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5年9月授衔后，毛泽东途经天津，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杨成武陪同。谈话原本围绕授衔展开，后来话题转到起义将领的安排，毛泽东特意提到了楚溪春。
当时，董其武因被授予上将军衔而感到惶恐，曾多次请求降低军衔。杨成武没有同意，还转达毛泽东的话：“杨成武可当可不当上将，你董其武必须当上将。”
董其武后来甚至提出捐出家产。毛泽东对此明确表示，共产党连俘虏的财物都不拿，更不能要求起义将领交出私人财产。话说到这里，他忽然又问起另一件事：“听说有人对重用傅作义、启用楚溪春不满，这个工作一定要做到位。”
这句话，点出了一个现实问题：在新旧政权转换之后，如何看待曾经站在另一阵营、后来选择起义的人，并不是一纸任命就能解决的。
楚溪春并非普通军官。他出生于1896年，河北蠡县人，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五期，和傅作义是同学。此后，他长期在晋绥军系统任职，逐渐成为阎锡山倚重的将领。
楚溪春能够进入晋绥军核心，一方面靠的是军事能力，另一方面也与他对阎锡山的长期服从有关。抗战时期，他曾参与晋绥军内部的重要事务，在阎锡山的政治布局中占有一席之地。
有意思的是，阎锡山对部下向来既使用又防范。傅作义、张荫梧、陈长捷等人先后与晋绥军发生分离，背后都有相似原因：将领一旦形成独立声望，原有的信任便会掺入戒备。
1945年日本投降后，楚溪春奉命率部北上，接收太原以北的大同、朔县、山阴、怀仁等地，并在大同主持北路军事务。大同地处晋北，既是煤炭产地，也是连接晋察冀、晋绥和绥远的重要关口。
占据大同，等于握住了华北北部的一把钥匙。楚溪春也因此受到国民党当局嘉奖，先后获得忠勤勋章、青天白日勋章和胜利勋章。
但名义上的总司令，并不等于真正拥有完整兵权。阎锡山很快调走楚溪春原有部队，只留下部分力量，再把收编人员编入暂编第三十八师。楚溪春要守住大同，能够直接依靠的兵力十分有限。
军权受限，地方事务也不顺。大同行署与军事系统之间矛盾不断，楚溪春还曾因查办当地旧案得罪地方势力。有人试图借文件和印章问题做文章，甚至准备给他扣上通共罪名。楚溪春只得遣散秘书，以免事态扩大。
真正让他声名大振的，是大同集宁战役。1946年7月，晋察冀与晋绥部队开始进攻大同，张宗逊负责军事指挥，罗瑞卿参与统一领导。大同外围据点相继失守，城内守军处境日益困难。
楚溪春手中的兵力并不占优势，却依靠城防工事和严密组织坚持防守。解放军在攻城与阻援之间多次调整部署，战事持续到9月。9月13日，傅作义部在集宁方向击退解放军援军，围攻大同的部队于9月16日撤离。
这场战役是解放战争初期华北战场的一次失利。战局之中，攻城和打援没有形成稳定配合，傅作义出兵增援也超出解放军原先判断。楚溪春则凭借坚守大同，获得了“善守”的名声。
然而，这场胜利并没有让他重新回到阎锡山身边。1947年8月，楚溪春接受陈诚邀请，出任东北行辕总参议兼沈阳防守司令，正式离开晋绥军系统。
1948年2月，他出任河北省政府主席。那时河北大部已不在国民党军控制之下，省政府实际只能依托北平及铁路沿线维持运转。楚溪春虽身居高位，却无法改变华北战场的根本形势。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楚溪春随傅作义接受和平改编。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政务院参事，并参与西北地区相关工作。对于这类起义人员在安排、待遇和思想上的顾虑，中共中央持续进行解释和安置。
毛泽东在天津提到楚溪春，关注的并不只是一个人的去留，而是如何把历史转折中的复杂人物，放到新的国家建设秩序中去衡量。1966年9月12日，楚溪春在北京逝世，终年7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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