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历史系百年｜清华大学与20世纪的中国史学

1926年，清华历史系成立。百年来，清华史学的每一步既是清华人文学术变迁的缩影，也是中国史学演进的写照。为庆祝建系一百周年，“清华大学与20世纪的中国史学”学术论坛于2026年10月18日在蒙民伟人文楼B219室举行。论坛由清华大学历史系仲伟民教授主持，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越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陆扬教授、浙江大学教育研究院刘超研究员作专题报告，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欧阳哲生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王东杰教授、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李扬眉副主编担任评议人，另有部分师生及系友参加。与会人员围绕清华史学在民国史学中的位置、陈寅恪史家身份的养成及其唐史研究转向、北平与美国东亚研究的兴替等议题展开交流，从学术传统、学人治学、中外交流三个层面，再现了历史系独特的百年风貌及其与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相互交织的历史图景。

仲伟民教授

仲伟民教授首先对与会人员表示欢迎，并介绍了系史与现状。他指出，历史系于1926年设立，1952年院系调整后停办，1993年恢复建制。若以历史系实际存在的时间计算，前后只有59年；若从1985年成立的思想文化研究所算起，也只有67年；若再上推至1979年成立的文史教研组，才刚刚过70年。但是，从1926年建系这一意义上说，今日庆祝建系百年是可以成立的。正如六必居的咸菜好吃离不开一锅老汤，历史系恢复建制后之所以发展较快，则与早期历史系丰厚的历史积累与优秀的治史传统密不可分。从人文楼大厅陈列的先贤铜像可以看出，与老历史系有关的几位先生——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蒋廷黻、雷海宗代表了清华史学的多种传统，正是这种多元性构成了历史系的底蕴，更成为今天历史系继续前行的基础。

张越教授

在专题报告环节，张越教授以《民国史学版图中的清华史学》为题，将重点放在1925年国学院成立至1937年清华大学南迁这一阶段，考察了国学院的情况、国学院与历史系的关系、清华史学对中国史学的贡献等。首先，清华学校创办国学院，是为了阐扬中国固有学术，以现代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旨在推动学校向正规化、研究型的大学转型。这一理念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及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有关，但在具体实践中有所变化。国学院创办前曾发生过一则趣事，1923年《清华周刊》刊载了一项题为“你赞成哪几个来清华教书”的学生问卷调查，结果梁启超获68票，赵元任获10票，而王国维仅获1票，这种反差提示我们，学生的偏好与国学院导师后来在学术史上的位置并不完全一致。在国学院存在的短短4年时间中，五大导师聚首院中的时长不足1年，却培养了一批卓有成就的学者，比如谢国桢、刘节、姚名达、徐中舒、王力等，这与国学院注重治学与做人并重、师生之间关系融洽有很大关系，他们共同成就了国学院的辉煌。这里有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即国学院仿效书院制的培养方式与现代分科治学的理念并不相容，加之国学头衔也很难与现代学科分类相衔接，这大概是当时不少国学院解体的根本原因之一，但清华国学院恰恰借此取得了巨大成绩，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评价呢？

国学院的光环遮蔽了历史系应有的地位。历史系成立后，国学院的教师常在历史系任教，二者在治学风格与方法上存在传承关系。就历史系本身而言，其学科建设得益于五位系主任——陆懋德、罗家伦、蒋廷黻、刘崇鋐、雷海宗的学术眼光与治系魄力。他们都是当时的新生代学者，均有留学欧美的经历，所获学位也不局限于历史学，主政期间积极聘请一流学者、年轻学者任教，为历史系注入了新活力。在其领导下，历史系逐渐形成了三个并重：中国史与外国史并重、史学与社会科学并重、考据与综合并重，此外还应该再加一条，即古代史与近代史并重，这里的古代史主要指中古史。放眼整个民国史学，清华史学在史料派与史观派之外，走出了一条会通古今、会通中西、会通文理的独特道路，这些特点具有先时性，不为时人熟知，却几乎悉数成为当下中国史学的研究重点或目标。

