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连宗：笔与枪，勾划红军长征中的宣传战

《雪山低头迎远客》 钟平德 绘

长征是军事史上的奇迹，也是宣传史上的奇观。古今中外，从来没有一支军队，在如此艰难的行军作战中，把宣传工作做得如此深入、如此广泛、如此有效。没有电台的年代，他们用两条腿和一张嘴，把革命的道理讲到了每一个山村、每一个白军士兵的心里。那些握枪的手，同时握着笔、攥着石灰、举着喇叭，在枪林弹雨中开辟了另一个战场。

毛泽东后来总结得好：“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这话不是比喻，是写实。宣言书写在哪里？写在七千多条留存至今的标语里，写在马背上油印的《红星报》上，写在朱德总司令发布的六言布告中。宣传队是谁？是全军上下人人动手写标语的红军将士，是那些饿着肚子还在唱歌演戏的宣传员。播种机播下的是什么？是抗日救国的信念，是民族平等的主张，是劳苦大众翻身解放的希望。

回望九十年前这段历史，不只是在致敬前辈，更是在琢磨一个老问题：宣传工作的战斗力，到底从哪里来？

答案也许藏在一个朴素的事实里——长征路上，笔和枪，走的是同一条路。

人人都是宣传员

长征出发时，中央红军一共八万六千多人。这支队伍里，除了作战部队，还有一支特殊的“笔部队”。

红军的宣传工作有一套严密的体系：总政治部设宣传部，军、师设宣传科，团有宣传队，连有宣传员；军以上设地方工作部，专做发动群众；团以上设“白兵工作”机构，专做瓦解敌军。

但红军宣传最厉害的地方，不是机构多，而是人人都是宣传员。

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七日，红军总政治部在贵州桐梓下发《关于各部队立即动员遍写标语的命令》，写得十分具体：“各部队立即动员自己各部队中凡能写字的，用木炭，用毛笔，用大字，用小字，在屋壁上，在门板上，遍写下列材料十二条，做到每人每天至少写一条。从连队到军团的军队干部以身作则自己动手写，写满整个宿营地。”

每人每天一条标语。这不是宣传科的任务，这是全军的任务。

董必武同志长征时已年近半百，同志们说他是“三个不停的人”——脑不停、脚不停、手不停。走路想问题，到了宿营地就找墙壁写标语。遇到一面好墙，他打开墨盒，提起毛笔，一写就是半天。

不光战士写，首长也写。杨尚昆同志当时是红三军团政委，转战贵州时，看到国民党到处张贴“捉拿朱毛赏银二十万元”的标语，他提笔就在旁边补了一行：“捉拿王家烈赏银五角。”

二十万与五角，落差如此之大。红军对国民党当局的蔑视，全在这一笔里。一条标语，胜过千言万语。据后来统计，长征沿线至今保存下来的红军标语有七千多条。

早在一九二九年的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就明确指出：“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的工作。若忽视了这个工作就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这话听着重，但放在长征那样的环境里，一点都不过分。

马背上的《红星报》

长征路上，条件最苦的宣传阵地，要数《红星报》。

《红星报》是红军总政治部的机关报。长征出发后，铅印设备无法携带，改成了手刻蜡版油印，从第一期重新编号。从一九三四年十月到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前后，短短七十多天里出了七八期。整个长征期间，一共出版二十八期长征专号。

办报的条件苦到什么程度？整个编辑部只有四五个人，用两条扁担挑着四个铁皮箱子，随中央军委昼夜行军。箱子里装的是：一台“钟灵牌”油印机（走到湖南时不得不扔下，另买了一台手滚油印机），几盒油墨，几筒蜡纸，几块钢板，几支铁笔，一些毛边纸。一到宿营地，铁皮箱子往地上一放，就是办公桌。常常是国民党飞机在头顶上轰炸，他们在下面刻蜡版。

长征初期主编《红星报》的，是邓小平同志。

那是他政治生涯的“第一落”——因为抵制“左”倾错误路线，被撤了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的职务，受命主编《红星报》。但他毫无怨言，把全部精力都投到了这张油印报纸上。很长一段时间，编辑部只有两个人：邓小平和一名通讯员。组稿、采写、编辑、排版、手写美术标题、校对、印刷、发行，几乎全由他一人包干。他手下的通讯员队伍有五百多人，聂荣臻、罗荣桓、罗瑞卿、萧华、张爱萍等都曾是这份报纸的出色通讯员。

