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志愿军参谋长仅授少将，彭德怀拍桌：他少将我顶多中将

1951年7月10日，朝鲜开城来凤庄的谈判会场。长桌两边，中朝与联合国军代表分坐两侧。

美方代表一入会场，直接把一面联合国旗帜摆上桌，暗含抬高自身地位的用意。中朝这边事先没有准备旗帜，现场短暂陷入僵持。解方后来回忆时留下一句话，“在谈判桌上就是这一点事也不能让步。”

当天下午，一面尺寸比对方更大的朝鲜国旗被送到谈判室内。

对方想要在器物规格上面压人，那就在对等这件事上寸步不让。

这个解方是什么来历，一名从东北小城走出来的军人，何以坐到这场举世瞩目的谈判桌前，今天来聊下这个事情。

解方原名解如川，1908年11月，出生在吉林东丰县小四平镇。那处地方地处偏远，距离奉天很远，当地生活条件艰苦。他在奉天第三高等中学读书，和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是同班同学。张学铭十分赏识他的才思，邀约他一同远赴日本求学。

赴日之后，先进入成城学校补习日语，之后考上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期步兵科。这所军校有硬性规定，新生入学之前，必须下到日军部队完成实习。解如川被分派到第三师团第六联队。

1928年济南惨案爆发，日军进入山东，残害大量普通中国民众。他所在的联队接到调令，准备开赴中国山东参战。解如川不愿跟着部队调转枪口对付本国同胞，宁可退学也不肯服从调遣。按照军校的规矩，这样的行为要被除名，靠着张学良出面斡旋，才得以保留学籍。1930年，他完成学业回到国内。

归国之后，解如川进入东北军任职。拿到的第一个实职，是天津保安总队总队长。1931年天津事变，土肥原贤二指挥日军分多路进攻天津市政府与警察局。

解方带领保安总队依托简陋工事顽强阻击，打退日军的进攻。日方之后向外施压，逼迫当局将他撤换，他就此离职离开岗位。

1935年，地下党员苗浡然找到他，二人多次深谈。剖析国民党内部积弊，给他讲另外一条救国道路。解如川在日本留过学，又长期身在东北军，九一八事变之后，几十万东北军背负骂名退入关内，这些景象他全都看在眼里。1936年4月，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这一刻起，他开始承担地下潜伏工作。明面上依旧是东北军军官，私下负责情报传递与联络对接。张学良经历九一八事变之后内心郁结，也希望寻找到打回东北的出路，主动和共产党方面接触。张学良委派解如川充当联络员，对接延安，和周恩来建立联系。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扣押蒋介石。

远在兰州的部队也要同步采取行动，解方接到张学良发来的密电，转交给五十一军参谋长刘忠干，协同落实军事部署，消解西安方面的后方隐患。

四年潜伏工作，风险时刻伴随。1940年，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地下工委遭到破坏，部分人员被捕、叛变，解方的身份彻底暴露，只能紧急撤离。穿越一道道封锁线，躲避沿途盘查，辗转千里，1941年终于抵达延安。

毛主席、周恩来亲自接见了他。因为名字读音，不少人戏称他“解放同志”。毛主席提议，不要再叫解如川、解沛然，就改名解方。自此之后，这个名字一直沿用下来。

1950年10月，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彭德怀出任司令员。

组建志愿军司令部的时候，参谋长人选摆在台面上。这个岗位有特殊现实要求，后续大概率要开启停战谈判，人选需要懂外语，熟悉国际层面博弈规则。

整个志愿军系统，符合条件的人选并不多，彭德怀点将，敲定了解方。

解方熟练掌握日语，英语也可以阅读沟通，完整接受过日本军校的军事教育，又有多年地下情报工作历练，对于对外博弈并不陌生。

入朝之后，前五场战役的作战计划，每一份都经过他的梳理打磨。第一次战役，把敌人从鸭绿江边击退。第二次战役歼敌三万多人，收复平壤。第三次战役部队越过三八线。五轮连续作战，逼迫美方坐到谈判桌前来。