欧阳哲生教授在点评时补充了一些细节：其一，王国维受聘国学院得益于胡适的推荐，胡适为此与清华学校、王国维多次沟通，最终促成此事；其二，当清华国学院成立时，北大国学门因为经费不足，导致人才南流，比如顾颉刚、鲁迅便去往厦门大学。关于清华史学的四个并重，欧阳哲生教授认为，将后三者表述为史学与社会科学结合、考据与综合结合、开拓了近代史研究方向更妥帖，其中尤其需要注意蒋廷黻所著《中国近代史》的深远影响，以及他在拓展近代史研究领域、推动相关人才培养方面所作的重要贡献，比如当时历史系学生姚薇元的《鸦片战争史事考》、梁嘉彬的《广州十三行考》、王栻的《严几道》等，均体现出历史系对近代史研究的重视。关于史料派、史观派与会通派的划分，他认为这种划分方式属于一家之言，仍有进一步斟酌的空间。

陆扬教授

陆扬教授的报告题目是《清华大学时期的陈寅恪：史家之养成与唐史研究的转向》。报告开始前，陆扬教授谈到对他而言，陈寅恪是自己所从事研究领域中非常关键的学者，而且我们需要不断回到陈寅恪重估现在的唐史研究，并在这样一种脉络中重新理解陈寅恪的成就与贡献。有基于此，报告围绕陈寅恪何以成为史家、何以转向唐史、周围环境如何形塑了其唐史研究这三个核心问题展开。首先，陈寅恪是一位现代西方型史家，受到德意志文化，尤其是兰克的影响，这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传统史学的关照不再从道德或政治出发，而是从历史本身出发；第二，认为每个历史时期都有独特性，都值得被尊重；第三，主张了解之同情，了解指认识各个时代的特色，同情则指尊重各个时代。陈寅恪史学研究的现代性还表现在其反讽立场上，即认为史家不应该轻信史料，应该努力探寻史料背后的真正意图。正因如此，他才能够不断颠覆旧知，提出突破性论断。陈寅恪的史学思想中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熏习，主张摆脱单一因果链，只讲条件而不轻言因果。陈寅恪能够取得如此成绩，与其家学、个人的聪慧及其目录学功底等是分不开的，但我们也不必将他神化，理应将后世赋予他的声望与其实际水平区分开来。

陈寅恪转向唐史研究发生在他进入历史系后。这一转向并非简单的个人选择，应当置于清华学术体制变化的背景中理解，由此可以看到制度对人潜移默化的形塑作用。蒋廷黻执掌历史系期间，强调史学研究应当注重综合分析，影响了治史风气，这从夏鼐的日记中可见一斑；与此同时，傅斯年请陈寅恪兼任史语所历史组组长，承担史学阐释任务；陈寅恪不仅在中文系开课，还参与哲学系有关不古不今的讨论，认为不古不今对应的是思想框架上而非时间意义上的古今，这些经历使其得以进行跨学科研究；此外，陈寅恪需要回应日本学界的唐史研究，还以晚清经验激活了对晚唐史的理解，彰显出史学研究中感性与超然的统一。诸此种种，构成了陈寅恪研究转向的外部制度环境与内在感性动因。综上所述，陈寅恪是一位相当彻底的现代史家，更是一位不应该被简化的史家。

王东杰教授点评说，陆扬教授提醒我们注意两点问题：一是史家不是天生的，而是在特定环境中慢慢养成的；二是学术环境对学者的影响不可小觑。与之相应，王东杰教授谈了五点可以继续思考的地方：其一，陈寅恪是如何理解史家及自己这种身份的；其二，陈寅恪在国学院时是否有史家意识，如果有的话，如何评估历史系对他的形塑；其三，从熏习的角度来看，在西学之外，陈寅恪出生于诗人家庭及他对语言、诗词的重视对他提倡的了解之同情是否有影响；其四，从蒋廷黻对钱穆的欣赏来看，蒋廷黻对史学研究讲求综合判断的认识与传统义理学问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以及义理之学与语言、哲学思想的不同取向又该如何理解；其五，陈寅恪关于不古不今这一问题的看法，对目前中国构建学术话语体系有所助益。

仲伟民教授也表达了看法，认为陆扬教授的报告一方面打破了有关陈寅恪的神话，还原了其本来面貌；另一方面则讲清楚了国学院与历史系的内在联系，或者说一体性，而陈寅恪的史学研究能够与蒋廷黻倡导的新史学融合在一起，恰恰是清华史学之所以为清华史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刘超研究员

