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中国｜从长江中游考古看中华文明交融之路

本文转自：人民网

何以中国｜从长江中游考古看中华文明交融之路

——专访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勤

人民网记者 陈星星 韦衍行

“追问‘何以长江’，正是探寻‘何以中国’。”近日，在“何以中国·当惊世界殊”网络主题宣传活动现场，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勤讲述了长江的故事，一条大江的文明脉络变得清晰可感。方勤表示，地处长江中游的湖北，上连巴蜀、下接吴越，是观察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关键窗口。

人民网：长江地区的文明探源工作有何新进展？

方勤：长江地区文明探源工作的新进展，可以从三个时间尺度来看。在百万年人类史方面，我们对湖北学堂梁子遗址“郧县人”3号头骨的研究持续深化。这具距今约100万年的头骨，是迄今欧亚内陆同时代最完好的古人类头骨化石。围绕它开展的环境地质、伴生动植物研究，以及手斧、手镐等阿舍利技术石器研究不断深入，东亚直立人的生存图景正被更完整地复原。

在一万年文化史方面，浙江仙居下汤遗址的发掘，把上山文化的认识推向深入。遗址完整跨越上山、跨湖桥、河姆渡、好川文化四个阶段，延续5000多年，是我国万年文化独立起源、绵延发展的生动范例。发现的3座高等级墓葬，每座墓葬都有20多件随葬的陶器，这反映出早期稻作社会已经开始分化。

在五千多年文明史方面，江苏无锡斗山遗址发现距今约6000年的马家浜文化城址，是目前长江下游已知最早的史前古城，与中游的湖南城头山古城大致同期，进一步丰富了长江流域古城的起源图景与空间布局。

人民网：长江中游地区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有着怎样的独特贡献？

方勤：长江中游地区上连巴蜀、下接吴越，北望中原，既连通东西，更体现南北交融。重庆巫山龙骨坡遗址留存200多万年前的人工石器，是长江流域百万年人类史的标志；地处长江中游的湖北，拥有距今约200万年的建始人、约100万年的郧县人等，接续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形成完整的发展序列。三星堆遗址也并非凭空出现，它与湖北盘龙城、石家河遗址在器物纹样、造型上往来密切，证明长江上、中、下游自古就连成一体。

青铜时代的关键概念是“金道锡行”，指古代运送铜、锡资源的通道。2600多年前，南方铜料从铜绿山等矿区出发，经汉水、随枣走廊向北输送至中原。这条通道串联起多处重要遗址，成为长江与黄河文明交流的重要枢纽，推动技术、人才与文化双向流动，彰显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特质。

人民网：这一地区有哪些考古发现，改变了“青铜文明不过长江”的传统认识？

方勤：湖北盘龙城、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湖南铜器群等考古发现，改变了“青铜文明不过长江”的认识。青铜时代的中心仍在以郑州、安阳殷墟为代表的中原，但长江、黄河两大流域始终相互交流、共同构建中华文明。

史前时期，石家河文化的城址、水利、玉器和陶塑所承载的文化元素汇入中华文明，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湖北出土的战国楚简显示，长江中游的楚地同时流传着儒家思想、来自中原的《诗经》与源自长江流域的老子思想。这说明长江地区吸纳中原文化，又发展本土思想，形成双向交融。长江文明还孕育了屈原的楚辞，突破《诗经》以四言为主的体例，创造出新的文学体裁，深刻影响汉赋，这是长江文明为中国文学作出的巨大贡献。

人民网：读懂长江文明，离不开一个在史书中鲜少被提及的诸侯国——曾国。曾国考古为何被称为“考古补史”的典型？

方勤：曾国历史在传世文献中记载极少，长期存在史实空白。曾国最早因苏家垄出土的曾仲斿父铜器进入世人视野，曾侯乙墓的发掘更令学界震惊。历史学家李学勤曾提出“曾国即随国”的论断，也由此引出曾、随是否为同一诸侯国的学术谜题。

从叶家山、郭家庙、苏家垄到枣树林，考古发掘层层推进，依靠带铭文青铜器等地下实物资料，确认曾国为姬姓、南宫括后裔，梳理出曾侯絴白、曾伯桼等国君世系，完整还原曾国700多年历史。同时，曾国也是古代“金道锡行”的重要交通枢纽，在南北资源互通、文化交融中发挥关键作用。

史书未记载的古国历史，由考古发现补齐，因此曾国考古被学界誉为“考古写史、考古补史”的典型案例。

人民网：三峡考古为理解长江文明提供了哪些不可替代的线索？

方勤：此前，受地理条件限制，学界对长江上游的考古观察相对有限。这项配合三峡工程实施的抢救性考古发掘，既抢救了大批文物，更厘清了上游文化谱系，揭示出长江上、中游之间持续不断的文化交流。

以大溪文化为例，它距今6000多年，在长江上、中游均有分布，以彩陶为特色。有学者认为，距今约6000年前后是中华文明形成的关键节点，长江、黄河流域同时出现纹饰相近的彩陶，堪称“早期中国”的代表。到青铜时代，三星堆与盘龙城、石家河在人形造像的风格上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巴楚之间的交流也日趋频繁。

人民网：如果只推荐三件文物来读懂长江文明，您选哪三件？

方勤：第一件是石家河“东方思想者”陶塑人像。这是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的杰作。早期考古遗存大多是生产生活器物，表现“人”的形象十分稀少。这件长江先民塑造的陶塑形神兼备、若有所思，与法国雕塑家罗丹的《思想者》惊人相似，闪耀着长江流域早期的人文之光。

第二件是越王勾践剑。它诞生于长江下游的吴越之地，却出土在长江中游的荆楚大地。剑格以蓝色琉璃镶嵌，折射出早期文明交流互鉴的痕迹。这件文物说明：长江文明从来不是封闭孤立的，开放交融自古便是大江文明的底色。

第三件是曾侯乙编钟，是长江中游曾国礼乐文明的巅峰代表。礼代表社会秩序，乐承载教化精神。墓中同出的编磬、琴瑟、笙竽，宛如一支“交响乐队”。编钟铭文记录晋、齐、楚等多地音律，编磬记载楚人发展出的十二律，体现长江流域对中原礼乐的吸收与再创新。2025年，随州曾侯乙编钟文献遗产项目正式列入《世界记忆名录》，成为长江文明贡献给全人类的珍贵遗产。

人民网：长江中游还出土了大量简牍，这些简牍中蕴含着怎样的中华智慧，在世界文明中处于什么位置？

方勤：长江中游出土的这批简牍，时代大致与古罗马同期。古罗马有罗马法，睡虎地秦简、张家山汉简也记载大量律令。二者侧重点不同，罗马法侧重民事与产权，而简牍律令将国家治理与个人行为规范体系化。

例如，睡虎地秦简、张家山汉简规定，春天不得砍伐树木、捕杀幼鸟。律令还把国家治理落实为社会准则，包含类似见义勇为的规定：遇到他人遭受侵害，旁人有救助义务，袖手旁观就要承担责任。

人民网：面向未来，湖北考古还有哪些重点课题？

方勤：下一阶段重点有三个。一是百万年人类史，推进与郧县人遗址相关的人类起源研究。二是五千多年文明史，深化石家河文化研究，期待找到王陵一级的高等级墓葬。三是青铜时代，聚焦楚文化起源，既有清华简《楚居》这类文献记载，也有万福垴遗址、晋侯墓地出土的楚公逆钟等考古实物线索，期盼发现早期王级大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