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张作战表，馆长看字迹工整，学生悟精神淬炼，差别在哪？

纪念馆的讲解员注意到，同一个下午，面对同一张泛黄的作战日程表，两位参观者说出了完全不同的话。

王蕊蕊俯身凑近展柜玻璃，看了很久，说：“书写非常工整，记录非常细致。”

陈悦听完讲解后，沉默片刻，说：“这不只是一次参观，更是一场精神淬炼。”

一个是延安大学档案馆校史馆馆长、土生土长的延安人，一个是从广东来的大二学生、第一次踏上吴起这片红色土地。

2026年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这个节点，两人同一天走进升级改造后重新开放的吴起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在同一座馆里看的是同一批展品，但各自的“看”，其实是两套完全不同的路径。

吴起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塔矗立在广场上

王蕊蕊从那张作战日程表里看到了什么

那张表放在“红军长征落脚点”板块的展柜里，纸面泛黄，但笔迹清晰。王蕊蕊注意到的是两个细节：字写得工整，每一天的行军记录写得细致。她当时对记者说了一句话：“这样珍贵的历史档案，经过几十年风雨洗礼能够保存下来，非常不易。”

纪念馆展厅陈列历史图文与珍贵革命文物

这不只是感慨。作为长期做校史档案工作的人，她知道纸质文献的保存有多难——陕北的气候、当年的条件、几十年的辗转，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这张纸都可能已经不在了。能留下来，本身就说明当年有人在极端环境下还在坚持记录、坚持归档。

这些细节对普通游客来说可能一笔带过，但对文博从业者来说，每一笔工整的字迹都是信息。

但她的“看”没有停在展品本身。公开报道里有个容易忽略的细节：她在馆里边走边对照自己负责的延安大学校史馆，思考怎么把人家这套升级逻辑“拿回去”。

吴起纪念馆2025年10月完成升级改造后，总布展2100平方米、六大板块，新增了数字化触屏、全声光电沉浸式演绎场景、VR体验馆。王蕊蕊关注的不是这些设备本身好不好玩，而是它们对年轻受众的实际送达效果——展陈换了新手段，年轻人到底吃不吃这一套。

当天上午在纪念馆广场，她以党支部书记身份现场讲了一堂微党课，讲的是1947年延安大学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马背上办校”的那段历史，她把它和吴起见证的长征胜利做了直接关联。

参观群体在纪念广场面向入党誓词宣誓

对她来说，进馆看的是别人的展陈，脑子里一直转的是怎么把自己学校的校史讲给下一批学生听。

陈悦在VR眼镜里第一次“走”完了长征

陈悦是延安大学大二应用心理学专业的学生，也是校史馆的学生讲解员。来吴起之前，他对长征的全部认知来自课本——知道路线、知道时间节点、知道“切尾巴战役”是长征最后一仗。但课本没告诉他，陕北的十月山风打在脸上是什么感觉。

进馆后他直奔的不是史料展区，而是“切尾巴战役”沉浸式演绎场景和新开放的VR体验馆。声光电还原了红军伏击、分割围歼四个骑兵团的完整战斗过程，戴上VR设备之后，他第一人称“化身”长征队伍里的一名战士。

参观者佩戴VR设备体验长征主题交互项目

这种体验和站在展柜前看文物不一样，文物让人思考，沉浸式体验让人“在场”。

但他和其他普通年轻游客的区别在于，他结合了自己的心理学专业背景去理解这件事。他没有把长征精神当成一个遥远的历史概念，而是从个体意志力、群体信念支撑的角度去拆解——一群人在极端匮乏的条件下为什么没有散掉？

是什么样的心理机制支撑他们把两万五千里走出来？这些问题在课本上找不到对应的段落，但在纪念馆里，文物和数字化场景同时在场的时候，答案开始浮出来。

参观结束后他说了一句话：“新时代青年在学业、未来职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本质上就是属于当代青年需要跨越的‘雪山草地’。”他没有空泛地说“很感动”“很震撼”，而是把长征这条叙事线直接拉到了他自己当下正在面对的事情上。

同一座馆，两代人各自的“红色地图”

升级后的吴起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实际上做了两件事：一面把原始档案、作战日程表、红军锅等实物展品按更严谨的叙事逻辑重新编排，一面新增了数字化触屏、AR技术、沉浸式场景和国内首部获国家电影局虚拟现实电影放映许可证的红色主题大空间VR交互项目《长征·英雄》。

这两个方向恰好对应了两类参观者。

王蕊蕊在原始史料区长时间停留，对照的是自己单位的展陈体系。陈悦在沉浸式场景和VR体验区停留，完成的是从课本知识到精神共情的转化。到2026年10月，这座纪念馆全年累计已经接待了51万人次游客、450余个研学团队。

首次到访的青年大学生，正在成为最核心的增长群体。

王蕊蕊走出纪念馆时，脑子里想的是怎么把校史展陈做得更好，怎么让年轻学生“代入”那段属于延安大学自己的长征——1947年跟着党中央转战陕北，队伍走到哪儿书就驮到哪儿。陈悦走出纪念馆时，想的是自己接下来怎么面对学业里的“雪山草地”。

两代延安人各自从吴起拿走了自己需要的那一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