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高度：三名苏联气球探险家，为何由斯大林亲自捧骨灰盒下葬

在斯大林时代，什么样的人，才能让苏联最高领导人亲自捧着骨灰盒送葬？

1934年1月，苏联发生了一场惨痛的航空事故，遇难者分别是飞行指挥官帕维尔·费多森科、工程师安德烈·瓦森科和伊利亚·乌西斯金。

几天后，莫斯科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斯大林亲自出席，还与其他苏联领导人一起捧起骨灰盒，送别这三位，三人的骨灰最终被安放在克里姆林宫墙内。

他们既不是高级将领，也不是身居要职的国家干部，为什么一场飞行事故，会让他们得到如此高规格的悼念？这三个人究竟做了什么，才让斯大林如此重视？

20世纪30年代，飞机已经越飞越高，但想进入平流层，仍不是件容易事。

高空空气稀薄，发动机的工作会受到影响，飞行员还得面对缺氧和严寒。要把人送到那里，光靠飞机还不够可靠。

于是科学家想到了平流层气球，气球下方挂着密闭吊舱，把研究人员和仪器一起送上高空。

他们坐在舱内，一边记录温度变化，一边分析空气成分，还要测量宇宙射线，对当时的科学家来说，这些数据很难从地面获得，想弄清高空到底是什么样子，就得冒险上去看看。

1931年5月27日，瑞士物理学家奥古斯特·皮卡尔德和助手查尔斯·基普弗，乘坐自制的平流层气球，从德国奥格斯堡附近升空。

气球一路爬升，最后到达约15781米的高空。两人在吊舱内完成观测，随后平安返回地面。

这次飞行让人们看到，想要进入平流层，不一定非得依靠飞机，只要解决高空低压、低温和供氧等问题，密闭吊舱也能把人送上去。

消息传开后，各国纷纷把目光投向了平流层，对科学家来说，那里有许多等待解答的问题；对各国而言，谁能把气球送得更高，也是在展示自己的航空技术实力，苏联自然不愿落在后面。

1933年9月30日，苏联研制的“苏联号”平流层气球升到了约18500米，超过了皮卡尔德此前的飞行高度。

不过由于苏联当时还不是国际航空联合会的成员，飞行纪录没有得到该组织的正式承认，技术上争取到了突破，纪录认定却是另一回事。

1933年11月20日，美国海军的“进步世纪号”气球。又把获得正式承认的高度纪录提高到约18665米。

平流层飞行的纪录就这样被一次次刷新，苏联此前虽然飞得更高，却没能得到国际航空联合会的认可，要在这场较量中真正占据上风，还得拿出新的成绩。

就在这时，列宁格勒的一批技术人员也在忙着研制新的平流层气球，这个项目后来被命名为“奥萨维亚基姆一号”，工程师安德烈·瓦森科是其中的重要设计者。

“奥萨维亚基姆”是苏联一个国防与航空化学建设协助组织，成立于1927年，它在各地开办航空俱乐部和训练机构，既向普通人普及航空知识，也为国防培养相关人才，到1928年，组织成员已经达到约200万人。