周恩来同志送过他一盏马灯，方便他晚上写稿编报。邓小平十分珍惜，用笔在马灯油壶底部写下了“一九三三年邓小平用”几个字。这盏马灯如今已是珍贵的革命文物。

遵义会议后，邓小平调任中央秘书长，离开了《红星报》编辑部。接任的是陆定一同志。

陆定一被视为“长征小调”的创始人。他创造了几个“第一”：第一个正式提出“万里长征”概念——一九三五年五月，他连夜撰写《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其中“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一句，让“万里长征”从此进入中国人的语汇；第一首会师赞歌——懋功会师后，他即兴创作了《两大主力军会合歌》；最长的“长征小调”——到达陕北后，他与贾拓夫合作写出了《长征歌》，整整十三段，记录了红一方面军十三个月的长征历程。

《红星报》不只有社论和战报。它辟有“俱乐部”“山歌”等副刊栏目，登歌曲、漫画、谜语，也登战士自己写的山歌。创刊号的《见面话》里说得直白：这张报，是面镜子，是架电台，是位指导员——“还是一个俱乐部”。一张在枪林弹雨里赶路的军报，也给自己留了一块“软”的版面。

《红星报》最可贵之处，在于切实解决问题。战士光脚行军？第四期刊发《怎样解决草鞋问题》，发动战士打草鞋，问题很快解决。掉队现象严重？第六期刊载《消灭掉队落伍的现象》，提出加强收容队工作、改善给养。进入川西筹粮困难？刊发《为筹集充足的粮食而斗争》，推广筹粮经验。战士患疟疾、痢疾、夜盲症？《红星报》和《健康报》持续刊登卫生常识，教大家防病治病。

一张油印小报，既管思想统一，又管草鞋、粮食、腹泻——这就是红军宣传的务实之处。不搞空对空，不玩花架子，战士需要什么，报纸就登什么。

广大官兵称它是“一面大镜子”“一架大无线电台”“党和红军工作的指导员”“红军俱乐部”。这些评价不是上级给的，是大家用命拼出来的体会。

长征路上的“笔部队”，不止中央红军一家。红二十五军长征途中，同样边走边印自己的宣言。刘华清当时在红二十五军担任宣传科、文印科科长，亲手刻印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先遣支队北上抗日宣言》——一支孤军远征的队伍，走到哪里，就把抗日的宣言贴到哪里。

刻在山河上的宣言

长征路上，最壮观的宣传是标语，最动人的宣传是歌声。

红军写标语，材料五花八门：墨水、锅灰水、石灰水、泥巴水、木炭、毛笔、粉笔，什么能用就用什么。载体更是无所不包：墙壁、门板、树干、山崖石壁、石碑、牌坊、桥石。红四方面军还专门成立了“錾字队”，老百姓叫“钻花队”，在石崖上刻标语，刻上去便抹不掉。

最震撼人心的，是四川通江县沙溪镇红云崖上的“赤化全川”四个大字：每字高5.5米、宽4.7米，笔画深0.35米，字幅总面积达三百平方米，二十多名工匠耗时四十余天完成，远在数十里外清晰可见，被誉为“石刻标语之王”。这哪里是标语，这是刻在山河上的宣言。

标语的内容也极其丰富。有打土豪分田地的，有北上抗日的，有民族政策的，有瓦解敌军的，还有改善生活的。不是千篇一律的空话，每一条都对着具体的人和事。在猛固桥头，刷的是“川军弟兄们，不要替军阀刘湘邓锡侯送死当炮灰！”——直接点名字，戳痛点。在老百姓家门口，写的是“红军不拿穷人一针一线”“取消一切苛捐杂税”——讲的都是与日子有关的事。

在少数民族地区，标语写得更讲究。标语书写须经连队指导员审核，禁止使用可能引发民族误解的词汇；不在宗教场所周边书写标语；统一使用可清洗的石灰、红土，避免对民居造成永久损害。这不是小心，是尊重。在松潘毛尔盖地区，红军发现藏民因语言不通难以理解汉字标语，便补充图画元素，用“红军与藏民携手”的简笔画搭配短句，让信息传递更为直观。

再说歌声。长征路上有句话：“哪里有红军，哪里就有歌声。”

