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EC中日会谈？要看高市政治诚意

本文刊载于10月23日香港中评社

中评社香港10月22日电（记者　郭至君）深圳APEC峰会还有不到一个月就要举办，当前中日关系处于低谷，外界相当关注中日领导人是否会在峰会上有正式会谈。对此，辽宁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陈洋接受中评社记者采访时分析，高市希望实现正式会谈，但最终能否举行，取决于日方是否正视当前双边关系的症结。

陈洋表示，近年来，APEC会议是中日两国领导人举行正式会谈的主要场合，尽管在安倍晋三执政时期，中日两国人也曾在G20会议期间举行正式双边会谈，但近年来则完全没有了。在今年深圳APEC会议期间，中日两国领导人举行正式面对面会谈的可能性是存在，但目前也不宜过度乐观。能否举行正式会谈的关键，在于高市方面能否为改善双边关系拿出足够、明确的政治诚意。

从日本方面看，高市是希望实现正式会谈的，有现实的需求。比如，稍早前，高市公开表示，如果国会日程允许，她计划出席深圳APEC会议。对高市来说，深圳APEC会议是今年内唯一有望与中国最高领导人举行面对面正式会谈的机会，所以自然需要努力争取。特别是通过深圳APEC会议期间，与中方接触，有助于维持沟通渠道，避免双边关系持续恶化。此外，高市也需向日本国内外表明，日本并不希望中日关系长期深陷对抗。

从中方立场看，会谈能否举行，取决于日方是否正视当前双边关系的症结。高市此前将所谓“台湾有事”与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挂钩，触及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此后，高市虽然多次表示愿意对话，却始终没有撤回相关言论。那么，在深圳APEC会议之前，高市方面能否拿出更多的政治诚意，则是尤为关键的。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高市方面似乎并没有做好准备。

陈洋说，假设深圳APEC期间没有正式的中日领导人双边会谈，那么也不排除高市利用会议间隙或休息时间，主动与中国领导人进行接触，也就是非正式的攀谈。这值得关注。当然，如果最终谈不了，首先说明双方在台湾问题及双边关系政治基础上的分歧仍然突出，政治互信尚未恢复。其次，这也意味着APEC多边场合能够提供的接触机会，暂时还不足以突破双边关系的现实障碍。不过，没有举行正式会谈，并不意味着双方所有沟通渠道都将关闭，更不能据此断言中日关系必然持续恶化。

高市有多方考验　中日沟通留渠道

中评社香港10月23日电（记者　郭至君）10月21日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执政满一周年的日子。辽宁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陈洋接受中评社记者专访时表示，高市执政面临民生、危机处理、外交安全政策等多方考验。他也说，要把处理当前摩擦与塑造长期稳定的中日关系结合起来，中方既要对触及底线的问题作出明确回应，也应保留必要的外交沟通渠道，为关系改善创造条件。

陈洋告诉中评社记者，回想去年的这个时候，高市虽然相对轻松地赢得了自民党总裁选举，但却未能像多数前任那样顺利当选首相，甚至还一度出现政权轮替的可能。如今，经过一年时间，尽管高市内阁支持率总体呈现出下降的态势，且内阁成员丑闻、高市个人强势执政风格，以及高市内政外交政策引起诸多批评与不满，但并不能就此就断言高市将在短期内必然下台，也不能因此就断言其政治生命即将结束，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高市执政已进入一个更需接受现实检验的阶段。

展望未来，高市执政面临多重考验。首要就是能否拿出真正改善民生的政策成果。日本社会最关切的问题仍是物价上涨、实际收入增长乏力和社会保障负担加重。高市提出食品消费税减税计划，试图缓解家庭生活压力，但资金来源、财政可持续性等问题尚存争议。如果政策承诺迟迟不能转化为民众可感知的生活改善，那么高市的政治支持就可能面临更大压力。

其次，阁僚丑闻考验高市的用人能力和危机处理水平。农林水产大臣簗和生辞职事件引发日本舆论对内阁人事安排和首相处置方式的质疑。共同社民调显示，57.7%的受访者认为高市政府解职簗和生的决定来得太晚。如果类似问题持续出现，而高市政府又缺乏及时、透明的应对机制，就可能逐步侵蚀公众对高市治理能力的信任。

最后，外交与安全政策可能成为影响高市执政稳定性的关键变量。高市坚持强化防卫能力、深化日美同盟，并在台湾问题上发表引发中方强烈反对的言论。这些政策能够得到部分保守选民支持，但也带来中日关系紧张、经贸合作承压等现实风险。那么，如何在安全政策诉求与经济利益、地区稳定之间取得平衡，将持续考验高市的执政能力。

总体来说，高市执政第二年，如果能在经济民生领域取得实质进展，同时改善用人和危机处理机制，其执政基础仍有巩固空间；如果继续出现丑闻、民生承诺兑现乏力，且外交摩擦不断增加，那么高市执政压力可能进一步累积。决定高市执政前景的关键，不只是她能否维持强硬的政治形象，而是能否将政治优势转化为普通民众能够切实感受到的治理成果。

对于台湾问题，陈洋表示，去年11月7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不仅严重破坏中日政治互信，而且是对中国内政事务的粗暴挑衅与干涉。至今为止，高市在拒绝撤回涉台错误言论的同时，还多次释放出所谓愿与中方对话的信号。这种看似矛盾的做法，反映出高市政府在国内政治、安全政策和对华关系之间的多重考量。

首先，高市不撤回涉台错误言论，说明其不愿在核心政治立场上作出实质性调整。“存亡危机事态”是日本安保法制中的重要概念，涉及在特定条件下行使集体自卫权。高市将其与所谓“台湾有事”挂钩，容易使外界认为日本正在为介入台海局势预留政策空间。这不仅涉及日本对台政策的走向，也关系到战后日本坚持的和平发展路径。中方对此表达严重关切，根本原因在于台湾问题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外部势力干涉。

