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香港宁愿请20万菲佣，也不肯接受内地保姆，原因叫人意外

每到周日，香港中环的天桥下、广场边，总能看到大批外籍家佣席地而坐。

她们来自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平日要照顾孩子、老人和一家人的饮食起居，直到这一天才有时间与同乡见面。

可香港家佣市场一直有个令人费解的现象：当地长期雇佣约20万名菲佣，却很少见到从内地赴港工作的保姆。

很多人看到，第一反应是香港雇主嫌弃内地保姆。

可真正的原因，不是香港家庭不想请，而是许多人根本没有资格请，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先看最新数字。

2026年10月21日，香港特区政府公布，截至2026年6月，在港工作的外籍家庭佣工约有38.2万人，受雇家庭达到32.54万户。

2025年年底的数据显示，菲佣约占54%，印尼佣约占43%。

照此计算，仅菲律宾籍家佣就超过20万人。

在我看来，真正值得注意的，不是香港街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菲佣，而是这38万多人已经嵌进了香港家庭和劳动力市场。

2026年第二季度，聘请外佣的家庭中，约16.31万户有未成年人，约13.92万户有65岁以上长者。

换句话说，她们不只是打扫卫生，也承担着育儿和养老工作。

少了这批人，许多双职工家庭就得有人离开岗位。

表面上是一名家佣，背后托住的却是一个家庭的工作安排。

这也是为什么，外佣数量不断增加之后，香港依然没有轻易收紧这条通道。

因为这已经不只是家务问题，还关系到几十万个家庭能否正常运转。

最让人意外的答案，其实就写在香港入境事务处官网上。

现行“外籍家庭佣工”的入境安排，明确不适用于中国内地、澳门和台湾居民。

也就是说，一名菲律宾家佣可以按照外佣渠道申请赴港工作，一名内地的保姆，却不能沿用同一套签证进入香港家庭。

这就解释了那个看似不合常理的现象。

不是内地保姆做饭不合口味，也不是香港家庭集体排斥内地家政人员，而是制度一开始就没有给她们留下同一扇门。

我个人认为，用“香港人宁愿请外国人”概括整件事，确实很抓眼球，却容易把政策问题误写成地域偏见。

事实上，香港雇主即便看中了某位内地保姆，也不能直接给她办理外佣签证。

而如果持旅游证件或其他不具备工作资格的证件到香港从事家政服务，不但劳动权益无法得到正常保障，雇主和务工人员还可能触碰当地入境规定。

这条外佣通道并非近几年才出现。

香港劳工处资料显示，从20世纪70年代起，香港便允许输入外佣，直接原因是本地全职住家家佣供应不足。

更早的时候，香港不少家庭依靠本地“妈姐”料理家务。她们通常由熟人介绍，雇佣关系靠的是口碑和私人信任。

到了20世纪70年代，老一代妈姐陆续退出，双职工家庭却越来越多，照护人手出现空缺。

菲律宾当时已经建立海外劳务输出体系，家佣可以经过招聘、培训和签证程序进入香港。后来，印度尼西亚也加入其中。

于是，过去依靠熟人维系的家务劳动，逐渐变成了一套跨境招聘和标准合约制度。

随着越来越多女性进入职场，照顾孩子、买菜做饭、陪护老人的工作却并没有消失，只是从家庭成员手中转移给了受薪家佣。

久而久之，签证、合同、中介和纠纷处理，都围绕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输出国运转起来。

雇主熟悉这条路径，中介熟悉办理流程，劳工输出国也形成了相应的招聘和培训网络，后来者自然很难轻易替代。

依我看，这才是所谓“菲佣优势”的核心。

不是某个国籍天生更适合做家务，而是几十年时间累积出了一套可以不断复制的用工系统。

香港规定，外佣须与雇主签订标准合约，通常全职住在雇主家中，只能为合同所列家庭工作。

雇主还要提供住宿、膳食或津贴、医疗以及返回原居地的交通费用。

2026年10月3日起，新签合同的外佣最低月薪上调至5220港元。

每聘请一名外佣，雇主家庭月收入一般还须达到1.5万港元，或拥有相应资产。

外佣不能随意兼职，也不能跑到其他家庭接活。

合同提前终止后，外佣通常只能在香港短暂逗留，也不能依靠外佣身份申请定居，或者把家属带到香港生活。

我觉得，这些条款看似琐碎，却恰恰构成了香港雇主敢于长期使用外佣的底气。

工资多少、住在哪里、负责哪些工作、合同什么时候结束，都提前写得清清楚楚。

双方发生争议时，也有一份正式合约作为依据。

而内地保姆没有被纳入这套制度，自然也就无法享受同样的签证和合同安排。

有人认为，香港家庭选择菲佣，说到底就是因为价格便宜。

成本当然重要，但只用一个“便宜”解释并不完整。

香港家庭需要的不是每天上门两小时的钟点工，而是能够住家、照料儿童和老人、配合双职工家庭作息的全职劳动者。

而香港长期存在的，恰恰就是本地全职住家家佣供应不足的问题。外佣制度正是按照这种需求设计的。

依我看，雇主最终选择谁，很多时候并不是比较国籍，而是在比较两种完全不同的服务方式。

一边是按小时结算、做完就离开的本地家政服务；另一边是受到严格签证和合同限制的全职住家外佣，两者原本就不是同一种用工模式。

可这套制度也并不浪漫。

住在雇主家中，意味着工作与生活的边界容易模糊；签证和雇主绑定，也会让外佣处于相对弱势的位置。

在我眼中，中环周日的人群不该只被当成一道“异国风景”。

她们坐在纸板上聊天、吃饭，是因为那可能是她们一周里少有的私人时间。

承认外佣对香港经济贡献的同时，也应当承认她们不是廉价的工具，而是有休息权、有尊严，也有家庭牵挂的劳动者。

2026年公布的规划显示，香港准备试行输入具备更高护老技能的外籍家居照顾员，说明当地家庭的照护缺口还会继续扩大。

未来要不要让内地家政人员通过合规渠道赴港，当然可以讨论。

但真要打开这扇门，就不能只想着“多一个便宜选择”，签证、工资、培训、住宿和劳动保障必须同时跟上。

如果只允许内地保姆进入，却不给她们同等的合同保障和维权渠道，最后很可能不是多了一条就业道路，而是多出一批身份尴尬、出了问题无处申诉的劳动者。

这样的开放，显然也不是好事。

在我看来，内地保姆和菲佣之间根本不该被写成一场高低之争。

前者没有输在能力，后者也不是靠讨好雇主站稳脚跟。

她们走的是两条不同的制度通道。

香港接受的从来不只是某个国籍的保姆，而是一整套已经运转了半个世纪的家佣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