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高华：从“鸡毛换糖”到“世界超市”，他改变了一座城市的命运

1982年5月，一个平常的午后。
义乌县委机关大院门口的弄堂里，一个农妇冲上前拦住了一辆吉普车。车里坐着刚到任一个多月的县委书记谢高华。
“谢书记！我就在这儿等你！你不给我个说法，我就不走！”
司机想下车劝开她，被谢高华拦住了。他推开车门，看着眼前头发凌乱、满脸泪痕的农妇，平静地说：“大姐，有话好好说，进我办公室说。”
“不！我就在这儿说！政府还让不让人活了？我们一家8口人要吃饭，天天被人追着打击、罚款，一罚就是1块钱，我两三天白干了！谢书记，你说，我该怎么办？”
农妇叫冯爱倩。她在县城街头摆了个地摊，卖些针头线脑、纽扣拉链，一天挣个三五毛钱，养活一家老小。可街边摆摊是“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义乌专门成立了“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十几个干部天天在街上巡逻，见到摆摊的就轰、就抓、就罚。冯爱倩被追得像老鼠一样，躲东躲西，货担子都不知道被没收过多少回。
“走，进办公室说。”谢高华说完，转身往办公楼走。
冯爱倩没想到县委书记真的肯听她说，她擦了擦眼泪，跟着进了办公室。谢高华给她倒了杯水，搬了把椅子让她坐下。“慢慢说，别急。”
冯爱倩这一说，就说了两个多小时。她说家里8口人，老人孩子都要吃饭，丈夫身体不好干不了重活，就靠她摆地摊挣点钱。她说义乌“七山二水一分田”，地薄得种不出什么粮食，不做点小生意，一家人真的活不下去。她说自己经常天不亮就出门，摸黑回家，就为了躲开“打投办”的人。她说自己不是坏人，就是想凭本事吃口饭，为什么要被当作“投机倒把”？
谢高华一言不发，只是听。
窗外，夕阳西沉。办公室的光线渐渐暗下来。
良久，谢高华开口了：“大姐，你回去吧。继续摆你的摊，我会跟有关部门说，不会再有人罚你的款。”
冯爱倩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真的？”
“真的。你放心去摆。”
冯爱倩走后，谢高华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点燃了一支烟。胃被切掉三分之二的他，已经很多年少食多烟。烟雾缭绕中，他陷入了沉思。
51岁的他，刚从衢县调到义乌。来之前，就知道义乌穷。可真正来了，才知道穷到什么程度，全县主城区不到3平方公里，一条马路，七盏路灯，一个高音喇叭响全城。县委机关大院里，一个吃饭排队等的大食堂，一个桌椅破败的大会堂，再加一个对着宿舍窗户的露天大茅坑。老百姓吃不饱饭是常态，除夕夜还有人在冰天雪地里走街串巷做生意，露宿街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召开三年多了，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可为什么义乌的农民还要被当作“投机倒把”来打击？
谢高华掐灭烟头，下定了一个决心。

谢高华（左三）在义乌工作期间的照片

一
第二天一早，秘书杨守春就被谢高华叫到了办公室。
“小杨，我要下乡走走，你准备准备。”
“好的，谢书记。去哪个乡？”
“都去。”谢高华说，“一个一个走，挨家挨户问。我要搞清楚，老百姓到底在想什么，到底需要什么。”
很快，义乌的干部群众发现，新来的县委书记很少在办公室里坐着。他总爱穿着一双大号解放鞋，披着一件旧军大衣，出现在田间地头、村口巷尾。他有些不修边幅，有时候军大衣的袖子一只在外面、另一只卷在里面，裤脚一边高一边低，鞋上沾满泥巴。要不是县里的干部跟着，老百姓根本认不出这就是县委书记。
“十个老头里，问哪个是农民，肯定选他。”有老百姓开玩笑说。
杨守春很快就摸清了谢书记的习惯。办公室里必须常备“四大件”，一双大号解放鞋、一顶斗笠、一把雨伞、一双套鞋。“因为不管大太阳还是下雨天，谢书记随时都会去下乡，我们跟都跟不及。”