“奥萨维亚基姆一号”的气囊充满后，容积约有25000立方米，整体高度达到55米，气囊下面吊着一个球形密闭舱，科学仪器和供乘员呼吸的设备都装在里面。

要把这样的气球送上平流层，光能升空还不够，飞行途中，谁来操纵飞行器，谁来记录观测数据，设备出了问题又该由谁处理，都得提前安排好，因此三名乘员各有自己的任务。

帕维尔·费多森科担任飞行指挥官，他是一名职业军事飞行员，有着丰富的飞行经验，过去参加过多次气球和飞艇试验，负责这趟飞行的操纵与指挥。

伊利亚·乌西斯金负责操作科学仪器，他接受过物理技术方面的训练，也参与过轻便科学仪器的设计，熟悉这次飞行需要进行的观测工作。

安德烈·瓦森科则负责工程技术，他有航空工程背景，也是气球研制人员之一，对飞行器的构造和设备运行情况比较了解。

一个负责飞行，一个负责观测，一个盯着设备和工程问题，三个人带着各自的专业本领登上吊舱，准备完成这次平流层探索任务。

1934年1月30日上午9时07分，“奥萨维亚基姆一号”从莫斯科近郊的马蒂洛沃机场升空。

起飞后，机组很快通过无线电向地面报告情况，一切暂时正常，随着气球不断上升，外部气囊也逐渐膨胀，升到约19500米时，气球达到了设计计算中的平衡状态。

按原定计划，接下来每一步都得格外谨慎，但飞行指挥官费多森科还想再往上冲一冲，他下令抛掉310公斤压舱物，减轻重量后，气球继续爬升。

上午10时50分左右，气球越过了原定的20500米设计高度，到了临近中午的时候，它已经升至约22000米，创造了新的飞行高度纪录。

为了让气球继续上升，机组已经抛掉了大量压舱物，可气球要想平安落地，既不能一直往上飞，也不能任由它失去控制地往下掉。

平流层空气稀薄，阳光照射可能让气囊里的氢气升温膨胀，为了防止内部压力过大，多余的氢气可能会通过减压阀排出去。

此前为了让气球继续升高，机组已经放掉了一部分氢气，也抛掉了不少压舱物。

现在开始下降，氢气又随着温度降低而收缩，浮力越来越小，气球还能撑住一段时间，却已经不像之前那么好控制了。

中午12时45分左右，机组打开放气阀，准备让气球降下来，可真正下降时，情况却有些出乎意料，气球降得很慢。

从约22000米降到18000米，竟然用了两个多小时，平均垂直下降速度一度只有每秒1米左右。看起来，飞行器似乎还算平稳。

但这种平稳并没有持续太久，随着高度降低，氢气仍在不断冷却、收缩，浮力也跟着减小，此前为了上升而抛掉的压舱物，此时已经无法再派上用场。

气球越来越难维持平衡，机组面临的麻烦也越来越大：必须继续减轻重量，否则下降速度很可能失去控制

气球下降到约14000米时，情况已经不太对劲了，到了13400米左右，下降速度更是达到每秒约2米。

按照当时的估算，剩余氢气产生的升力只剩下1300至1400公斤，可整套飞行器仍有约2120公斤重，升力托不住重量，气球还在继续下沉。

三个人只能想办法减轻重量，把舱内的压舱物继续往外抛，可偏偏这个时候，压舱物释放装置出了问题。

舱内原本装有约一吨压舱物，本来就是用来调节气球升降的，如今想把它们尽快卸掉，却没那么容易。

气球每下降一段，留给他们处理问题的时间就少一些，设备却没法按照他们的需要及时动作。

更麻烦的是三人虽然都带了降落伞，却没有高空压力服，在万米高空，舱外低温和稀薄空气，他们只能依靠密闭吊舱里的设备维持生命。

即使决定跳伞，事情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吊舱舱门由多个翼形螺母固定，正常情况下，打开舱门就要花上一些时间。