刘超研究员以《近代北平（北京）与北美东亚研究的兴替——以北大、清华、哈佛、燕京为视点》为题，从大学与知识系统的耦合、知识落差与美国对华知识供给、北平对美国东方研究的形塑、中美东方研究的深度互惠与裂解、北美与欧亚东部的对望五个方面，考察了近代中美学术交流的发展。报告首先从技术时代重思人文出发，指出我们要重技术，但不唯技术，需要进行反身性思考，保持对历史的想象力，由此进入报告主题。

北京作为学术文化中心，是中国学界与国际学界展开交流的重要枢纽。北大、清华、燕京等高校及各种学会、图书馆、出版社和研究机构，构成了支持知识生产与传播的网络，使北京成为学者聚集的地理空间。20世纪初，中国旧式人才济济，但新式知识生产凋敝，形成知识逆差，学术研究陷入窘境。随着留学热潮兴起，一批学生留美、留欧，其中进行东方研究的留学人员主要接受比较语文学的训练，集中于法国与德国。这批留学生回国后，进入北大、清华、东南大学等，之后则扩散至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等。在此过程中，国学研究机构渐兴。在留学生与外国学者的加持下，北平汉学迅速发展，以哈佛燕京学社最为典型，于是在巴黎学派、京都学派之外，北平学派隐然成型。此后，中国学者在美国开展教研，参与学术期刊建设，而美国学者也通过在华研究，深化了对中国及东亚社会的认识，比如费正清以哈佛为据点，培养了超过110名博士，遍及美国东亚研究界。战争改变了既有学术交流格局，欧美汉学研究转向海峡彼岸，致使中国的学术交流重心一度转向别处，被孤立于核心圈之外，形成知识上的欠账，这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学术建设的重要课题。冷战结束后，形成了新一轮知识落差，知识生产已经不再局限于象牙塔中，我们如何认知世界、知识如何回应时代，成为历史之问，更是时代之问。当将这一历程置于更广阔的全球视野中观察的时候，我们需要具体而微的知识锚点，也需要中宏观的学术眼光和现实关怀，为开掘原创性知识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李扬眉副主编首先对历史系建立百年表示祝贺。她认为，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至30年代，中国现代史学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清华历史系的建立无疑是这一阶段中高光时刻的代表。回到本场报告，李扬眉副主编指出，报告提供了一种非常可贵的视角，借用网络流行语来说，即课题分离。也就是说，当讨论海外中国研究时，我们应该注意，他者如何看待中国与中国如何看待自身是两个问题，其中更重要的是后者，因为过度看重他者的评价，自身的主体性必然丧失。在此基础上，她进一步指出，尽管历经中西交汇带来的极大冲击，中国独特的学术体系不但没有消失，反而仍然顽强地存在着。西方的社会科学之所以能在中国落地，实则也得益于中国学术的深厚土壤，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作为整体的民间的被发现。非常可惜的是，战争破坏了原本可能的学术发展进程。所以，当我们再去叙述20世纪以来的学术史时，理应看到它之所以呈现出现在的样态，并不是学术按其本身脉络发展的必然，而是种种复杂因素导致了这样的结果。那么，若我们今天想要建设一种合理健康的学术生态，应该采取怎样的行动呢？这是值得时时在念的问题。陈寅恪先生对中国传统深入肌理的理解，以及蒋廷黻先生作为学术机构主事者所展现出的影响力与塑造力，足以为此提供不少启示。

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自左至右)前排：李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后排：章昭煌、陆维钊、梁廷灿。

三场报告结束后，仲伟民教授再次向与会人员表示感谢。对历史系这样一个学系而言，百年这一时间刻度指向的绝不只是其自身走过的短短一百年，更指向其所研究的、无法用时间衡量的漫漫人类史，以及一切与人类的存在和观念有关的事物；百年也不仅仅属于作为整体的学系，更属于身处其中的一个个具体的人和数不清的一草一木。正是这些积淀与记忆，让百年系庆有了温度。

来源：范静静（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后）/文 赵鸿宇（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图