谢高华白天走村串巷，晚上回到办公室整理笔记，经常工作到凌晨。他的本子上，密密麻麻记满了各种数据：哪个村有多少人口，多少耕地，人均收入多少；哪些人在做小生意，进货渠道在哪里，一天能挣多少钱；哪些人被罚过款，罚了多少次，损失有多大……
整整5个月，谢高华走遍了义乌的每一个乡镇。他发现，义乌城里已经自发形成了小规模的路边摊市场，稠城镇和廿三里镇尤其集中。摆摊的农民，大多是包产到户后解决了温饱，想再多挣点钱改善生活。他们有的去温州、宁波批发货，有的自己做点小手工艺品，也有的从供销社“倒腾”些紧俏货。生意做得好的，一个月能挣十几二十块，比种地强多了。
可是，“鸡毛换糖”、搞自由市场经营一直被视为“盲目外流，弃农经商，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小商小贩常常被斥为“刁民奸商”。“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人整天像猫抓老鼠一样，在街上围追堵截。
调查越深入，谢高华心里越沉重。他看到了老百姓眼中的恐惧和无奈，也看到了不甘贫穷、渴望致富的强烈愿望。义乌人“鸡毛换糖”的传统是被逼出来的，恶劣的自然环境逼着他们只能在土地之外找出路。如果连摆个地摊都不让，老百姓还能怎么活？
1982年8月25日，县委召开常委会，讨论小商品市场问题。
会议室里烟雾缭绕，气氛凝重。有人汇报：“谢书记，现在问题很严重。稠城农民经商太多，小百货摊子到处都是，跟国营商业竞争，影响很不好。”
“对啊，而且农民都去做生意了，农业生产怎么办？田谁来种？”另一个干部附和。
“我看就应该严格管理，该禁的禁，该罚的罚，不能让资本主义泛滥开来。”
谢高华听着，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等大家说得差不多了，他才慢慢开口：
“同志们说的，我都听明白了。但我想问一句：敲糖换鸡毛，解决了几万人的就业，让老百姓吃上了饭，为什么不能做？”
会议室里一片沉默。
“义乌的市场，是个很好的市场，很有发展前途。”谢高华一字一句地说，“敲糖换鸡毛解决了几万人就业，我看就是优势，要想办法发挥，不能把搞活的经济又搞得死死的！”
“可是，谢书记，上面没有明确政策啊。万一出了问题……”有人欲言又止。
“出了问题，我负责！”谢高华斩钉截铁地说。
散会后，有干部私下找到谢高华：“谢书记，您这么做，风险太大了。现在政策不明朗，万一上面追究下来……”
谢高华笑了笑：“你是担心我的乌纱帽吧？乌纱帽算什么？老百姓能吃饱饭，能过上好日子，比什么都重要。我们当干部的，不就是为老百姓办事的吗？”
他顿了顿，语气坚定：“只要对老百姓有益，就要大胆去干。我们干部自己的得失，又有什么关系？”
二
1982年9月初的一天，义乌县机关大会堂里座无虚席。会场里安静得出奇，只有电风扇“吱呀吱呀”转动的声音。
谢高华坐在主席台上，环顾四周。台下黑压压一片人头，有期待的眼神，也有怀疑的目光。
谢高华一字一顿，声如洪钟：“开放义乌小商品市场，我知道，有些同志有顾虑，怕犯错误，怕担责任。”谢高华提高了音量，“但我要说，你们尽管干，责任我来担！”
“开放义乌小商品市场，出了问题我负责！”
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坐在台下的何海美，是义乌第一代商户。他原本已经打算放弃经商，回家老老实实种地了。听到谢书记的话，眼泪刷地流了下来，平时大大咧咧的汉子，肩膀在不停地抖动。
散会后，县委办公室炸开了锅。有人兴奋，有人忧虑，有人在背后议论：“谢书记豁出去了！”“万一上面追究下来怎么办？”“我看悬，太冒险了！”
但谢高华心里很平静。当天晚上，他把县委办、工商局、税务局的负责人叫到一起，开了个小会。
“从现在开始，做几件事。”他掰着手指头数，“第一，工商局马上停止对小商贩的围追堵截，已经罚的款能退的退，没收的货物能还的还；第二，县政府拨款9000块钱，在湖清门，给摆摊的群众搭700个固定摊位；第三，工商局准备好营业执照，只要愿意经商的，都给发证，合法经营。”