1951年5月，解方回到中南海汇报前线实际战况。这次谈话中间，毛主席提出“零敲牛皮糖”的作战思路，不再追求大规模歼灭，集中力量打小规模歼灭战。这套战术构想，就是在听取解方带回的一线实际情况之后逐步成型的。

往后两年的开城谈判，真正让解方被世人熟知。

军事分界线划定、机场修建权限、战俘遣返，每一项议题，都是艰难的拉锯。

美方习惯使用拖延、言语挑衅、单方面宣布休会，同时配合前线施加军事压力。解方的应对方式，便是冷静自持，摆事实讲道理，逐条驳斥对方的说辞，不会轻易退让底线。部队内部还给了他一个外号，“解铁嘴”。

这份谈判上的口才，并不是到朝鲜才练就。早年还在东北军时期，他奉命前去游说李宗仁、白崇禧，推动各方联合起来抗日反蒋，确实起到说服效果。能打动两位阅历很深的地方军阀，足以看出他交涉的能力。

1953年7月27日上午10点，南日大将、哈里逊中将，在九本朝鲜停战协定文本上面签字。10点10分，签字仪式结束，当晚22点，全线正式停火。耗时两年多的谈判就此画上句号，解方是中朝代表团核心成员之一。

1955年全军开启大规模授衔，上千名军队干部重新核定军衔等级。评定结果传出，有人告诉彭德怀，解方定为少将。彭德怀心里很难接受，去找负责评衔工作的罗荣桓核实，确认之后说出一句很重的话，“解方是少将，那我这个司令员，顶多算个中将。”。

从职务来讲，解方属于准兵团级。兵团司令员大多授上将或者中将，军长、政委很多也是中将，作为上级司令部的参谋长，军衔反而低于不少下属。秦基伟后来授上将，梁兴初授中将，名义上的上级参谋长，肩上的将星比二人更少。

但评衔委员会有着一套刚性标准，三道现实门槛摆在面前。

1、入党资历。解方1936年4月入党。能够授予中将及以上军衔的干部，绝大多数土地革命时期就已经入党，亲身走过长征。解方那几年潜伏在东北军内部，工作价值毋庸置疑，但缺少红军、长征阶段履历，在评衔体系里面要扣掉不少分数。2、岗位履历。他长期担任各类参谋长，很少独当一面出任一线军事主官。三五八旅参谋长、吕梁军区参谋长、东北民主联军副参谋长、四野十二兵团参谋长、志愿军参谋长。职务不断提升，岗位始终是参谋长。1955年授衔规则没有白纸黑字写明，但实际评定更偏向一线主官。
3、出身名额。东北军起义过来的将领，吕正操已经授上将，万毅定为中将。两个高配名额已经用完。如果再给解方授予中将，东北军出身将领，上将、中将、少将三级全部占住，其他各个山头的部队会有意见。评衔小组宁可委屈解方，也要顾及全军的平衡问题。

多重因素叠加，解方最终被授予少将军衔，在1955年798位少将名单当中排在第一位。军史流传一句说法，粟裕镇大将，萧克镇上将，解方镇少将。

也有人调侃，他在旧东北军时期就拿过少将，新中国授衔依旧是少将，兜兜转转，人称“双料少将”。听到这类玩笑，解方只是一笑置之。地下潜伏的四年，随时有丢掉性命的风险。板门店谈判两年，依靠头脑和口舌坚守立场。这些经历，不是几颗将星可以简单衡量。

1984年4月9日，解方在北京病逝，终年76岁。他没有等到1988年军队恢复军衔制。2010年，解方纪念馆，在吉林辽源东丰县小四平镇建成对外开放，占地1000平方米。馆区北侧矗立三米高的将军塑像，背靠五朵莲花山，塑像面朝北京。

我觉得，授衔表格统计的，更多是党龄、履历、派系平衡，很难完全衡量一个人在关键岗位上面扛下来的重量。

对此，你们有什么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