唱歌是最简便的宣传方式，也是最有效的鼓舞士气的手段。红色歌谣的创作有几个鲜明特点：主体多元——干部、战士、群众都参与创作；“旧瓶装新酒”——用民间小调、苏俄歌谣、旧军歌曲调重新填词；即兴创作——需要什么就唱什么，看到什么就唱什么。

有一首歌叫《打骑兵歌》，陆定一与黄镇在毛尔盖合编歌词，李伯钊精心配曲，刊登在《红星报》上。歌词是：“敌人的骑兵不可怕，坚决沉着来打它，目标又大又好打，排子枪快放一齐杀……”这首歌把打骑兵的战术要点编成了朗朗上口的歌曲，战士们唱着唱着就学会了，比上十堂战术课还有效。

兴国县至今流传着“一首山歌三个师”的佳话——一首《送郎当红军》，唱得多少青年心甘情愿地穿上了军装。

最苦的时候也有歌。草地里粮食奇缺，皮带、牛皮鞋底都成了食物。战士们编了歌来唱：“牛皮鞋底六寸长，草地中间好干粮。开水煮来别有味，野火烧后分外香。两寸拿来熬野菜，两寸拿来做清汤。一菜一汤好花样，留下两寸战友尝。”苦中作乐的背后，是一种打不垮的乐观精神。

除了标语和歌声，红军还有剧社。战士剧社、火线剧社、猛进剧社、战斗剧社、工农剧社……长征路上，光有名字的剧社就有十来支。贺龙的部队有“三好”的说法——仗打得好，戏演得好，球打得好。

还有宣传鼓动棚。宣传员用布搭起棚子，插上红旗，在路边为过路的部队唱歌、说快板、喊口号，就像给部队“加油”。仅红一方面军就至少在湘江边、乌江畔、金沙江边、雪山顶设立了四处大型鼓动棚。过湘江时，防空号一响，队员们就把红旗一拔，就地疏散隐蔽；飞机一走，红旗又竖起来，督促大家奋勇向前。翻夹金山时，红一军团宣传员刘乾益在崎岖山路上打起了快板：“翻山顶，看本领，比比哪个是英雄……”越往上爬空气越稀薄，大家又饿又累，想歇一歇，宣传员们又扯着嗓子喊：“同志们，山顶不能停留！不活动就会冻僵，加油呀，翻过山头就是胜利！”

这些人，不是在说漂亮话。他们和战士们一样饿着肚子、冻得手脚发麻，一样在爬雪山过草地。但他们的嗓门就是比别人大，笑容就是比别人多，脚下的步子就是比别人稳。

老百姓相信红军的理由

长征宣传最厉害的地方，不是话说得有多漂亮，而是说到做到。

你说“红军不拿穷人一针一线”，老百姓不信啊。过往的军队多了，哪支不说自己秋毫无犯？到头来还不是抢粮抓丁。但红军不一样。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七日，《红星报》刊出《创造争取群众工作的模范连队》一文，提出七项要求：“不乱打土豪，不乱拿群众一点东西”“不私打土豪，打土豪要归公”“损坏了群众东西要赔偿，借群众东西要送还”“不强买东西，买东西要给钱”……

这些不是写在纸上给上级看的，是真的照着做的。

红军收割群众麦子时留条记账；过藏族地区时，庄稼收了按市价付钱，甚至把钱和致谢的纸条压在石头底下。总政治部在遵义发布的布告中，明确宣告：“如有侵犯群众利益的行为，每个群众都可到政治部来控告。”

时间长了，老百姓慢慢就看明白了——这支队伍，说的和做的，是一回事。

贵州关岭县板袍村有个布依族老人叫杨登奉。红军路过时，他看到了总政治部张贴的布告，深受感动。红军走后，同村地主威胁他交出布告，老人冒着生命危险，将布告从床头移到柜缝，又用油纸包好藏在屋顶瓦沟里。解放后，见到布告所讲的一切都变成了现实，老人才将这件珍藏多年的文物捐给了人民政府。如今，它是贵州省博物馆馆藏一级文物。

一张纸，藏了十几年。为什么？因为老百姓信了。最经典的例子，是彝海结盟。

一九三五年五月，中央红军进入川西彝族聚居区。当时彝汉民族矛盾深重，加上国民党反动派散布“红军烧杀抢掠”的谣言，前卫部队多次遭遇拦阻。红军的应对堪称宣传工作的典范：第一步，以总司令名义发布六言布告，朗朗上口、通俗易懂。“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夷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第二步，率先提出“设立夷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这是中国共产党民族区域自治主张的雏形，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第三步，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用彝族群众最信服的方式建立信任。第四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用行动兑现承诺。不进寨、不扰民、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战士们主动帮乡亲砍柴、修路、照料牲畜。最终，红军不仅顺利通过了百里彝区，还在当地组建了第一支彝族人民革命武装。