“9000块钱，县财政拿得出来吗？”有人问。
“拿不出也得拿！”谢高华说，“实在不行，我去找省里要。总之，必须办，而且要快！”
1982年9月5日，一大早，湖清门就聚集了黑压压的人群。县政府用水泥板搭起了两排简易摊位，700个摊位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工商局的干部支起了桌子，准备给商贩们发营业执照。
冯爱倩一大早就赶来了。她站在人群里，看着眼前的水泥板摊位，手在微微发抖。真的吗？政府真的允许摆摊了？
“冯爱倩！”工商局的干部喊她的名字。
“诶！”她赶紧挤到前面。
“你的营业执照，001号，收好了。”干部把一张红色的证件递给她，“以后你就是合法的个体工商户了，谁也不能再罚你的款。”
冯爱倩接过执照，手抖得几乎拿不住。她盯着鲜红的“001”号码，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
消息像长了翅膀，飞遍了义乌的每一个角落，也传到了周边的县市。被“打投办”追得东躲西藏的小商贩们，听说义乌开放市场了，纷纷闻讯而来。到1982年底，湖清门市场已经有30多个大类、2000多种小商品，每个市场日，少则五六千人，多则上万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
可谢高华知道，战斗才刚刚开始。

义乌中国小商品城 图源：视觉中国

三
果然，市场开放了，麻烦接踵而至。
首当其冲的，是来自意识形态的压力。
县委接连收到各种举报信：“义乌搞资本主义，背离社会主义方向！”“允许农民经商，就是纵容投机倒把！”“谢高华在义乌乱来，应该严肃处理！”
有上级部门下来检查工作，看到满大街的摊位，皱着眉头问：“你们义乌是怎么搞的？搞得乌烟瘴气，像个什么样子？”
谢高华陪着笑脸解释：“首长，您看到的是乱，但老百姓看到的是活。义乌穷了几百年，现在好不容易有点生气，能不能让他们试试？”
还有干部在背后给他扣帽子：“谢高华就是想出风头，不管上面的政策，胡来！”
面对种种压力，谢高华表面镇定，心里却承受着巨大的煎熬。每天晚上躺在床上，他都在想：自己这么做，到底对不对？万一真的出事，怎么办？
但每次想到冯爱倩含泪的眼睛，想到何海美激动的泪水，想到市场上忙碌的身影，他就咬咬牙：豁出去了！
1982年11月，谢高华做了一个更大胆的决定，召开全县劳模先进表彰大会，大张旗鼓地表彰经商办厂的能人。
“谢书记，会不会太高调了？”县委办的同志担心地问。
“不高调不行！”谢高华说，“现在老百姓心里还是打鼓，怕政策变，怕秋后算账。我们必须给他们一颗定心丸，让他们知道，党和政府支持他们！”
表彰大会上，谢高华说：“同志们，勤劳致富不是罪，经商办厂不是错！老百姓靠自己的双手挣钱吃饭，有什么不对？我今天就是要告诉大家：敢于勤劳致富，善于勤劳致富，放下心来勤劳致富，放开手脚勤劳致富！”
台下掌声雷动。很多商贩流着泪鼓掌，掌声持续了好几分钟。
紧接着，在全县农村专业户重点户代表大会上，谢高华又抛出了一记重磅炸弹：“四个允许”：允许农民进城经商、允许长途贩运、允许城乡市场开放、允许多渠道竞争。
“四个允许”一出，炸了锅。
支持的人说：“谢书记有魄力，有担当，是真心为老百姓办事！”
反对的人说：“他疯了！竟然公开走资本主义道路！”
有人好心劝他：“谢书记，悠着点吧。搞不好，要出事啊。”
谢高华笑了笑，没说话。其实他心里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他是在钢丝上走路，是在刀尖上跳舞。一步走错，粉身碎骨。
但他别无选择。
夜深人静的时候，谢高华常常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对着窗外发呆。他想起自己年轻时在农村挨过饿，知道穷是什么滋味。他想起自己当年在衢县搞柑橘改革，被《人民日报》点名批评。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在心里对自己说，“老百姓能吃饱饭，能过上好日子，比什么都重要。犯过的错我都认，挨过的批我都扛了，还怕什么？”

