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孔勇：不为良相，为良医 ——读《民国十三年重修十大夫庙碑记》

不为良相，为良医

——读《民国十三年重修十大夫庙碑记》

现立于淄博夏庄云行山吕祖庙侧的民国十三年重修十大夫庙碑，为石灰石质，高六十二厘米、宽一百四十七厘米，楷书字迹历经百年风雨依然清晰可辨，收录于《山东道教碑刻集（下）》。

值得一提的是，撰文者任公升三本身即是名闻乡里的中医。由一位躬身杏林的医者执笔撰写此碑，使碑文对医道的推崇不止是文人代笔之言，更含医者自道之实；这一身份亦与碑文所引 “不为良相，为良医”的主旨暗合，令全文立论更有着落。

“十大夫”之名并非泛指，实则承载着一段绵延数百年的医道传承与乡野信仰。

碑文开篇即引范文正公 “不为良相，为良医”，一语将医道抬至与宰相比肩处；继言“是故医之为道，阐明于古圣，见重于后贤，而尤为吾土之所景仰也”，交代乡人尊医由来已久。旧时缺医少药，十大夫祠即乡民病痛灾厄所托。碑文又补：“兹土旧有十大夫祠，为先人所创修，乡之人时拜时谒，亦祈亦祷尔。事虽属迷信，而东垣、河间、丹溪、子和以及立斋、士材、景岳、石顽、濒湖诸大夫，俱见重于医林，故高山景行之慕，隐留于人心者，迄至今有若是其未艾也。”乡人所拜，实为九位杏林泰斗，迷信之外，是对真实医者的感念。末句“未艾”二字，道尽此信仰历百年而不衰。

范仲淹 “先天下之忧而忧”人人能诵，少年时祠堂求祷一事却少有人留意。据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三《文正公愿为良医》载：范文正公微时尝诣灵祠求祷，问“他时得位相乎”，不许；再祷“不然，愿为良医”，亦不许。公曰：“不能为百姓谋利造福，非大丈夫平生之志。”范仲淹（字希文，989—1052），祖籍邠州，迁居苏州吴县，官至参知政事，著有《范文正公集》。有人问：良医不过一技，何愿为之？他答：恩及天下者惟宰相，宰相不可得，能施救助、为天下谋利者，除良医别无他途。上可疗君亲之疾，下可救贫贱之厄，中可保身长年，亦不失为济世之道。后他官至参知政事，推行庆历新政，成一代名相，却未忘良医之志：熟读《素问》，留心医方，颇通药性，曾为韩琦牙痛、尹洙暑热献策，并奏请国子监选拔名医、讲授医典。良相与良医，原是同一条济世之路。而他“愿为良医”的祈愿，竟在齐鲁大地的博山夏庄化作一座庙宇——这便是十大夫庙。此举不仅是对其“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情怀的追慕，更是对其良医身份的高度认可。

碑文所列九位名医皆为杏林泰斗。前四位李东垣、刘河间、朱丹溪、张子和，即金元四大家，各立一说，撑起金元医学天穹；后五位薛立斋、李士材、张景岳、张石顽、李濒湖承其余绪，将医理推向明清。九人跨越数百年，同受一祠香火，这份敬意本身便是一部微缩的中医学术史。至于碑载九人而乡人呼作 “十大夫”，盖因民间素以十为全、图个圆满，遂将对无名大医与神明庇佑的泛化祈愿添入其中，凑成十全之数。此虽推断之词，却令庙宇立意更显圆融。

李杲（自号东垣老人， 1180—1251），名，真定人，师从张元素。生于乱世，目睹百姓饥劳致脾胃损伤，遂悟“内伤脾胃，百病由生”之理，主张辨“外感”与“内伤”，重调理脾胃以扶正祛邪，著有《脾胃论》。其学曰“补土”，温厚深稳。碑文将东垣列为四家之首，正因其补土一脉最切乡野疾苦。

刘完素（字守真，约 1110—1200），金代河间人，世称刘河间。倡“六气皆从火化”，认为疾病多因火热而起，用药偏寒凉，开“寒凉派”先河。与东垣一温一寒，恰成对峙，碑文并称二人，映照出金元医学温凉并举的格局。

朱震亨（字彦修， 1281—1358），元代义乌人，世称朱丹溪。因母病弃儒习医，倡导“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善用滋阴降火，为“滋阴派”开山，著有《丹溪心法》。于攻补之间另辟蹊径——滋阴以制亢阳，润而不燥。

