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游商帮的经商方略 || 八坡一夫 【12月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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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八坡一夫（北京）

　　龙游商帮，是中国古代十大商帮之一。何谓龙游商帮？它是指浙江衢州府所属的龙游、常山、西安（现在称衢县）、开化和江山五县商人构成的商人集团，尤以龙游商人为最多，经商手段也最为高明，故冠以龙游商帮之称。

　　龙游商帮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它起源于南宋，活跃于明朝中下叶，鼎盛于清朝乾隆年间。在南宋，借助于官府修筑的杭州至湘赣官道，尤其在龙游和寿昌交界的梅岭关入龙游境处，这本来是为了方便同长江沿岸抗金前线的联系，但却成为龙游商人经商的干道。龙游商人借此道将木材运送到杭州销售，赚取钱财。当然，也有一些龙游商人远赴浙江其他地区或省外行贾，扩大了经商的地盘。从明朝开始，龙游商人逐渐远离龙游之境，四处闯荡。不仅向中原挺进，而且远赴边关，漂洋过海，大有“遍地龙游”去淘金的态势。到了清朝，许多龙游商人将经商所赚的资金，用来购买土地或者经营典当、借贷业，以求有稳定的收入来源。

　　龙游商帮的经商领域是逐步扩大并形成的。起初是利用当地山林竹木等丰富的自然资源，后逐步扩大到山货、纸张、刻印、贩书、古董、珠宝、农业屯垦、长途贩运、矿山冶炼等。从经营的造纸业看，以龙游溪口镇作为造纸和纸张贸易中心，以作坊或龙游北乡古商道场形式生产，自产自销，具有若干商业资本与产业资本相结合的生产方式，远销江苏、浙江一带。从经营的山货业看，主要有当地生产的木、竹、茶、油漆、烟。据载，主要销往全国各地，有许多山货还销往东南亚各国。从经营的珠宝业看，史料载：“龙游商贾，其所贾多明珠、翠羽、宝石、猫眼类软物”，说明龙游之地，珠宝居多。从经营的矿冶业看，在顾炎武所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就有这样的叙述，“有龙游人祝十八，聚矿工有数百人，在平洋铜塘、吴村一带从事矿冶。”龙游商人敢于吃苦、敢于冒险，这是他们获得成功的一大特点。从经营的刻印贩书业看，由于龙游的自然环境造就了纸木较多、刻印书籍者的人士较多，传统的文化又使许多文人学士放下架子，从事于刻印贩书业，以此谋生和聚财。据史书记载，这些从事刻印贩书者主要活动在浙江、江苏、河北、山东及京师一带。从丝绸棉布贸易看，以龙游县城百年老店姜益大广货店为代表，远销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一带。从边贸和海外贸易看，一些龙游商人远到云南姚安地区垦荒经商，货物远销缅甸、印度等国。

　　龙游商帮之所以能逐步做大做强，寻觅它的发展轨迹，其经商方略可归纳为四：

　　一曰：以信取胜。龙游商帮，以诚信作为经商从贾的道德规范，主张“财自道生，利缘义取”“以儒术饰贾事”，从而获得了成功。比如，有史书记载，龙游商人傅家来开立了傅立宗纸号，该商人视产品质量为企业的立身之本和生命之源，精益求精，所造之纸，质地精良，且比同行出产的同一件纸号要重得多。该商人还从把握造纸生产流程每个环节入手，严格检验，每件打标，次品封存，绝不销售，赢得了客户的信赖，历久不衰。还有龙游商人姜益大，以信义为基，薄利多销，童叟无欺，令人称赞。

　　二曰：敢为人先。有关史料记载，在明朝龙游商人“挟资以出守为恒业，即秦、晋、蜀、滇，万里视若比邻，俗有遍地龙游之谚”。龙游商人许多都是干着长途贩销的买卖，“多向天涯海角，远行商贾”。不仅活跃在大江南北的浙、苏、皖、赣、闽、粤、湘、鄂、京、晋等地，而且还深入到西北西南的滇、黔、陕、甘等偏远地带。龙游商帮的这种不畏艰辛、不恋故土、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可与“钻天洞庭”的洞庭商帮、“无徽不成商”的徽州商帮媲美，并形成了独特的经商风格。

　　三曰：海纳百川。史书记载，由于龙游商帮的遍地足迹和独特魅力，吸引了许多优秀商贾挺进龙游经商，并寓居于龙游。各地商人将自己的许多经商精华都带入了龙游商帮之中，从而也推进了龙游商帮的快速发展。比如江西商人周学锦，在清朝康熙年间从江西抚州经商至龙游，最后也定居于此。徽商程廷柱等人在清朝康熙年间也曾带人在龙游经营田庄、典当业和盐业。福建商人戴冯氏、黄敬斋、池明英等也都不同程度在龙游经商。在清朝末年，有来自江西、福建、安徽以及浙江辖区内的各地商人经商。龙游商人的可贵之处在于：不排斥外地商帮对本商帮的渗透，并且能够友好相处，相互传经送宝，极大地促进了龙游商帮的文化传承。

　　四曰：贾而好儒。在探寻古代商帮的儒商文化中发现，龙游商帮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有着较高的儒学文化水准，很多商人都与文人墨客结交。明代龙游商人胡贸、童佩，与一代名士归有光、王世贞成莫逆之交；还有明时期与唐伯虎、文征明齐名的一代名士李维桢，专为龙游商人李汝衡立传，题为《赠李汝衡序》。龙游商人之所以能与这些清高自许的名士结交，不是光有钱财才能决定的，更重要的是这些商人与儒家学派的气质苟同，所以龙游商帮才能够成就一个个商业奇迹。笔者以为，这种贾儒结合，正是当今社会我们经商办企业也需要传承的重要文化要素之一。

　　【编后荐评】

　　这篇商帮文化随笔以龙游商帮为轴，从源流、领域写到四大方略，条理清晰而史料扎实。作者善以例证立论：傅立宗纸号“次品封存，绝不销售”见诚信之实，祝十八聚矿工数百人见敢闯之勇，李维桢为李汝衡立传见贾儒之交，皆不空谈而自有说服力。文中引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归有光王世贞交游等，材料翔实而不堆砌。全篇由史入论，由论及今，最终落在“贾儒结合”的传承价值，是一篇有根底、有现实关怀的商帮研究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