四
一场更大的风暴袭来了。
1984年，新马路市场开业，个体工商户突破6000户。可税收问题成了新的矛盾爆发点。
当时实行的是八级累进税，经营得越好，税率越高。可市场里几千个摊位都是小本经营，价格随行就市，根本不记账，也没法按规定计税。税务部门为了完成任务，整天在市场里“抓税”，像猫抓老鼠，搞得商贩们人心惶惶。
有商户找到谢高华诉苦：“谢书记，您让我们放心经商，可现在税务干部天天查，今天说我少报了，明天说我漏税了，我一个卖袜子的，一天挣两块钱，还要交8毛钱的税，生意还怎么做？”
谢高华听了，心里很难受。他找来税务局长：“老陈，你们这么搞，要把市场搞死的。”
“谢书记，我们也没办法啊。不按规定征税，上面要追究责任的。”税务局长也很无奈。
谢高华想了几天，决定冒一次更大的险。
“改！税收制度不适应市场，就改！”他把相关领导叫到一起，“搞‘定额计征’，每个摊位按地段和商品类别定个固定税额，一年一定，按月分交。定额之外的收入，不再计税。”
“这……这行吗？国家有明确规定的。”有人担心。
“‘养鸡生蛋’，不要‘杀鸡取蛋’。”谢高华说，“税收压力小了，大家经商积极性高了，税收总量反而会增加。不信咱们试试看。”
新办法一出台，商贩们拍手叫好。周边县市的小商贩也蜂拥而至。果然，1984年义乌税收比两年前提高了整整3倍！
可是，麻烦也来了。
新华社记者在义乌采访时发现了定额计征的做法，写成内参上报。国家财政部看到后高度关注，认为义乌擅自改变税收制度，有违财经纪律，要求严肃查处。
意见一层层反馈下来，浙江省财政厅派出调查组，直奔义乌。
县委大院里，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有干部在背后嘀咕：“完了，谢书记要倒霉了。”“早就说过他太冒进，现在出事了吧。”
调查组在义乌待了整整一个星期。他们走访商户，查阅账目，召开座谈会，一遍遍询问税改的详细经过。
谢高华很平静。他配合调查，实话实说，没有半点隐瞒。晚上回到办公室，他一个人坐在黑暗中，点燃一支烟，慢慢地抽。
秘书杨守春偷偷去看他，发现他的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
“小杨，你说，我做错了吗？”谢高华突然问。
杨守春一愣，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没做错。”谢高华自己回答了，“老百姓确实得到了实惠，税收确实增加了。”
他顿了顿，笑了：“我做好了接受处分的准备。如果上面认为我搞资本主义，我认罚。但我不后悔。”
一个星期后，省财政厅的结论下来了，义乌推出的税收办法是可行的，但还要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
拿到结论，谢高华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五
1983年的一天夜里，谢高华在办公室里翻阅资料，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义乌的发展战略，到底该怎么定？
传统的经济发展顺序是：工业第一，农业第二，商业第三。商业历来被视为“末业”，不创造价值，只是流通环节。可义乌的实践证明，恰恰是商业市场的繁荣，带动了就业，增加了税收，拉动了消费，甚至促进了农业生产。
为什么不能把商业摆在第一位呢？
想法一冒出来，把谢高华自己都吓了一跳。太大胆了！太离经叛道了！
但仔细一想，又觉得有道理。义乌人多地少，种不出什么粮食，工业基础也薄弱，唯一的优势就是几万人的小商品经营队伍。如果抓住了优势，大力发展商业，以商带工，以商兴农，不就能走出一条新路子吗？
谢高华兴奋得一夜没睡。第二天一早，他就把县委一班人叫到一起，说了自己的想法。
“以商兴县？把商业摆在第一位？”有人惊讶地问，“谢书记，……恐怕不行吧？自古以来，商业是末业，怎么能放在首位？”
“谁说商业是末业？”谢高华反问，“义乌的实践证明，商业繁荣了，工业、农业都能跟着发展。为什么不能试试？”
