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庄正华：我与赵清阁先生的一段交往

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上观新闻）

2026年10月25日星期天夜光杯/记忆

感念前辈勉励点拨，一段忘年交留存心底，成为岁月里珍贵的记忆。

初见先生

1986年春，为筹备拟于下半年召开的“全国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时任文化部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靳静带我到上海出差。有一天，在巨鹿路上海市文化局办完公事后，她说：“走，我带你去见一位大作家。”

我从小就梦想当作家，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作家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以及当代著名作家王蒙、丁玲、杨沫、柳青等，崇拜得五体投地。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后，憧憬着一只脚已踏入作家行列，没想到大学毕业分配到文化部办公厅简报组（因国务院机构改革，先后改为办公厅调研处、文化部政策研究室），参加各种会议、整理简报，或随室领导到全国各地搞调研，回京后撰写调研报告，供部党组参考、决策。眼看作家梦越来越遥远，心里憋屈、苦闷极了。因此，当靳静主任说要带我见一位大作家，心里甭提有多高兴了。没想到，临近长乐路一栋灰色的楼房时她压低声音说了一番话，这番话在当时的认知里，让我下意识想要找借口推脱。可靳静已经敲开二层的房门，开门的是一位皮肤白皙，说着一口普通话，态度和蔼可亲的上海老太太，这便是我对赵清阁先生的第一印象。至于她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与茅盾、巴金、冰心、老舍等文坛名家交游往还的声望，是我回京查阅资料之后才充分知晓。

晚年赵清阁（网络图）

趁靳静主任与赵清阁先生聊天的机会，我环视了一下整个房间简陋的布置和家具。墙上挂着茅盾先生一幅书轴，抬头写着“清阁大妹子”。当年上海居民家庭流行的五斗柜上，摆放着许多赵清阁先生与邓颖超等领导同志以及文艺界知名人士合影的小相框。我也从最初的犹豫进门，到对眼前这位年轻时一定很漂亮的老太太充满了好奇。至于一上午靳静主任与赵清阁先生聊了些什么，我都记不清了。只记得闲谈之间，感觉先生性情率真，敢于直抒己见。

转眼快到中午12点，靳静主任和我正想起身告辞。赵清阁先生说：“靳静，吃了午饭再走吧！我都准备好了。”按照上海人的习俗，到亲戚朋友家吃饭手里总要拎点东西，但我们一点礼物都没准备，留下吃饭有些不好意思。正犹豫不决时，伴随赵清阁先生后半生的吴阿姨已把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子。就这样，我们一边吃饭，一边聊天，我与赵清阁先生的陌生感随着满屋子的香味慢慢烟消云散了。

吃完午饭，与赵清阁先生告辞后，走在冷冷清清的长乐路上，靳静主任突然说：“小庄，你不是上海人吗？回家探亲时，有空多往赵清阁家走走。”这与我想的不谋而合，但那时我对赵清阁先生一点都不了解。

赵清阁《太湖素描》手稿（作于1985年6月，同年7月3日刊发于《新民晚报·夜光杯》）（网络图）

迟到的了解

回京之后，我翻阅资料，系统了解先生的人生轨迹。

赵清阁1914年出生于河南信阳，5岁丧母，15岁那年因反对父亲包办婚姻而离家赴开封求学，后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主攻西画，兼学音乐、乐理。毕业后任上海女子书店总编辑。1938年后，主编武汉汉口《弹花》文艺月刊、四川成都“中西文艺丛书”，曾任上海戏专教师、上海《神州日报》副刊主编。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上海电影制片厂编剧、上海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等职。

赵清阁1935年出版短篇小说集《旱》。此后数十年间，虽体弱多病，依旧笔耕不辍。她于小说、散文、话剧剧本、电影文学剧本、文艺理论、古典文学改编以及绘画领域，均取得不俗成就。尤其是根据古典文学改编的《杜丽娘》《红楼梦话剧集》等，堪称其创作中的珍品，是中国现代文坛一位才华独特的女作家。

《弹花》（资料图）

赵清阁也是现代文学史上成就突出的女性编辑。抗战时期，她主编《妇女文化》《弹花》等刊物，编有 “弹花文艺丛书”、《无题集：现代中国女作家小说专集》等。其中《弹花》是全面抗战爆发后武汉诞生的第一份抗日文艺专刊，创刊号刊发了她创作的剧本《把枪尖瞄准了敌人》。第二期登载郭沫若讲稿《女子是人类〈好的一半〉》、应云卫论文《战斗的戏剧》、锡金诗作《伟大的开始》、吕骥《军火船插曲》等。丁玲、左明、安娥、穆木天、王莹等众多文艺界人士纷纷撰稿，刊物号召民众奋起抗争，鼓舞广大妇女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凭借这些进步文艺工作经历，赵清阁为革命文艺事业做了不少有益工作，因此受到周恩来的关注。1957年4月底，周恩来到上海召开电影工作者座谈会。总理步入会场，见到白杨、赵丹、张骏祥等人均已到会，便问起赵清阁为何未出席。承办单位解释，因当天是星期日，来不及通知她。第二年，周恩来再来上海召开文艺界座谈会，见到赵清阁便热情握手，关切询问她的身体。赵清阁答身体依旧欠佳。总理叮嘱她：“要多多注意健康，努力创作，有什么问题写信给我。”

