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有个五保户，今年76岁了，每月1640，每天去早餐店吃包子

我们村有个五保户，今年76岁了，每月1640，每天去早餐店吃包子

我叫杜文斌，今年四十六岁，在村委会当了九年文书，家在镇上开着一间五金店。我们村叫杜家洼，一千三百多口人，我下面要说的这个人，全村都认识，叫陈有志，可村里老少没人叫他大名，都叫他歪叔，因为他嘴有点歪，右边的嘴角往下耷拉，笑起来只歪半边。歪叔今年七十六，五保户，一个人过，每个月五保金一千六百四十块。他这一辈子在我们村人眼里就两件事最出名：一个是抠，另一个是每天雷打不动，去镇上早餐店吃包子。

歪叔的作息，全村人都能背下来。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六点钟出门，拄着一根打磨得发亮的枣木棍，从村口走到镇上，三里地，走四十多分钟。六点四十，进镇上那家老马家早餐铺，坐在门口第二张桌子，靠墙，那个位置永远是他的。两个素包子，一碗豆浆，三块钱。吃完，坐一会儿，看镇上的人来人往，七点半起身，慢慢走回村。刮风下雨，下雪，都去。有一年腊月大雪，路封了半截，他还去，摔了一跤，爬起来接着走，到店里的时候半边身子的雪，老板娘给他扫雪的时候都掉了眼泪。他就是这么个人。

村里人说起他，话不好听。有人算过他的账：五保户，看病有兜底，村里逢年过节有慰问，房子是危房改造给修的，水电村集体帮着担了大头，一个月一千六百四，他花什么？一天仨包子九毛，一个月三十块，他一个月顶天花两百。剩下的呢？攒着。攒给谁？他无儿无女，无妻，拢共一个远房侄孙在深圳，十年没回来了。村里酒桌上说起这个就有人撇嘴，说歪叔这钱，最后不知道便宜谁。也有人说他抠出病来了，说他这辈子没吃过肉包子，永远是素的，一块钱一个的素包子。有一年村里一个后生逗他，说歪叔，你天天来俩包子，今天我请你吃俩肉的。歪叔摆摆手，说肉的腻，我就好这口素的。后生跟我说，文斌哥，你看他，肉包子都不吃，抠死了。

我是村委会文书，歪叔的底子我最清楚。他年轻时的事，我也是断断续续从老辈人嘴里拼出来的。歪叔一九五零年生人，年轻时是村里最壮的劳力，二十六岁那年，就是他嘴歪的那一年。一九七六年七月，连下了几天大雨，我们村东头那条河水涨，那天下午一群放学的孩子在桥上走，两个最大的孩子逞能，要从漫水的桥面上蹚过去，走到中间水就把人卷下去了。歪叔当时就在河边收拾他家的鸭圈，听见喊，跳下去，先捞上来一个，又跳下去捞第二个。第二个捞上来的时候人已经呛昏了，歪叔在漩涡里呛了不知道多少水，自己最后是抱着根冲下来的房梁漂了半里地，被人拽上岸的。他躺在床上烧了半个月，命捡回来了，右边脸落下了面瘫，嘴就歪了，右边耳朵也背了，一到阴雨天整个右半边身子疼。

那年冬天，他没过门的媳妇家退了亲。人家姑娘不是嫌他脸歪，是嫌他那个身子，怕是个干不了重活的身子，跟了他要吃苦。歪叔没纠缠，把彩礼钱原封退了回去，从此再没提过这一茬。后来也有人给他说过两回亲，一个带孩子的寡妇，一个外村的，他都摇头。为什么，他跟一个老哥们喝醉了说过一回，原话是我这身子是个漏勺，自己受着就行了，不能拉扯人家下水。那个老哥们就是我父亲，我父亲跟我说这话的时候，加了句评价，说文斌，歪叔这个人，是把自己这一辈子当柴火烧了，一截一截全填给别人了。

那年他救的两个孩子，一个是我们村的，前些年病走了。另一个，说来你们不信，就是老马家早餐铺的老板，马建成。马建成的爷爷当年就是镇上开早餐铺的，他家孩子多，顾不过来，那孩子在东头桥上被冲下去，就是歪叔捞的第二个。这件事马家记了一辈子。马建成他爹在世的时候，逢年过节就拎着东西去村里看歪叔，歪叔一概不收，说谁还没个难处，过去了就过去了。后来马建成接了铺子，跟歪叔说，叔，以后你天天来，我这儿的门为你开着。

这一开就是二十多年。

所以你们明白了，歪叔每天走三里地去吃包子，吃的不光是包子。马建成给他留的，永远是当锅第一屉最热乎的，豆浆是稠的，碗底他娘偷偷卧过一个糖心蛋，歪叔吃出来了，放下筷子就走，从那以后马家再也不敢了。三块钱，一分不能多收，歪叔把钱数好了拍在桌上，多找一分他都给你退回去。马建成跟我说过一句话，说文斌哥，我这铺子开二十多年，什么样的客人都见过，就歪叔这样的，头一个。他说他有时候看着歪叔坐在门口那张桌子上，慢悠悠地喝豆浆，他心里就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他说我这条命是他从水里捞上来的，我现在能做的，就是让他知道，这镇上永远有他一张桌子、一屉热包子。