“可是全国都是工业为首，我们这么搞，会不会太特殊了？”
“特殊就特殊！”谢高华一拍桌子，“义乌本来就特殊！人多地少，工业落后，不走特殊的路子，难道要饿死吗？”
1984年10月，在全县区乡党委书记会议上，谢高华正式提出了“兴商建县”的战略。
“以贸易为导向，贸、工、农相结合，城乡一体化，兴商建县！”他的声音回荡在会场里，“我们要把传统的金字塔倒过来，让商业成为龙头，成为引擎，带动整个经济发展！”
台下一片哗然。
支持的人说：“谢书记有魄力！敢想敢干！”
反对的人说：“他疯了！这是在胡搞，迟早要出大问题！”
谢高华没有理会反对的声音。他只是坚信，历史会证明，我是对的。
很快，义乌小商品市场的摊位从700个增加到1800个，个体工商户突破6000户。每到市场日，人流如潮，车水马龙。曾经默默无闻的小县城义乌，开始在全国打响名号。
1984年12月，谢高华离开义乌，调任金华地委农工部部长。在义乌工作的时间，只有2年零8个月。
数百名群众自发来送行。很多人哭了，拉着他的手不肯放。
“谢书记，您不能走啊！”
“您走了，我们怎么办？”
谢高华也红了眼眶。他说：“我虽然走了，但义乌的市场会一直办下去。这是你们自己创造的，谁也拿不走。”
有人写了一首七绝送给他：“痛快淋漓写意真，谢公毕竟是能臣。而今携袖清风去，功过随人仔细评。”
谢高华笑了：“功过？我不在乎。只要老百姓过得好，就够了。”

六
1985年，谢高华回到衢州，担任衢州市常务副市长。
衢州历来有两害：战乱和缺水。现在战乱没有了，但水害还在。每到干旱季节，农田龟裂，庄稼枯死，老百姓苦不堪言。
“我们怎么能安心？”谢高华说，“必须修水利，彻底解决缺水问题！”
在他的积极推动下，酝酿多年的乌溪江引水工程终于上马了。谢高华担任工程总指挥。
这是一项难度巨大的工程：在黄坛口水库拦江筑坝，通过83公里渠道，横跨衢州、金华两市五县，拦截乌溪江，架过灵山江，跨越10条溪，打穿18座山，建设30处大型建筑物。
1989年8月，渠首枢纽工程举行开工典礼。主席台上，57岁的谢高华站起来讲话。
“同志们！”他的声音有些颤抖，“这项工程，我们盼了多少年？为了它，多少代人流过汗、流过泪。今天，我们终于要动工了！”
说到动情处，谢高华的眼眶红了，声音哽咽：“有生之年，我要同大家一起为工程建设作最后冲刺！退休也要退在工地上！”
台下掌声雷动，很多人流下了眼泪。
第二年，谢高华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衢州市委常委、副市长。但乌引工程总指挥的职务，他说什么也不肯放。
“我对乌引工程有感情，一定要亲手建成它！”他向市委请求。
市委同意了。
谢高华几乎把家搬到了工地上。他白天和建设者一起坐在泥地里，边吃饭边谈工作；晚上和技术人员一起开会研究方案，经常到凌晨。办公室里的“四大件”又派上了用场：解放鞋、斗笠、雨伞、套鞋，随时准备下工地。
工程建设的5年里，谢高华瘦了一大圈。原本就瘦弱的身体，变得更加单薄。有人劝他注意身体，他摆摆手：“没事，我扛得住。”
1994年8月4日，乌溪江引水工程胜利竣工，全线通水。
谢高华站在渠首，看着清澈的江水奔涌而出，老泪纵横。
“成了！终于成了！”他喃喃自语，“我们没有辜负父老乡亲！”
乌引工程被后人誉为“江南红旗渠”，彻底解决了衢州、金华两地数代人的缺水之苦。很多衢州干部群众感慨：没有谢高华的执着和担当，这项工程很难建成。
七
胆魄过人、敢为人先，带领义乌叩开财富之门，造就千千万万富翁的谢高华，自己却一生清贫。
他的小儿子谢新彪说：“父亲在衢州两任书记当下来，就带回两条凳子。从义乌离开时，带走的只有一对破旧的皮沙发。”
谢高华在义乌至今没有一处房产，没有一个店铺，也没有任何一家企业的股份。
有一年年底，司机送他回衢州过年。车开到城西时，司机停车下去了一会儿。等车重新启动，谢高华突然问：“刚才那人来干什么？”
“哦，是义乌的一个老板，托我给您带了一桶鲜鱼，说让您过年吃。”
“调头！”谢高华脸色一沉，“马上送回去！”
“谢书记，就一桶鱼，不值什么钱……”
“送回去！马上！”
司机没办法，只好调转车头，把鱼送了回去。