邓颖超与赵清阁相识稍晚，二人却结下深厚情谊。1979年4月，赵清阁赴北京参加田汉追悼会，邓颖超约她到家中长谈。据赵清阁回忆，邓颖超告诉她，总理病重期间曾两次提起她，听罢，赵清阁备受感动，失声痛哭。1982年10月，邓颖超致信赵清阁：“你的一生经历了坎坷、曲折、不平静的内外严峻的考验。你有舍己为人的品德，个人辛酸痛苦的长期折磨，我深为同情。你是一位‘孤’立自强、勤奋不息的战斗的革命女性，尤为可贵的是老而弥坚！” 这段话，可以说是对赵清阁不平凡一生的最好注释。

赵清阁签赠本（作者供图）

点滴相助

自从第一次见到赵清阁先生，以后每次回上海探亲或出差路过上海，我都会抽时间去看望她，也在先生家吃过饭。后来上海市委宣传部为了照顾赵清阁先生的生活，在淮海西路高安路给她调换了一套面积稍大的单元房。相处日久，我慢慢读懂了她一生的坎坷际遇。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战火连天，民生动荡，先生与相知之人萌生情愫，奈何现实重重羁绊，对方难以冲破既有处境，最终赵清阁先生选择终身未婚，无儿无女，自 1965 年后便与吴阿姨相依相伴，独自走过漫漫余生。这份命运的无奈，令我十分同情。

赵清阁先生给我的印象是人特别善良，与周围邻居相处得也非常融洽。有一次我去拜访先生，进了大门忘了具体楼层和房号，问迎面过来的一位年轻人：“请问赵清阁先生住哪个房间？”年轻人“喔”的一声：“作家啊！”然后告知我几层和房间号。那个年代尚无快递，报刊信件统一放在传达室。先生邮件繁多，邻里取件时见到她的书信包裹，总会顺手代为送到家门口。先生每每致谢，还常会邀约邻居进门小坐闲谈，邻里之间彼此照拂，暖意融融，这些情景都是我登门时亲眼所见。

念及先生膝下无子女，生活上遇到难事总会需要人帮忙，我特别想为先生做些实事。有一次，先生托我问问中国戏剧出版社，能否赠送她一册《田汉诗集》，因为诗集中有她提供的诗篇，上海买不到。因我此前借调文化部纪委，常和各大出版社打交道，回京后便立刻致电出版社沟通。中间几经催促，直到先生来信告知已经收到诗集，我才放下心来。

赵清阁签赠本（作者供图）

还有一次，我问先生下次我从北京回上海给你带些什么东西？先生想了想说，她想吃北海公园仿膳的豌豆黄。当时，改革开放才六七年，北京的物资供应虽有起色，但远未达到现在的那么丰富。我起了个大早，到北海公园仿膳餐厅买了满满一饭盒豌豆黄，又坐了14个多小时北京至上海的直达车，送到先生家。先生尝了尝说：“已经没有以前的那个味道了。”

见先生家挂着的茅盾先生赠送的书轴因年代久远上面沾满了灰尘，我主动提出要给这幅字配镜框，先生同意了。当时，上海正兴做镜框热。但由于受材料限制，镜框面普遍采用3毫米厚的玻璃，所以做出来的镜框很重。我从浦东摆渡到浦西，又换了两趟公交车，才把镶有茅盾先生真迹的镜框送到先生家。虽然很累，但心里很高兴，我又为先生做了件实事。我甚至想，按当年的政策我四年才有一次探亲假。虽然原单位老同志尽可能将苏浙一带的出差任务让给我，但保证不了每年能回一次上海，有些鞭长莫及、力不从心。而我家兄弟姐妹4个，除我在北京其余三人均在上海。如果让他们搭把手不是更好吗？然而先生在信中表示感谢外，一次没有麻烦过我兄弟姐妹。

赵清阁与作者通信（作者供图）

长者勉励

我为先生做的都是一些不足挂齿的小事，然而，先生对我的教诲、对我的帮助，让我终身受益。先生一共给我回过几次信，还赠送我一本她新出版的《红楼梦话剧集》，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一个青年人的关心与厚爱。她点拨我，即使像鲁迅、巴金、茅盾、郭沫若这样的大作家，也不是一开始就成作家的；鼓励我，要多读书、勤写作、随时随地观察生活，注意人情世态，将来一定会做出成绩的。

遗憾的是，由于后来我忙工作忙小家庭等原因，慢慢与先生失去了联系。直到2000年底，我从《文汇报》上获悉，先生已于一年前即1999年11月27日在上海华东医院病逝，走完了85岁的人生。我非常后悔，责怪自己倘若腿脚勤快一些，多给先生写写信，多听听先生的教诲和指点；多往先生家跑跑，给先生带去些欢乐，该有多好啊！然而，这一切已成为历史，只有遗憾和后悔。

赵清阁与作者通信（作者供图）

先生虽然远去，但当年的谆谆告诫，我始终不敢忘怀。我谨记她对工作、对写作两方面的期许，努力不辜负一位前辈长者的善意与鼓励。在文化部二十载工作历程里，从普通办事员一步步成长为基层领导干部。我终究没能实现年少时的理想，成为一名作家，但没有放下笔墨，始终坚持业余文学与理论写作。读书观察、动笔思考，早已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

岁月流转，先生辞世已经多年。世间人事几番变迁，长乐路的旧居早已物是人非，但先生的音容笑貌，她坎坷不屈的人生，待人宽厚的品性，还有那些书信里恳切温热的劝勉，一直深深镌刻在我的记忆之中。回望这一段忘年之交，于我而言是人生一笔宝贵的财富，时常回想，依旧心生感念。

赵清阁与作者通信（作者供图）

原标题：《记忆｜庄正华：我与赵清阁先生的一段交往》

栏目编辑：郭影 文字编辑：殷健灵 金晶

来源：作者：庄正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