张从正（号戴人，约 1156—1228），金代人，世称张子和，攻邪派鼻祖。核心为“三法六门”，善用汗、吐、下三法祛邪扶正，后人辑其经验为《儒门事亲》。若东垣为“补”之极，子和便是“攻”之极，一守一攻，分歧最著。

东垣补土、河间主火、丹溪滋阴、子和攻邪 ——四家看似针锋相对，实则各补一时之偏弊，合而观之恰成金元医学全景。碑文将四人并称，非为炫学，而是借争鸣之盛映照医道博大：从来不是一家之言可以穷尽的。

四家之后，笔墨转入明清。乡人或许不懂高深医理，未必分得清 “补土”与“滋阴”的门径，他们记住的只是一个又一个能治病的活人。庙里的香火，供奉的不是医理，而是那些具体的人情与性命。

金元四大家的争鸣，为后世立下了学术的骨架。而明清以降的医家，则在这副骨架上添血肉、丰肌理，将高深的医理推向更广阔的人间。碑文后半段所列五位 ——薛立斋、李士材、张景岳、张石顽、李濒湖——正代表了这一脉传承。他们或出入宫廷，或隐于乡野，或深研经典，或精于临证，各有路径，却共同将金元先贤播下的种子，培育成参天大树。

薛己（字立斋，约 1487—1559）供职太医院多年，以温补兼调先天后天，撑起明代宫廷医学的门面；李中梓（字士材，约1588—1655）由儒入医，一生志在普及，将深奥医理化为人人可读的入门阶梯；张介宾（字景岳，1563—1640）穷数十年之功注疏《内经》，以类相从，为后学铺就一条通往经典的坦途；张璐（字石顽，1617—1699）隐居洞庭山业医六十余载，不尚空谈，只凭一部《张氏医通》在临证广处扎根；列于碑末的李时珍（字濒湖，约1518—1593）则跳出方脉之外，以一介药物学家之身识万物之性，其《本草纲目》照亮的已不止是医道，更是整个博物之学。五人各擅胜场，合而观之，恰是一部微缩的明清中医流变史。

这九人皆是杏林泰斗、苍生救星。乡人用最朴素的方式，把古圣先贤的医德医风悄悄种进子孙心里，一直种到民国，仍呈 “未艾”之势。这哪里只是一座祠庙？分明是一村人代代相传的仁心慧命，生生不息。

然而岁月无情。 “今者庙宇颓坏，墙壁倾圮”，碑文自景仰转入写实，语调骤然沉重。昔日香火不绝的十大夫祠，梁柱朽落，墙皮剥蚀。幸而“嵩峰与瑞符、寿亭、善齐、履之诸公提倡捐资”，振臂一呼，不但重修十大夫庙，且“与山巅之玉皇殿、映壁、山门、庵中之东官厅，皆修补而重葺之，使焕然一新”。碑记由“升三公撰文、宝三公书丹”；主持其事者有商传宝、任建中、任凤玺、安丰隆、任福田、任建纲、李书田、丁宝珊、任益三、任建都、任建安、任宝三、任毓浚、任毓芬（笔者曾祖）、任在田、任建序十六人，各以财与力撑起一座庙的复兴，也托起一方人对仁德医术的世代仰望。十六个名字刻在碑上，也刻在乡野口碑里——他们未必读过《本草纲目》，未必分得清补土与滋阴，却懂得一件事：该敬的人，不能让他的庙塌了。

碑文末署 “中华民国拾三年六月上浣谷旦立”。上浣即六月上旬，暑气初盛、万物繁茂，乡人择此吉日，将工役与志愿一同勒石存世。百年前的夏庄乡民或许未曾想过，勒在石头上的不只是修庙账目与名姓，更是一代人对“良医”二字的全部理解。医者当如东垣之博学、丹溪之仁爱、濒湖之精勤，所谓“高山景行”，仰之弥高，钻之弥坚。从范仲淹“不为良相，为良医”，到金元四大家争鸣，再到民国十三年夏庄乡民重修勒石，串起的是中国人对医者最朴素也最深沉的敬意：不必声名赫赫、青史留名，只要能治病救人，便值得立庙、值得香火、值得传之后世。碑碣会风化，楹梁会朽坏，而敬畏苍生、景仰良医之心，正如碑文所言“隐留于人心者”，历百年不衰。范仲淹千余年前祷于神祠的心愿至今悬在医者头顶，散落乡野的十大夫庙，便是这盏灯在大地上的倒影——粗粝质朴，却从未熄灭。碑不过一石，字不过千余，所载却是千百年间无数乡民对“良医”的托付。读碑至此方知，“未艾”不是一句空泛赞辞，而是一代代人用香火与名字、一砖一瓦续下来的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