这就是宣传的真谛：你说一百遍不如做一遍。

扩红也是一样。红二方面军有个“不蚀本的奇迹”：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从桑植出发时一万七千人，转战八县、作战一百一十多次，战损减员万余人，但沿途补兵也达万余人。一九三六年十月到达陕北时，兵力仍保持一万余人。毛泽东称赞他们：“你们一万人，走过来还是一万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

为什么那么多群众愿意跟着走？不是因为口号喊得响，是因为红军真的让老百姓吃饱了饭，真的打倒了土豪分了田地，真的说话算数。

老红军李文模出生在四川阆中一户贫苦农家，兄弟姐妹四人被卖掉了三个。红军问他：“你肚子饿不饿？”他说“饿”，红军便带他去吃饭。吃饱了又问：“想不想天天吃饱？”他说“想”。红军说：“那你跟我去打土豪分田地。”就是这样朴素的对话，让一个穷孩子走上了革命道路。

把敌人说到哭

长征路上的宣传，不仅对内、对老百姓，还对着敌人。

瓦解敌军是红军的拿手好戏。他们知道，国民党军队里当兵的，大多也是穷苦出身，也受压迫、也想家。找准了这个痛点，宣传就有了靶子。

阵前喊话是常用的办法。宣传员用纸糊的喇叭，先问“老乡，你当兵是怎么来的？”，再聊“你当兵几年了？想不想家？”，说着说着对方就嚎啕大哭了。

还有唱歌瓦解的。红四方面军剧团在中坝三合场久攻不克时，到前线向白军唱《劝郎回头》等歌。到了第三天，白军不仅不开枪了，还隔河喊：“红军弟兄，你们唱的是啥，我们还想听，再唱一遍要不要得？”一些穷苦出身的白兵听到歌声后，或携枪投诚，或弃枪逃走。

最有名的瓦解宣传作品是《十告白军》。这首长诗文白夹杂、朗朗上口，是总政治部遍写标语十二条中的压轴之作：“白军弟兄，我们是红军，我们彼此，都是干人。你不打我，我不打你，联合起来，结个团体。……打土豪二分田，三不交租四抗债，五抗苛税六抗捐，七条人人要饭吃，八条个个要衣穿，九条工钱要增加，十条百货要便宜。只有苏维埃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能得太平。”

十条全是大白话，全是大实话，句句说到白军士兵的心坎上。

还有优待俘虏的政策。“愿意留下来的当红军，想回家的给发路费”——这话一开始没人信，国民党说红军杀俘虏。但时间一长，真有俘虏拿着红军给的路费回了家，消息便传开了。谎言不攻自破。

最有意思的创意是“水电报”。红军在汶川用木板书写标语，顺河流放，向下游国民党军展开政治宣传。不用见面，仗还没打，宣传先到了。

不得不提的几个人

长征宣传史上，有几个人不得不提。

邓小平，前面说过了，马背上的《红星报》主编。后来成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但很少有人记得，他的新闻宣传生涯是从一张油印报纸起步的。他早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因负责《赤光》杂志的刻板、油印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油印博士”。办《红星报》，可谓重操旧业。

李伯钊，重庆人，红军中唯一一位三过草地的女战士。她是革命根据地戏剧工作的开拓者，被誉为“赤色歌舞明星”。长征初期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干事。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她被派到红四方面军参与建立随军剧社，任工农剧社社长。张国焘分裂红军后，她随部队二过、三过草地，还曾被错误地开除党籍。但她从未中断文艺宣传工作。她创作了《打骑兵歌》，编排了《打骑兵舞》《农民舞》《儿童舞》等舞蹈，还在草地上采集野菜样本，向战士们宣传哪些有毒、哪些没毒。

陈云的故事也值得一说。遵义会议后，他受命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写了一本《随军西行见闻录》，以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廉臣”的口吻写作，一九三六年三月在法国巴黎《全民月刊》连载。全书四万五千字，记述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到胜利渡过泸定桥、历时八个月、途经六省、行程一万二千里的经历。这是最早向世界介绍红军长征和中共领导人的纪实作品，为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立下了汗马功劳。

