋红她们回国之后，身份核实、健康检查和询问工作，都要依程序进行。她们既是案件的证人，也是需要被保护的人。

口供怎么问、怎么记，才能既真实完整，又不造成二次伤害，直接关系到案件后续怎么处理。

这起案件之所以受到重视，是因为它同时摊开了三条缠在一起的线：虚假招聘把人带出国，境外的场所借当地环境实施控制，华人黑恶势力再用暴力和恐吓把这张网撑住。

哪一条单独处理，都可能留下新的缺口。

跨境办案也从来不是一句“虽远必诛”就能办成的。报案线索、受害者的冒险求助、国内公安机关的持续侦查、使馆的沟通协调，还有案发国执法力量依法实施行动，缺一样都不行。

2012年8月25日，押解人员抵达北京。安哥拉境内多个窝点已被查处，37名犯罪嫌疑人被带回接受进一步处理。

那些曾经被困在异国的中国女性，终于离开了那个让她们失去自由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