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女孩巴特曼：生前拥有奇特身材，曾供欧洲人观赏，死后被制成标本

2002年3月6日，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了一部法律。这部法律的内容只有一件事，把一具非洲女性的遗骸归还给南非。

为一个已经死了快两百年的人单独立法，在法国的立法史上找不到第二例。

她叫萨拉·巴特曼，活着的时候被关在伦敦和巴黎的屋子里当动物展览，死了以后被解剖、做成标本，在博物馆的展柜里又站了一百多年。

法国为什么要为一个人单独立法。

因为不立这部法，她的骨架和那几个装器官的玻璃瓶就出不了博物馆的门。

法国博物馆的藏品归国家所有，法律规定不得转让。要还，就得改法律。

南非从1994年曼德拉当选总统之后就正式提出了归还要求，法国那边拖了八年。拖的理由不复杂，博物馆怕开了这个口子，别的国家也会排着队来要东西。最后解决方案就是单独立法，只针对巴特曼这一例。

一个国家为一个人的遗骸修改法律，这件事的分量比任何悼词都重。它等于承认了一件事：当年把她弄进博物馆，本身就错了。

我之所以从这个法律切口进，是因为巴特曼的故事被讲了很多遍，大多从她的苦难讲起。可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是法国这八年拖的过程。拖，说明法国知道理亏。单独立法，说明它也知道这笔账欠得太久。

一个曾经解剖她、展览她、把她当科研材料的国家，最后得靠立法才能把她还回去。

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对那段历史的一次迟到的审判。

巴特曼1789年生在南非东开普地区一个科伊科伊人牧民家庭。科伊科伊人旧时被欧洲人叫霍屯督人，不少女性臀部和腿部脂肪天生发达，医学上叫脂臀，是长期适应环境形成的生理特征。

在当地人眼里这很正常，甚至被看作健康富态。

她父亲早逝，家里接连变故，亲人离散。孤苦无依的姑娘只能去白人农庄当佣人，起早贪黑挣口饭吃。

1810年她21岁，主人亨德里克·塞扎尔搭上一个英国船医威廉·邓洛普，两人一合计打起了她的主意。他们说英国遍地是黄金，你只要站一站让人看一看就能挣大钱，攒够了钱还能风风光光回老家。

萨拉信了，跟着两个男人登上了开往伦敦的船。后来的历史学家考证，当年把她带出南非本身就涉嫌违法，她没签过任何合同，也没得到过任何保障。

到了伦敦，两个人给她起了个艺名，叫霍屯督的维纳斯。

维纳斯在西方神话里是爱与美的女神，给一个被展览的非洲女人安上这个名字，表面是赞美，骨子里全是嘲弄。

1810年秋天，伦敦皮卡迪利大街上出现了一个活展览。一间屋子，正中站着皮肤黝黑的非洲女人，被要求转着圈供人从头发梢看到脚底板。门票两先令一张，有人想伸手摸一摸还得另外加钱。

观众像逛动物园一样涌进来，指指点点嘻嘻哈哈。有人说她是半人半兽，是退化的人类。报纸印她的画像，小贩拿她的模样做画片卖钱。

这场闹剧持续了大约四年。

当时英国正掀起反对奴隶制的浪潮，一些废奴人士盯上了这场展览，认为这姑娘是被拐骗来的，把她告上了法庭。

法官派人来问她，萨拉说自己自愿。

她是自愿的吗。历史记载，被盘问前她已经被人反复敲打过，只有咬死说自愿才能继续有口饭吃。她语言不通，举目无亲，还牵挂着远方的家人。

她怕自己说错话连累家乡的亲人。一个被捏在手心里的女人，哪有说不的胆量。官司输了，展览照旧。

1814年9月她被带到巴黎。巴黎的日子比伦敦更冷。她照样被关起来展览，照样被人围观。不同的是围着她的人里多了些穿白大褂的科学家，有人拿尺子量她的腰身，有人给她做石膏像，还有人把她写进论文当作非洲人低人一等的证据。展览赚的钱全进了两个男人的口袋，萨拉自己越来越穷，越来越落魄。她语言不通，无亲无故，还染上了酒瘾。

26岁，本该是女人最好的年纪，她却在异国他乡被折腾得不成人样。1815年底她病倒了，在巴黎的出租屋里咽了气。有人说她死于天花，有人说死于肺炎，有人说死于长期酗酒。

她以为死了就能解脱。她想错了。法国博物学家居维叶得到了她的遗体。居维叶是当时欧洲科学界的风云人物，被称作比较解剖学之父。

他没有把萨拉安葬，而是把她摆上了解剖台。

取下骨架制成标本，取下大脑和身体器官装进玻璃瓶。几样东西连同石膏模型一起被送进巴黎人类博物馆，编号陈列。居维叶在论文里洋洋洒洒分析萨拉的奇特，把她当作文明对野蛮的证据。

我写到这儿的时候一直在想居维叶。他当时大概真觉得自己在做科学。量尺寸、做石膏、解剖器官，每一步都符合那个时代的学术规范。可这套规范本身是建在一个前提上的，就是把一个非洲女人先定义成标本，再定义成人。

这个顺序一旦颠倒过来，后面所有的测量、分析、论文，都只是在给一个错误的前提做注脚。两百年后回头看，居维叶那套科学结论被批成了最荒唐的偏见。可当年没有人觉得荒唐。观众换了一拨又一拨，学生来了一代又一代，谁也不知道展柜里站着的曾经是个会笑会怕想家的姑娘。直到上世纪70年代迫于舆论压力，她的骨架才被撤下展台收进库房。

1994年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制度，曼德拉当选总统，新政府成立不久就正式向法国提出归还遗骸。

2002年5月萨拉的遗骸登上了回南非的飞机。从她客死巴黎到遗骸归乡，整整过去了一百八十多年。

2002年8月9日南非妇女节，在东开普省汉基村附近的山坡上举行了一场葬礼。萨拉的遗骸被放入棺木，按她族人的传统礼仪下葬。她安息的山坡叫集会山，正对着她出生的加姆图斯河谷。

南非政府后来宣布她的墓地为国家遗产地，立碑纪念。碑文写得明白，萨拉·巴特曼的归来与安葬，代表被践踏的尊严被还了回来。

我回头看这一百八十多年，觉得最刺人的不是她受过的苦。

是她被剥夺“人”这个身份的方式太系统了。先是合同没有，然后名字被换成艺名，然后身体被当成展品，然后死后被当成标本，最后连遗骸都成了博物馆的藏品编号。

每一步都有法律、科学、商业在背后撑着，每一步都显得合情合理。要把她从这一层一层的定义里捞出来，靠的不是某一个人的良心发现，是南非政府出面谈了好几年，是法国专门立了一部法。

一个普通非洲女人的遗骸回家，动用了两个国家的最高立法程序。这个代价本身就说明，当年把她变成标本的那套东西有多重。

萨拉活着的时候想回家，没回成。

死了将近两百年，才等来一个国家替她开口。法国那部只针对她一人的法律，与其说是在归还遗骸，不如说是在归还一个早就该还给她的身份。

她不是一个标本编号，不是一个维纳斯，不是一个科学证据。她是一个南非牧民家庭的姑娘，想攒够钱回老家过日子。这句话迟到了两百年，写在法国的法律条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