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
北京老人陈亮离世后，再婚妻子汪玲打算将其骨灰送往东北安葬，陈亮独子陈小亮对此不认可。双方因安葬地点分歧，在殡仪馆争抢骨灰寄存证并报警，经民警调解，骨灰被暂放在殡仪馆。陈小亮诉请法院判决汪玲不得阻碍自己领取父亲的骨灰，并承担诉讼费。近日，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审结这起祭奠权纠纷案。
陈亮与原配赵霞育有一子陈小亮，赵霞2003年去世，安葬在平谷某陵园双穴墓，墓穴本为二人合葬所用。2023年，陈亮与汪玲登记结婚，2025年6月，陈亮去世。陈小亮提出，父亲长期在平谷生活，汪玲要求将骨灰葬往东北不合情理，应当让父亲与原配合葬。
再婚妻子欲将老人骨灰送东北安葬 资料图
法院认为，陈小亮与汪玲均是逝者近亲属，都享有丧葬相关权益；安葬方案产生争议时，不能只看亲属身份，要结合逝者生活轨迹、既定安葬规划、当地习俗和公序良俗综合判定。案涉墓穴是原配夫妻双穴合葬墓，属于陈亮早已确定的安葬安排。陈亮长期在北京居住，没有证据显示他生前另有安葬意愿，汪玲经公告送达，也未提交相关意见。
法院最终判决，汪玲不得阻碍陈小亮领取骨灰，并配合将骨灰安葬至该陵园，判决现已生效。
承办法官介绍，骨灰安葬纠纷属于近亲属之间基于祭奠权、丧葬事务处置权产生的人格利益纠纷。骨灰作为逝者身体权的延伸，承载着亲属的人格利益，近亲属虽均享有权益，但在发生冲突时，不能仅凭身份简单决定安葬方案。骨灰安葬事宜的处理，应当遵循尊重逝者生前意愿、尊重历史安葬规划、维护公序良俗、维系亲属情感利益、兼顾殡葬传统习惯的原则。
延伸阅读：
医院的公章，盖下去的是诊断，抬起来的是人命。
八年前，济南裴先生带八十多岁的爷爷到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做CT。当天拿到的报告写着“肝血管瘤”——良性的，家属放了心，带老人回家。
次年，老人身体扛不住，换家医院再查：肝癌。不久，去世。
八年后，裴先生偶然得知一个医学常识：肝血管瘤不会恶变为肝癌。他回到千佛山医院，重新打印了那份报告。
报告上的诊断意见变了。
从“肝血管瘤”变成了“怀疑肝癌”。报告出具时间，也从检查当天变成了检查次日。
裴先生报告上的诊断意见起初是“肝血管瘤”
也就是说，八年前医院其实已经怀疑是肝癌了。但家属拿到的是另一份报告。
八年。没有一通电话，没有一条短信，没有人告诉这个家庭：你们的诊断改过了。
医院后来的回应很轻——“取报告太早”“未及时通知”。
一个老人带着“良性”的诊断活了一年，错过了可能救命的窗口。
这件事放在医疗数字化的背景下，有一个问题绕不过去：当处方已经全程留痕，CT报告为什么还是“黑箱”？
报告上的诊断意见变成了“怀疑肝癌”
处方从开具、审核、调配到发药，每一步有签名、有时间、有系统记录，谁开的、谁改的、谁发的，一查一个准。开错处方像签错合同，白纸黑字双方各持一份，改不了。
CT报告呢？影像科内部操作，改了就是改了。患者拿到的，永远是最终打印的那张纸。中间改过什么、谁改的、为什么改，患者无从知晓。
说白了，处方有“链”，报告无“锁”。
开错处方，患者手里的那张纸就是证据。改CT报告，更像把一张纸扔进碎纸机，再打印一张新的——连当事人都不知道内容换过。
报告上的诊断意见变了
这就是裴先生八年后才发现真相的原因。
如果哪天系统升级、数据“迁移”一次，老报告“格式化”一次，普通患者还能发现吗？
一个老人被误诊，他失去的是命。一份CT报告“穿越”，家人失去的是真相。
制度层面不是没有规定。《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明确，患者有权查阅、复制病历资料。《电子病历应用管理规范》要求，电子病历修改必须留痕——改了什么、谁改的、什么时候改的，都要记下来，原记录不能丢。
裴先生称去医院补打报告
可现实是，处方这条线管住了，CT报告那条线还松着。
解决办法不复杂：所有医疗文书纳入同等追溯体系。
修改报告必须留痕，更改诊断必须通知患者，原始版本必须系统锁定不可覆盖，责任必须落到具体的人。
否则，“终身追责”就只是对处方有效、对报告无效。问责制度如果只覆盖部分医疗流程，那剩下的监管空白，就可能要靠生命来买单。
肝血管瘤是常见良性肿瘤，不会恶变成癌症
如果今天不把这个漏洞堵上，明天还会有更多家庭在数年后才得知真相。
报告可以修改，生命没有“撤回”键。
医院的公章，盖下去容易，抬起来难。难的不是纸张的重量，而是敬畏生命、恪守制度闭环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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