谢新彪曾经问过父亲：“您为义乌做了那么多，为什么不搞一套房子，搞一个店铺，或者搞一点企业股份？”
谢高华看着儿子，认真地说：“我在衢州有一套房，够住了，为什么还要在义乌占一套？摊位人家可以有，我不能要。小商品城原始股票，国家是有规定的，领导干部不能参与。”
“在我心里，国事、家事、天下事泾渭分明。”谢高华说，“国事为大，家事为小。百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家里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家事不能利用我的权力，是一根不能碰的红线。”
退休后，谢高华依然闲不住。他倡导成立省马寅初人口福利基金会衢州执行部，筹措资金60多万元，帮助贫困农户。一有空，他就带着家人，到衢州周边农村走访调研，一直到80多岁，才因为老伴身体不好慢慢停了下来。
八
2017年10月19日，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幕。
高速公路义乌出口，数百辆私家车整齐排列，车主们举着横幅，敲着锣鼓，等待着一个人。
“谢书记！”“谢书记回家了！”人群沸腾了。很多人流着泪喊着：“谢书记！我们想您！”
86岁的谢高华坐在车里，看着车窗外熟悉的面孔，泪水湿了脸颊。
从1995年义乌第一次举办小商品博览会起，这样的场景已经持续了23年。每年博览会，义乌商人都会自发组织车队，到高速口迎接他们的老书记“回家”。
一位离任33年、当年任职只有2年零8个月的县委书记，为什么能让这座城市的人民如此深深爱戴、久久铭记？
义乌人有句口头禅：“谢天谢地谢高华。”
拿到001号营业执照的冯爱倩说：“没有谢书记，就没有今天的我，就没有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
第一代商户何海美说：“他冒着风险为我们开路，这份恩情，我们永远不会忘。”
2018年12月18日，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谢高华作为“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催生培育者”，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
2019年9月，他被评为“最美奋斗者”。
2019年10月23日，谢高华因病在杭州逝世，享年88岁。
义乌举城哀悼。无数人在网上留言：“谢书记一路走好！”“义乌人民永远记得您！”“没有谢书记，就没有今天的义乌！”
义乌人为他写了一副挽联：“生于斯长于斯情系金衢，飞鸡毛引银练无愧先锋。”
今天的义乌，已经从“一条马路七盏灯，一个喇叭响全城”的贫困小县，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210多万种商品销往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销售额超5000亿元。截至2025年，义乌市场经营主体突破126万户，位居全国县级区域第一。
从1982年700个水泥板摊位的湖清门市场，到今天的“世界超市”，义乌创造了一个“无中生有、点石成金”的发展奇迹。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
面对老百姓由衷的褒奖，从政43年、有着67年党龄的老党员谢高华，生前曾这样评价自己：
“我是农民的儿子，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
“义乌市场是义乌人民的伟大创造！是时代造就了义乌，是义乌人民造就了今天的义乌。”
他走了，但他沾满泥土的解放鞋、袖子歪斜的旧军大衣、“我宁可不要乌纱帽”的誓言，永远留在了义乌，留在了历史，留在了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