其次，高市释放对话信号，并不等于日本已经准备纠正错误。日本既希望通过强化日美同盟和提升防卫能力应对其所认定的安全挑战，也需要维护对华经贸关系，避免双边关系持续恶化对企业经营、人员往来和供应链造成冲击。在这种情况下，高市释放对话意愿，有助于保留外交沟通渠道、降低关系失控的风险。但如果只有对话姿态，没有对关键问题作出负责任的回应，那么对话就难以真正改善两国关系。

陈洋说，判断高市是否具有改善关系的诚意，不能只看她本人是否表达会谈意愿，更要看其是否尊重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原则，是否停止在台湾问题上发出错误信号，以及是否通过实际行动消除中方的合理关切。

陈洋指出，如果日方始终拒绝撤回该错误表态，中方的应对应当坚持立场清晰、分层施策、刚柔并济。

第一，持续严正交涉，反复阐明法理底线，在双边会晤、外交渠道以及联合国等多边平台，持续指出该言论的危害性，点明台湾不是国家，台海事务与日本“存亡危机”毫无关联，推动国际社会看清日方突破战后秩序的动向，同时联动日本国内理性力量、工商界、和平团体发声施压，放大日本内部反对声音。

第二，区分对话诚意和话术表演，设置清晰前置条件。沟通大门始终敞开，但对话不等于无底线包容。中方要明确，对话的前提是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能一边拿对话稳住中方，一边持续渲染台海威胁、推进西南诸岛军事部署。对于日方只谈经贸、回避涉台红线的选择性对话，要及时亮明态度，拒绝“经济交流和安全挑衅并行”的不对等格局。

第三，做好风险预置，强化台海方向常态化慑压，完善周边安全预案，同时在产业链、经贸往来上建立弹性管控机制，精准反制那些配合日方涉台挑衅的相关领域。

第四，持续拓展地区多边合作，依托东亚区域合作框架，倡导共同安全，对冲阵营化叙事，让周边国家看清制造紧张的源头。

“真正决定中日关系能否改善的，不是双方举行了多少次会谈，而是日方能否以实际行动维护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只有在原则问题上守住底线、在具体应对上保持战略定力，才能更有效地维护中国核心利益，并为中日关系重回稳定发展轨道创造条件。”陈洋说。

陈洋也说，“近一年来，中方对日本采取的反制措施，已对日本经济形成了实实在在的痛感，但也需要强调的是，日本经济上的痛感还没有单独成为推动高市政府在涉台核心问题上调整政策的决定性动因。”

从实际效力来看，压力集中在特定敏感领域。中方采取的军民两用物项、稀土等关键材料管制，直接冲击日本军工扩军、高端制造的供应链布局，汽车、精密装备产业的成本与供给风险持续上升。这类压力放大了日本本就严峻的民生难题，通胀、薪资停滞叠加供应链扰动，进一步压低内阁支持率。但中方坚持区分民用正常经贸与涉军敏感领域，没有全面切断双边贸易，绝大多数普通日企仍可维持正常对华业务，宏观层面尚未触发全局性经济危机，日本政府有空间通过寻找替代来源、动用储备缓冲短期冲击。

之所以难以倒逼高市撤回涉台错误言论，根源在于其政策的底层逻辑。对华强硬绑定三重政治支柱：自民党内保守基本盘、日美同盟承诺、安保路线整体布局。对高市而言，撤回涉台错误言论，等于政治自我否定，会直接动摇其权力根基。在她的取舍框架中，局部产业损失属于可承受代价，经济界的诉求只能作为次要变量。日方的策略是推动“政经分离”，一边维持安保路线不变，一边持续释放对话信号，希望稳住经贸基本盘，把损失控制在局部。

当然，经济压力的长期累积效应不可低估。它正在改变日本国内政治均衡，让经济团体、地方选区成为制衡激进安保路线的内部力量，压缩高市无限制加码对抗的空间。

这意味着，想要推动日方回归正轨，不能单纯依靠经济工具。中方需要将经贸反制、外交交涉、台海方向常态化慑压、地区多边叙事协同推进，持续抬高日方挑衅的综合成本。当政治收益持续缩水、经济与安全代价不断累积，日本国内理性声音持续壮大，才有可能推动其在涉台问题上收敛危险表述，重回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轨道。

谈及中方下一阶段的对日政策，陈洋表示，首先，要把维护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放在首位。高市将“台湾有事”与日本“存亡危机事态”挂钩，触及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应继续要求日方纠正错误言行，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原则，不能因为日方释放对话信号，就在原则问题上作出让步。

其次，应根据日方实际行动采取精准、适度的应对措施。对涉及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问题，中方应依法依规采取必要措施，明确政策底线，让日方认识到错误言行需要承担相应后果。同时，应加强政策沟通，做好风险评估，避免措施泛化，尽可能降低对正常经贸合作和民间交往的负面影响。

再次，坚持斗争与对话并行，争取日本国内理性力量。日本政府、政界、经济界和民众对华立场并不完全一致。中方应继续与日本工商界、地方政府、友好团体及各界人士保持交流，增进相互理解，推动更多日本人士认识到，稳定的中日关系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不能将日本政府的政策选择与日本民众的正常交往需求混为一谈。

最后，要把处理当前摩擦与塑造长期稳定的中日关系结合起来。中日两国在经贸、产业链、老龄化治理、绿色发展等领域仍有广泛共同利益。中方既要对触及底线的问题作出明确回应，也应保留必要的外交沟通渠道，为关系改善创造条件。

本文刊载于10月23日香港中评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