这些话，马建成跟我念叨过，我也只是听听。真正让我把歪叔看透的，是去年冬天那一回。

去年腊月，歪叔犯了肺炎，两天没去镇上。马建成第三天早上关了火，直接开车到村委会找我，说文斌，歪叔两天没来了，你去看看。我们撬开门，人烧得说胡话了。送医院，办住院，五保户住院要村里出手续，他那个铁皮盒子里的证件、存折，是我经手整理的。就在那个铁盒子里，我看见了让我这辈子忘不了的东西。

一个存折，一笔一笔，干干净净。每月十号，五保金一千六百四十进账。每月十五号，取出一千，汇出去。收款方，一笔一笔，全是同一个名字的账户，户名我不说了，是个不认识的名字，附言栏里歪叔不识字，是让信用社的人代写的，写的是学费两个字。最早的一笔，二零零五年。整整十九年，二百多笔。

我拿着存折的手是抖的。我打电话把歪叔的远房侄孙从深圳问了一遍，那孩子一问三不知。后来还是信用社的老主任给了线索，说汇款那边，是隔壁县一个乡的，十几年前他经手过，好像是个学生。我们顺着这个线，托那边乡里的人问了一个礼拜，问出来了。

二零零四年，歪叔在县医院做白内障手术，同病房住着一个老头，带着个孙女，老头自己是胃癌晚期，儿子儿媳车祸没了，孙女那年十四岁，成绩好得全镇有名，家里一分钱没有，眼看要辍学去打工。歪叔跟那爷俩同病房住了十一天。老头临走前，歪叔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老哥，你放心走，孩子念书的钱，有我一口吃的，就有她一份学费。

那孩子，后来考上了师范大学，现在在我们市里当中学老师。歪叔资助的，不止她一个。老主任说，这些年经他手汇出去的，前前后后能对上号的，有四个孩子。两个念完了大学，一个念到高中不念了出去打工，逢年还给歪叔寄点心，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当老师的那个，姓孟，叫孟小霜。歪叔救过的人里，有人记得他；他资助过的孩子里，有人至今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孟小霜只知道，每个月十五号，会有一千块钱到账，附言是两个字，学费。

我把存折的事，跟谁都还没来得及说，歪叔腊月二十八出的院。出院那天，孟小霜来了。不知道她怎么打听到的，她带着她班上一个学生的成绩单，说是想让歪叔看看。她进了病房，站在床边，叫了一声陈爷爷。歪叔右耳背，没反应，她走到右边又喊了一声。歪叔扭过头，看着她，看了很久很久，然后那半边歪的嘴角往上抬了抬，说了句，长这么高了。

他记得她。他去医院看过她一回，她十四岁那年，隔着病房的玻璃。

后来的事，我尽量长话短说。孟小霜要还钱，歪叔不要，说谁跟谁还，你把钱花在你班上那帮孩子身上，比还我强。她不听，现在每个月往回打八百，歪叔收了，一分不动，让信用社单独存着，他说这钱他另有用处，我们都没敢问。村里知道了这事，有人张罗着要给歪叔报个什么好人榜，歪叔听说了，拄着枣木棍到村委会，跟我说，文斌，你要是给我报那个，我以后包子都不去吃了。我说歪叔你别吓唬我。他说你试试。这事就压下了。

歪叔今年七十六，身体缓过来了，还是每天早上六点出门，三里地，四十分钟，六点四十进老马家的门，门口第二张桌子，靠墙。两个素包子，一碗豆浆，三块钱。上礼拜我起早去镇上办事，碰见他坐在那儿，我过去坐他对面，问他，歪叔，天天这么走，累不累。他喝了口豆浆，说，走了一辈子了，这条道，闭着眼都能走。我说那你天天来，就为这口包子？他说要光为包子，村里小卖部也有。我说那为什么。他看着窗外，街上早点摊的热气一阵一阵往上冒，他说，文斌，人活一辈子，图个有人给你留个座。

我没敢再问。我怕我一开口，就问出点让老头难为情的话来。

现在村里再有人说歪叔抠，我就把账给他们算一遍：一个月一千六百四，一千块，十九年，汇出去了，附言永远是俩字，学费。剩下的六百四，看病吃药，买盐打油，剩下仨瓜俩枣，一天三块钱的包子钱。他一个月花在自己嘴上的，还没村里酒桌上的一包烟钱多。就这么一个人，村里人背后编排了他半辈子，说他攒钱不知道便宜谁。

我现在算是知道便宜谁了。便宜了四个念书的孩子，便宜了一条被他从水里捞回来的命，便宜了老马家那屉二十多年没凉过的包子，也便宜了我们杜家洼，这么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村子，能出一个这样的人，全村人都跟着沾光，只是我们自己不知道。

歪叔还不知道我看见了他的存折。我也永远不打算让他知道。我只是从今年开春起，养成了一个毛病，每天早上路过老马家，都要往门口第二张桌子望一眼。看见那个歪着半边嘴、慢慢喝豆浆的老头坐在那儿，我心里就踏实。我们村一千三百多口人，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可是只要歪叔那张桌子还坐着人，我就觉得，这个村，坏不到哪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