真到了紧急关头，他们还得先打开舱门，再离开吊舱，最后才能使用降落伞，眼下气球仍在下降，舱外环境又极端恶劣，想要安全逃出去，绝不是解开降落伞那么简单。

下午4时前后，气球已经很难控制，下降到约8000米时，飞行器突然解体，吊舱与上方的气囊、缆绳系统分开，随后直坠地面。

吊舱最终落在莫尔多维亚地区，距离起飞地点约470公里，后来人们发现瓦森科的一块手表停在16时23分，这个时间可能就是吊舱撞地的那一刻。

费多森科、乌西斯金和瓦森科，三个人无一生还。

这趟飞行从早上9时07分开始，前后持续了七个多小时，他们曾经升到约22000米的高空，创造了当时的高空飞行纪录，却最终没能回到地面。

1934年2月2日，莫斯科红场举行了一场规格很高的葬礼，遇难的费多森科、乌西斯金和瓦森科被安葬在克里姆林宫墙内。

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和莫洛托夫亲自捧着他们的骨灰盒，送他们走完最后一程。

苏联政府追授三人列宁勋章，坠机地点附近的一座村庄，后来也以乌西斯金的名字改名为乌西斯基诺。

此后苏联各地陆续出现了以三人命名的街道和广场。1934年、1944年和1964年，苏联还先后三次发行纪念邮票。

三个人就这样留在了苏联人的日常生活里，人们走过街道，翻开地图，或者收到一枚邮票，都可能再次看到他们的名字。

在当时的苏联，能得到这样的葬礼，绝不寻常，1924年列宁去世时，莫斯科举行了盛大的国家葬礼，许多民众赶来送别，他的遗体后来被安放在专门修建的陵墓里。

1936年，高尔基去世，苏联同样举行了隆重的悼念活动，他的骨灰也被安葬在克里姆林宫墙内。

三个人为什么能得到这样的待遇？说到底是因为他们做的这件事，在当时的苏联眼里，远不只是一趟普通的飞行。

20世纪30年代，苏联正大力发展工业，航空技术也是国家重点投入的领域。

飞机能飞多高，仪器能测到什么，能不能在别人还没达到的高度完成飞行，这些成绩都受到重视，航空不光有实际用途，也是展示国家工业和科研实力的一张名片。

当时各国都在想办法飞得更高，平流层气球能够把科学仪器带到高空，用来开展观测，也能用来刷新飞行高度纪录。

费多森科、乌西斯金和瓦森科承担的，不只是把气球送上高空的任务，他们要带着仪器完成飞行，还要把这次探索变成一项可以拿出成绩的科学实验。

1934年1月30日，苏联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开幕，这一天，“奥萨维亚基姆一号”从莫斯科近郊的马蒂洛沃机场升空。

气球飞得越高，地面收到的消息就越牵动人心，机组不断通过无线电报告情况，乘员发来的电报和高度数据，也被传到了大会会场。

一次原本属于航空和科学领域的飞行，就这样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大家等着看，这只气球究竟能升到多高，能不能再创下一项纪录。

可谁也没想到，几天后，传回来的消息会变成一场悲剧。

事故发生后，苏联成立调查委员会，专门研究这次飞行出了什么问题，调查报告批评了费多森科，认为他在达到设计高度后仍然决定继续上升，增加了飞行风险。

同时报告也提到了压舱物释放装置、舱门结构和安全措施方面的缺陷。

气球为什么越来越难控制？明明舱内还有压舱物，为什么不能及时卸掉？眼看飞行器出了问题，三名乘员又为什么没能及时逃生？

“奥萨维亚基姆一号”坠毁后，苏联的载人平流层气球试验还在继续，但新的事故也接连发生。

1935年6月，“苏联一号”升到约16000米时，气囊外壳因内部气体膨胀而破裂，两名乘员先后跳伞，另一名乘员则在减轻气球重量后，设法驾驶它安全着陆。

1937年，“苏联三号”两次发生坠落事故，乘员都没有全部遇难，1939年10月，“科姆索莫号”升至约9000米时，静电引燃了氢气。

危急时刻，机组设法让吊舱与气囊分离，三人最终借助降落伞脱险。

这些事故接连发生，也让苏联人逐渐意识到，载人气球的问题不只是能飞多高，气囊能不能承受高空环境，氢气能不能得到妥善控制，出了故障后吊舱能不能及时脱离，都关系到乘员能否活着回来。

苏联随后改进了相关安全措施，并开始用氦气替代氢气，以减少可燃气体带来的危险。

但换了气体，其他风险依然存在，1940年6月22日，苏联最后一支载人军用平流层气球“奥萨维亚基姆二号”在起飞时发生吊舱脱离事故，乘员受了伤，好在最终保住了性命。

这次事故之后，苏联决定结束军用平流层气球计划，与此同时，飞机的性能不断提高，高空飞行也有了新的技术路线。

曾经承载着高度纪录和科学探索梦想的平流层气球，就这样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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