斯诺的名字更是不能不提。一九三六年六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冒着生命危险，穿越国民党的封锁线，进入陕甘宁边区。他在苏区待了四个多月，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共领导人，也和普通红军战士、农民、工人谈了话。一九三七年十月，他的《红星照耀中国》（又译《西行漫记》）在英国伦敦出版，立即轰动世界。

这本书是第一个西方记者以第一手资料，向全世界系统介绍红军和长征的著作。斯诺写道：“红军不叫士兵、大兵、丘八，而叫‘战士’‘革命者’‘同志’。这种称呼的变化，本身就是一种宣传。”他还发现，红军的宣传不是强加于人的，而是通过参与、通过行动、通过人与人的交流来实现的。《红星照耀中国》出版后几个月内就卖了十万册，被翻译成十几种文字，打破了国民党“共匪”“流寇”的污蔑宣传。

还有外国传教士薄复礼（Rudolf Alfred Bosshardt），跟随红军长征走了一段时间，后来写成《神灵之手》一书。书中写道：“那些口号用颜料涂在墙上，有白色的也有各种各样颜色的，有些字很大，离很远就能看到。”

一个记者、一个传教士，两个外国人，从不同的视角，都记下了红军宣传的景象。一个主动深入苏区采访，一个被动随军长征，但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这支队伍和他们以前见过的所有军队都不一样。

九十年后的回响

回望九十年前的这段历史，有几点很深的感触。

第一，宣传工作是战斗力，不是软任务。长征中，红军一边走一边打一边宣传，三件事同等重要。标语是枪，歌声是弹，布告是阵地。没有宣传，红军走不到陕北；没有宣传，老百姓不会相信红军；没有宣传，敌军不会土崩瓦解。毛泽东说：“共产党是左手拿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这话千真万确。

第二，宣传的根基在行动，不在话术。红军的宣传为什么管用？因为他们说到做到。你说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就真的不拿；你说买卖公平，就真的付钱；你说优待俘虏，就真的给路费。说和做高度统一，宣传才有公信力。老百姓不傻，他们听其言，更观其行。

第三，宣传的力量在群众，不在机关。红军宣传不是几个人坐在编辑部里想出来的，是全军上下一起干出来的。每人每天一条标语，人人都是宣传员。每个人说的都是自己相信的话，做的都是自己认同的事，这样的宣传才有感染力。

说到国际传播，长征也留下了宝贵经验。陈云远赴莫斯科写《随军西行见闻录》，斯诺深入苏区写《红星照耀中国》，薄复礼被动随军写《神灵之手》——三个人从三个不同视角，共同把长征的真相告诉了世界。其中最有分量的，还是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因为它来自一个中立的外国记者，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耳朵去听，说出来的话最有说服力。这也说明：国际传播不能只靠自己说，还要善于借助第三方的视角，让别人替你说话，效果往往事半功倍。

第四，宣传的生命在创新，不能守旧。长征路上，没有电、没有纸、没有印刷机，但是红军的宣传手段反而比任何时候都丰富——标语、布告、歌曲、戏剧、快板、壁画、鼓动棚、“水电报”……什么好用就用什么。条件越艰苦，创造力越强。今天我们有了新媒体、有了短视频、有了人工智能，但最本质的东西没有变——用群众听得懂的话，讲群众关心的事，才能走进群众心里。

第五，宣传的灵魂在人，不在物。长征的宣传不是靠先进设备做出来的，是靠邓小平整宿整宿刻蜡版刻出来的，是靠董必武走一路写一路写出来的，是靠李伯钊拖着病体编歌编舞编出来的，是靠那些在雪山上打着快板的宣传员喊出来的。设备再先进，没有人的精神和情怀，一切都是空的。

宣传工作的本质是什么？是把道理讲清楚，把人心聚起来，把士气鼓起来，把敌人分化开。九十年前，那群衣衫褴褛的革命者，用两条扁担挑起了一张报纸，用木炭和石灰写下了一个民族的希望。九十年后，我们拥有了最先进的传播技术、最丰富的传播渠道，但那份“宣传工作是第一个重大工作”的清醒，那份“以身作则、说到做到”的自觉，那份“把群众放在心上”的初心，永远不能丢。

原标题：《徐连宗：笔与枪，勾划红军长征中的宣传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